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科人才培养何以实现--基于中英两所大学PPE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案例研究

新文科建设的关键在于文科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对牛津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专业(PPE)人才培养方案进行分析发现,PPE专业集中体现了文科人才培养从传统文科到新文科的发展趋势:从侧重知识传授到注重知识、能力、素质综合发展的人才培养目标转向;从单一学科到多学科/跨学科交叉融合的课程设置逻辑转向;从“教师”单一中心到“教师-学生”双中心的教学方法选择转向;从单一终结性评价到多元评价方式并存并用的人才评价方式转向。可见,传统文科遵循知识逻辑培养单一学科专业人才的模式正逐渐被新文科遵循应用逻辑造就跨学科综合性高素质人才的模式取代。为此,新文科建设应更加注重跨学科的知识体系、实践应用能力以及全面发展的人格素质培养;从多学科知识罗列的课程结构走向不同学科知识的跨学科交叉融合;综合运用“教师中心”(ITTF)和“学生中心”(CCSF)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善于使用结果评价、过程评价、增值评价与综合评价等多种评价方式。

人文社科类博士研究生选择就业地区的影响因素研究

博士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就学地工作是博士生教育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的主体功能和派生功能的主要方式。在社会资本与社会认同的理论视角下,选取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科类博士研究生进行质性研究后发现,从"自我"到"他者"的人的因素和从"自然"到"社会"的环境因素是博士研究生选择就业地区的两大决定因素。附着于个体身上的个人特质和体现于不同地理区位的自然环境是"个人"和"自然"的基本要义,而围绕博士研究生个体形成的社会资本、社会认同和社会环境是"社会"的关键内容,"个人-社会-自然"三者联动,对人文社科类博士研究生选择就业地区产生综合性影响。

知识转型与组织应对:文科见长大学改进发展研究——以耶鲁大学为例

知识转型要求大学组织变革。高等教育系统是学科知识和组织机构交叉形成的矩阵结构,大学改进以知识转型为中心,带动大学学科布局调整与组织变革,表现为知识转型与组织应对逻辑:学科知识边界由清晰转向模糊,大学组织结构呈现跨学科、综合化趋势;知识评价标准由单一转向弥散,大学组织目标呈现需求导向的应用性发展趋势;知识生产方式由传统转向现代,大学组织行动呈现信息化、智能化发展趋势;知识流动范围由本土转向世界,大学组织使命呈现民族化与国际化并存格局。耶鲁大学近年来在学科布局调整与组织改进变革方面的实践探索很好地体现了世界一流文科见长大学的发展趋势,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文科见长大学提供了经验借鉴。

数据密集型社会科学发展的经验及启示:一个国际案例的分析

面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以及技术发展在学科建设及其研究范式的高渗透性,高校尤其是以人文社会科学见长的高校更应该主动迎接并积极运用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的优势,充分考虑数据驱动下的知识发现对于传统社会科学学科建制及其研究范式的重大影响、冲击乃至颠覆作用。一方面,数据密集型科学的发现及其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渗透与应用,会带来数据密集型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发展,推动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方向由传统走向现代、由经验转向科学;另一方面,借助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基于数据驱动的研究优势能够有效提升社会科学研究的速度、效率和效果,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转型,且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相结合的混合研究将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范式。以耶鲁大学为研究个案,着重分析其发展数据密集型社会科学的愿景目标和实践举措。研究发现,耶鲁大学通过发展并应用数据密集型社会科学的方法,拟实现借助数据密集型科学的强大力量不断赋能并推动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转型、通过建立社会科学研究社区促进跨学科研究与协作、有选择地改善基础服务并强化制度保障与治理支持3个维度的愿景目标。为了实现这些愿景目标,耶鲁大学通过创建数据密集型社会科学中心、了解其他大学和行业卓越机构的发展趋势、在大学层面建立委员会等实践举措,实现重塑组织结构、调整组织行为和促进跨学科研究的整合效应;通过加强基础数据密集型课程群建设、增强数据密集型社会科学发展的多样性和包容性,以及教师年度会议和委员会等制度保障和治理支持,不断优化数据密集型社会科学的人才培养目标,推动课程教学的创新发展和科学评估。由此,耶鲁大学不仅推动了数据密集型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知识交叉融合发展,还加快了数据密集型科学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我国高校在未来的数据密集型社会科学发展实践中,需要主动转变社会科学发展的传统理念,主动运用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赋能社会科学转型发展,加强社会科学与数据密集型科学之间的深度融合,建立与数据密集型社会科学发展相匹配的人才培养目标与跨学科课程体系,注重数据密集型社会科学发展的整体规划与适时动态调整。

