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民家庭能源消费模式的演变及环境效应

能源消费模式不仅受技术效率的制约,也是生活方式与社会文化等因素影响的结果。为掌握牧民定居后家庭能源消费模式的演变规律及环境影响,该文在对甘南牧区20个乡镇259个牧民家庭用能资料分析的基础上,分析了游牧、半定居、定居3种生活方式下能源消费模式的差异,以及主要温室气体及污染物的排放情况。结果表明:牧民定居后,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对牧区家庭能源消费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消费总量上,人均能耗水平显著下降,从1 738.85减少到734.19 kgce(千克标准煤)。在消费结构上,商品能源的消费比例逐渐提高,生物质能消费数量明显减少,且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太阳能的使用量有所下降。因为消费了较多的商品能源,综合热效率从15.74%、16.81%提高到19.96%,节能效应逐渐凸显。环境影响发生变化,CO2、N2O、CH4、NOx、TSP(总悬浮颗粒物)等主要温室气体及污染物的排放量都在显著减少,而因煤炭等商品能源消费产生的SO2排放量有所增加。家庭能源消费模式变化后产生了新的环境问题,牧区能源建设需进行系统规划。研究结果可为推动牧区节能减排和实现牧区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

城市化:人口增长约束及其政策启示

城市化过程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显著相关。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推进的重要时期,人口增长速度的减缓既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也带来了一系列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我国城市人口的生育率明显低于农村人口,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迅速上升这一事实做出四个推论,对我国人口数量及城乡结构变化的可能情景进行了分析。约束我国人口增长的因素可简化为生育政策效应和城市化效应二部分,前者可视为外部约束,后者可视为内部约束(即家庭主动节育)。参照城市化过程、人口增长变化与我国具有共同趋势的17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用类比方法估算出1972-2012年期间我国约束人口增长的城市化效应和计划生育政策效应。结果表明,前者使人口自然增长率由24.57‰下降到10.0‰-12.0‰,后者则进一步使增长率下降到4.87‰,并减少出生人口3.44亿-4.14亿人。可分三个阶段来分析内、外部因素的影响效果,政策效应时期(1972-1980),政策效应为主、城市化效应为辅时期(1980-1995),政策效应与城市化效应并重时期(1995-2012)。40年来政策效应由强变弱,城市化效应由弱变强。在新的发展阶段上,为减轻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需要继续控制人口增长。另一方面,为避免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诸多问题,需要保持人口的适度增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人口政策的重大调整非常及时和必要,但需要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同时,逐步减弱政策约束,增强内部约束,充分发挥城市化的效应。在各地区、各民族实行统一的生育政策,把约束人口增长的机制由政策强制变为家庭主动意愿,创造更加公平、合理和人性化的制度环境和平台,有序推进城市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