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王羲之“墨池”形成及传播的解构

王羲之勤奋习字,将池水染黑形成墨池的故事流传甚广。整理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史、唐宋时期诗歌、散文、地理志以及明清时期各类选集的方式有助于考证这一"故事"的起源和真实性,得出"墨池"的所在地并理清这一"故事"发展传播的途径。从现存史料看,王羲之墨池的存在值得怀疑,从南朝、隋唐直至宋时各地大量出现的所谓"墨池"普遍来自于附会以及指认,而明清时期关于墨池的诗文被大量结集、印刷,从而使其更大程度地进入普通知识分子的知识世界,以至于进一步扩大了这一"故事"的影响力。

王芬谋废汉灵帝发微

东汉王朝在灵帝统治时期摇摇欲坠,"党锢之祸""黄巾之乱"接踵而至,士大夫集团、宦官集团与皇权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王芬在灵帝统治后期发动了一次未能成功的叛乱,以这次叛乱为媒介,梳理以王芬为首的谋废立集团的出身及政治倾向,结合此事发生的地理、政治背景,能够归纳出王芬之谋具有"从宫廷政变发展到武装叛乱"和"从反宦官发展到反皇权"两大特征,而这两大特征也在其后的军阀割据中不断出现,最终成为导致东汉王朝灭亡的重要因素。

陈果仁信仰与隋至唐前期的常州地域社会--以碑刻史料为中心

发源于常州的陈果仁信仰为观察隋至唐前期当地的宗族、信仰、地方秩序提供了重要线索。《隋司徒陈公舍宅造寺碑》中所见的陈果仁家族事迹作伪可能性较大。陈果仁为沈法兴政权征战的经历被改写成为隋朝平定地方叛乱的故事,记入碑文。陈果仁后人及佛教势力为扩大自身影响力,将陈果仁由隋太仆丞元祐的叛将塑造为多次参与平叛的隋朝司徒以及常州地域的守护神。安史之乱中,常州地方官府为应对附近潜在的军事威胁及灾异,带头祭祀陈果仁,并立《隋大将司徒陈公神庙碑》,希望以此稳定地方秩序。陈果仁信仰“忠”的特质实际上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势力共同塑造、层累形成的产物。

袁绍、韩馥议立刘虞为帝考论

东汉末年,山东州郡以讨伐董卓为名起兵,袁绍、韩馥等人曾策划拥立幽州牧刘虞为帝,董卓也以加官进爵的方式拉拢刘虞。关于此事,刘虞本身并不认可,山东诸将内部亦有不同意见。刘虞最终选择了一条奉迎献帝、保境安民的政治路线,也正是因为这种政治选择,刘虞无法适应初平年间乱世的政治生态,最终被公孙瓒擒杀。将议立刘虞放在汉魏之际皇权衰微的大背景下观察,可以得出这是一次"皇权符号化"的尝试,而这种尝试也影响到了建安政治。

论司马氏对曹髦之死的应对——兼论葬仪之议中的刘贺记忆

曹髦的军事冒险打乱了司马氏夺权的计划,而如何应对由此引发的政治危机成为当务之急。司马氏对于曹髦的历史定位经历了从"民"到"公"的转变,而这种转变与司马氏对曹魏政权中其他势力的安抚有关。为营造出为曹髦"法外开恩"的氛围,司马氏集团将曹髦与西汉海昏侯刘贺相比较。

《容斋随笔》“东晋将相”条中的“以古讽今”与“以今观古”

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东晋将相＂条中将东晋面对胡族侵扰而长期存在归因于皇帝对于将相的信任。通过分析原始史料,结合目前学界的研究成果可以得出洪迈的这一认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主要来自洪迈＂以今况古＂的思维方式及其＂以古讽今＂的目的。＂以今况古＂和＂以古讽今＂具体表现在洪迈对东晋的政治架构的曲解及其以东晋之政向皇帝进谏上。

论晚唐五代江南政局与社会中的陈果仁信仰

引言陈果仁(又称陈杲仁、陈仁果)信仰发源于唐前期的常州,陈果仁家族、佛教势力、常州社会、地方官府合力将其塑造为常州的守护神[1],后于晚唐五代渐传至江南各地。清人俞正燮大致勾勒其传播过程[2],杨俊峰、叶舟、金相范对晚唐五代若干历史人物在该信仰传播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初步探索[3]。但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信仰传播的主导者,未重视其他与此有关的社会群体,未充分揭示传播背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

南朝后期至唐初江南僧人的求学、弘法路径与江南社会

南朝后期的建康是江南佛教的中心,具有丰富的政教资源,因此吸引了大量来自江南各地的僧人。南朝政权的更迭并未打破这种僧人求学模式。受隋至唐初社会动荡的影响,建康佛教受到沉重打击,建康城政治地位持续下降,且失去江南佛教中心的地位。陈亡后,部分在建康求学的僧人东归至江南各地避祸,并长期驻留。江南地区的佛教格局开始改变。这一时期,僧人与江南大族结合更为紧密,部分僧人借助其与地方社会的密切联系触犯法律并逃脱惩罚。唐王朝将长安确立为全国性的佛教中心后,为江南僧人在江南之外提供更多的求学选择,江南地区也出现新的佛教中心,江南僧人求学、弘法的新路径遂开始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