高等教育国家品牌如何形塑?——基于信号理论的新加坡个案研究

国家品牌建设是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新要求。根据信号理论,被观察到的高等教育质量是在实际质量基础上进行品牌建设的结果。对新加坡高等教育国家品牌形塑的个案分析发现,新加坡通过努力提升高等教育实际质量、主动制造和传递有效信息,最终成功塑造具有国际声誉的高等教育国家品牌。中国实施高等教育品牌战略,应当以提高质量为核心,不断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树立和提高品牌意识,大力实施高等教育品牌战略;主动制造和传递信息,与其他市场主体建构积极正向的关系网络。

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的规训悖论及其突破

交叉学科发展呼唤人才培养模式革新。学科规训是学科后继人才培养的基本手段,规训理论提供了从组织制度和知识体系两个层面分析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的框架。交叉学科既要留足知识体系融合的自由空间以保持生机,又要完成分门划界的制度建设任务以维持生存,由此产生了人才培养的“去规训”与“再规训”悖论。比较传统学科与交叉学科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发现,二者在学科萌芽时期分别将“规训”和“去规训”作为人才培养的唯一方式,而学科成熟时期则将“规训”与“开放”视为人才培养的并存关系:传统学科是“规训的开放”,即以服务学科规训为目的实施学科交叉;而交叉学科则是“开放的规训”,即以限制学科交叉过度开放为目的实施学科规训。因此,交叉学科应当建立一种制度化的开放式人才培养模式,在“巩固规训”与“保持开放”中维持平衡,消除交叉学科人才培养中的“规训悖论”。

新加坡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经验与思考——以新加坡国立大学为例

新加坡在短期内建设起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系统,在高等教育模式方面与中国相似,对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具有借鉴意义。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冲击,新加坡高等教育采取了强调国际化、加强研究与应用等策略。新加坡国立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三条经验是短期而迅速的建设,高站位的品牌战略和政府主导下的大学自治。

国家级特区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研究--基于深圳、浦东经验的雄安新区高等教育规划

在国家级特区规划建设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现代化高等教育体系意义重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的产业发展、从起步区到扩容区的空间布局、从政策辅助发展到内生创新发展的时间阶段,对高等教育宏观结构、办学模式和功能作用产生了直接影响。二者的实践探索表明,高等教育宏观结构应当与特区产业发展的结构性、层次性相匹配,办学模式应当与特区空间布局的协同性、前瞻性相耦合,功能作用应当与特区时间维度的阶段性、约束性相吻合。创办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雄安新区高等教育,必须根据高端高新产业发展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需求,确定高等教育宏观结构;有机结合“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采取多元办学方式建设位于不同区位的高等教育;统筹协调“增量存量”和“疏解控制”,确定适应不同阶段发展特点的高等教育建设方式。

校外培训机构的问题现状及其社会学阐释

基础教育阶段存在一些违背教育规律的校外培训机构,给中小学生"减负"及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不仅集中在校外培训机构本身,还体现在校外培训机构与公立学校、家庭和政府的关系上,与"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背道而驰。从教育社会学的教育筛选、社会化、符应原则等理论视角出发,对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深层意义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三点结论:竞争性教育体制为校外培训机构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校外培训机构的应试导向损害了教育质量、其市场导向不利于教育公平。

