武汉抗战时期“政治部第三厅”组建中国共两党的政治博弈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国共合作背景下产生,它既是国民党政府的军事部门,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汇聚大量进步人士的抗战文化机构,是武汉抗战时期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抗日的共同目标下具体合作共事的唯一政权组织。武汉抗战期间,第三厅在宣传抗战的文化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见证了国共两党在政治上的合作与斗争。从第三厅的建制发展脉络来看,其作为国民党的机构组织诞生于蒋介石加强个人军事集权、整合政工与党务的独裁统治中,天然具备为蒋介石宣传“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服务的政治逻辑和工作宗旨。中共则立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基点,坚持既独立又斗争的既定方针,牢牢把握文化宣传工作的领导权,聚拢大批左翼爱国人士,最终将第三厅建设成为中共领导的、团结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战斗堡垒”。

中国近现代史学中“早期启蒙”说的语义表达与思想流变

中国近现代史学中的"早期启蒙"说以阐发中国文化由传统走向近代的内生性动因为目标,由梁启超率先提出,其以"启蒙"话语梳理明清学术思想史的致思路径成为后世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研究的重要理路。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早期启蒙"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阈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经由嵇文甫、范寿康、张岱年、吕振羽等的阐扬,最终定型于侯外庐对明清学术思想研究的理性总结中。"早期启蒙"逐渐成为探讨明清学术、思想演进特质的一种思维范式,是这一时期书写学术史、思想史的标准体系。在改革开放和文化论争的背景下,萧萐父、冯天瑜等从哲学、文化等视角进一步探讨"早期启蒙"说的合理内核和文化外延。"早期启蒙"说的语义表达和思想流变历程,经历了单线进化史观下对中西历史的比附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跨越,也实现了从学术思想到社会文化的论域扩充和从以西方为中心到以中国为中心的文化自觉,折射出近现代中国不同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中学者探寻文化近代化转型的思想历程和学术实践。热衷以"启蒙"话语构建明清以来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谱系,体现出近代以来民族主义氛围下中国学者的民族自觉和文化自觉意识。

近10年中国“水历史”研究的新视角、新问题与新方法——以历史流域学与水利社会史为中心

“水历史”研究是一门探讨人类在历史上与水互动的过程、结果与影响的学科。近年来,“水利史”研究受到历史地理学以及社会史学科的广泛关注,形成历史流域学与水利社会史两大研究热点。前者以“流域”为对象,着重探讨人地关系的演变历程,蕴含着推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旨趣;后者从社会史角度出发,将水利社会研究作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一个新的切入点,为勾连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找到了新的理论与方法。未来“水历史”研究及中国水历史科学建设,应不断拓展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形成本土话语资源与更具解释力的研究范式,同时应将关于水问题的理论研究,应用到回应可持续发展重大时代问题的实践探索中来。

唐代铜镜与易学文化

作为中华文化传承的物质载体,唐代铜镜蕴含了易学诸多精要。易学常与祸福吉凶结合在一起,与其相关的纹饰多含有趋利避害的吉祥意蕴。易数"三""五"与《太玄》、阴阳五行之间的联系紧密。龟灵崇拜衍及唐代社会风俗与世俗权力。八卦则反映了人们对于万物消长变化的深刻理解。

易学视野下的中国古代铜镜

中国古代铜镜在纹饰和形制等方面蕴含了易学的诸多精要,如云雷纹与屯卦的关联,山字纹、亞形镜与天人观的联系,龙虎纹、龙凤纹、双童戏莲纹反映出的阴阳交易观,连弧纹、鸟纹体现出的尊阳抑阴观等。铜镜上的云雷纹、山字纹是人们观察天地万物所得,并借此表达出人对自然的敬畏。"亞"形镜基于中国古代先民对时空的规划。龙虎纹、龙凤纹、双童戏莲纹、连弧纹、鸟纹则分别反映了《周易》阴阳交易观和尊阳抑阴观,阐释了阴阳交融、相辅相成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