“双一流”建设视角下地方高水平大学发展的困境与对策

新一轮“双一流”建设为地方高水平大学发展打开了政策窗口。对38所地方高水平大学的领导干部进行深度访谈后发现:“双一流”建设加剧地方高水平大学引才育才聚才难、经费匮乏来源单一、内外部治理现代化程度低等“新老问题”。运用“阶段启发法”概念性框架,将地方高水平大学的发展纳入“双一流”建设政策过程加以分析可知:国家层面缺少对地方高水平大学的“荣誉性”肯定和“物质性”支持,地方政府存在对“建设性”政策的“结果性”误读和“身份性”误用,地方高水平大学仍有“求大求全”的外在制度诱导和内在组织差距。应当在国家层面为地方高水平大学及其优势特色学科发展开辟“新赛道”,由地方政府搭建产教融合平台、创设良好治理环境,地方高水平大学则要精准合理定位、优化内部治理、拓展多元筹资渠道。

新加坡高等教育与自由贸易港协同发展研究

新加坡自由贸易港发展演变的四个阶段,是对自身产业类型的转型升级和发展定位的不断调整,高等教育所肩负的培养人力资源和研究创生知识的双重使命在此过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最终成为新加坡自由贸易港得以持续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新加坡高等教育采取国际化和品牌化的建设方式,为自贸港培养汇聚并吸引留住了大批技术技能型和拔尖创新型人才;采取治理现代化和成果产业化的建设方式,为促进成果产出、加快成果转化应用,推动自贸港向技术、知识密集型的产业结构转型做好充足准备。基于新加坡经验,海南高等教育应当通过政策激励与财政投入以提高国际化水平,通过提高国际教育市场声誉以打造世界级品牌,通过推进治理现代化以激发学术活力,通过构建与产业的良性互动以促进成果产业化。

继承与转型:法国大学教师评价体系研究

院校与学科是基于高等教育系统的矩阵结构认识和评价学术职业的双重维度。法国大学教师评价体系由“标准化”“弱激励”的制度设计和“重教学”“强定性”的范式选择构成,在制度和理念层面存在聘任制度不适当、激励问责与退出机制不健全,评价内容侧重尚未理顺、评价方法选择仍不协调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法国大学教师评价体系今日之形态及问题,仍保留着国家主义政治哲学在评价制度设计中的深刻痕迹和中世纪行会传统在学术评价中的浓厚影响。尽管积弊重重的庞大体系仍在以渐进方式缓慢变革,但从短期评价到长期考察、从政府主导到多方参与的转型方向正在重塑大学教师评价制度,从学术自治到学术自律、从科教分离到科教融合的变革趋势正在夯实学术共同体实施同行评议的合法性基础,为我国提供了超越国家边界和民族特质的普遍参考。

新时代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应然与实然分析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中国共产党对普通高校领导的根本制度,规范党政关系是大学内部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所在。结合西方的理论观点和中国的实践经验,“应然”的大学内部党政关系应当以党的统领性为前提,在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分别维持“分工合作”的平衡性关系与“议行合一”的相对性关系。对41所“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党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到的“实然”的大学内部党政关系,验证了逻辑推演得到的“应然”的大学内部党政关系。正确调整高校党政关系,将高等教育自身的内在逻辑作为改革的根本遵循,将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横纵两维关系的指导下尝试构建高校内部治理的“立体同心圆”结构。

媒体变革背景下公共政策目标群体意见表达方式的转变研究

在传统媒体时代,由于传统媒体具有难以引起广泛讨论、难以构成舆论压力的特点,公共政策目标群体普遍对参与政治生活表现冷漠,或难以寻得合适途径表达诉求。与传统媒体相比,具有双向互动性、匿名性、即时传播性、开放性、直接性等特点的网络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媒体的先天缺陷,不仅唤起了公共政策目标群体参与政治生活的意识,也实现了政策受众之间的横向沟通和信息的迅速传播。它为众多来自公众的信息提供了一个整合和聚焦,并以此向决策者施压,影响决策的做出的舆论场,公共政策目标群体也得以凭借网络媒体走向政治舞台的中央。

南非后种族隔离时期高等教育招生政策变革及其启示

教育公平问题事关每一个国家的教育发展,正确界定弱势群体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关键一步。南非社会进入后种族隔离时期后,在高等教育招生政策的变革过程中,对弱势群体的界定逻辑经历了从种族到阶层的转变,这在南非政府、高校颁布的相关高等教育招生政策中有明显体现。尽管以种族为基础的倾斜性招生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补偿弱势群体的作用,但随着去种族隔离改革的深入,这些补偿性政策逐渐演变成特权性政策,诸如黑人学生参与率仍旧低下、专业选择倾向人文学科、阶层分化与恶性循环、污名化与逆向歧视等新问题随之出现。为了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实现种族团结,近年来,南非政府和高校采取了以阶层为基础的招生政策,这是南非在高等教育领域推动教育公平的重大突破。相比之下,我国在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中应当坚持“能力本位”与“综合评价”的正确方向,推动“公平而有质量”的基础教育内涵式发展。

讲好奥林匹克教育中国故事:更全面更健康更美好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政府主导、学校主体、社会支持的奥林匹克教育模式已见雏形,但仍面临奥林匹克教育的重要育人价值未得到广泛共识、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突出、可持续发展亟待深入研究等问题。中小学校应将推进奥林匹克教育作为落实立德树人任务新的增长点,在谋求价值共识、推进跨学科协同、拓展教育资源方面重点发力,充分发挥奥林匹克教育的育人价值。

谁在做中国公办高职院校校长——遴选任命制度视角下高职院校校长特征的实证研究

对高职院校领导干部遴选任命制度进行文本分析后,发现我国高职院校领导干部遴选任命制度改革呈现趋于独立、强化专业、不断细化和走向开放等趋势。对随机抽样所得的246位高职院校校长展开分析,描绘出在此遴选任命制度下,公立高职院校校长的基本特征为:男,平均54岁,籍贯多为学校所在省份,中国共产党党员,以本硕博学历为主且硕士学历居多,具有工科或社科类单学科背景,与学校类型对口程度较低,基本无海外经历,大多数是学校升任或政府调任,正高级职称,缺乏对管理能力和业务能力的兼顾。从遴选任命制度改革的目标出发,我国公办高职院校校长的遴选任命实践仍存在问题,应当有针对地予以解决。

理工类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大类培养的挑战与对策——以B大学为例

人文社会科学在高校人才培养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运用问卷调查法及访谈法对B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大类培养实践进行案例研究,发现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大类专业设置泛化,分流难以匹配学生志趣;课程方案不够合理,成效无法满足现实需要;主管学院压力较大,管理未能形成组织认同;个别学生迷茫焦虑情绪蔓延,容易诱发心理问题等。为解决相关问题,文章提出四项实践对策:以顶层设计为引领,打造全面有序的大类布局;以发掘志趣为核心,科学引导学生分流;以平等尊重为旨归,实行自由开放的人本管理;以学科融合为导向,构建多元特色的课程体系。

中国共产党创建新型高等教育百年:一项问题史的研究

问题史学认为历史学的任务是解释历史,而不是描述历史,提倡跨学科的整体论方法,主张历史方法研讨的是变革与稳定。任何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都是与一个国家的文化模式相适应的。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百年是一个回应时代需求、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过程。高等教育的"中国模式"是在中国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下逐步演化出来的。如果不理解过去百年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信念和价值观,就不能真正理解当代中国大学。中国当代大学至少有三个源流,一是源于中国古典书院,经湖南自修大学、陕北公学传承创新形成的"延安模式";二是源于欧洲大陆的罗马传统,经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转换创新形成的"苏联模式";三是源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经民国时代诸大学的引进吸收再创新形成的"美国模式""。延安模式"是真正本土化的模式。

矩阵结构中的学术职业:大学教师评价新框架——基于巴黎-萨克雷大学的案例研究

高等教育系统是由院校和学科交叉形成的矩阵结构,大学教师的身份交叠于院校和学科,大学教师评价是院校维度高等教育治理和学科维度学术共同体建设的关键议题。巴黎-萨克雷大学教师评价体系由职前的准入招聘评价和职后的职称晋升与日常绩效评价构成,在院校维度推动评价权力再配置、评价制度再设计、评价主体多元化改革;在学科维度修订评价技术手段、明确评价内容侧重、夯实评价合法基础,其评价体系与变革逻辑既有民族性,也有普遍性。应当从院校和学科两个维度出发,深化新时代大学教师评价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