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与中国现代大学的创建

建立中国国家大学的想法,始于戊戌变法之年。其后,国家大学的建设步履艰难。民国元年,蔡元培出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制定了《大学令》,史称壬子学制。从1917年1月到1923年1月,蔡元培掌北京大学六年。六年间,蔡元培围绕《大学令》的基本框架,从课程、师资、运行、制度诸方面改革北京大学,使北京大学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大学。蔡元培提升北京大学现代品质的依据,一是熟谙多灾多难的国家民族急需,二是善于借鉴欧美大学的经验。把国家需要和欧美经验结合,走出一条中国大学的成长之路。蔡元培引导国家大学从“书院旧法”的张百熙时代、“中学渐为饰品,西学止于贩卖”的严复时代,走到了共同研究学问、循思想自由原则、行兼容并收主义的北京大学时代。北京大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成为新思想新文化新学术的发源地。蔡元培努力将北大的成功与欧美大学的经验带入全国教育的布局,其国立与省立并举兴学强国的思想,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而重审百余年前的这段历史,对当下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新的实践也具有参考意义。

义法说:桐城派古文艺术论的起点和基石

作为中唐以来绵延不绝的古文运动的收束者 ,桐城派坚守古文写作的艺术性原则 ,注意不断体悟总结《左》、《史》、韩、欧以来的单行散体之文的写作经验和创作规律 ,形成了从诵读、鉴赏到写作的古文艺术体系。在桐城派的古文艺术体系中 ,方苞的“义法说”有着特殊的地位和意义。本文从言有物、言有序、雅洁论三个方面 ,具体阐述了义法说的内涵及其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贡献。

姚鼐的古文艺术理论及其对桐城派形成的贡献

在清代延续时间最为长久 ,作家人数最为众多 ,影响最为深远的散文流派———桐城派的创立、形成与发展过程中 ,姚鼐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姚鼐在乾隆中叶考据之学日趋鼎盛 ,与义理之学互争学术坛坫之际 ,凭借宏通之识和四十余年研究、写作、教授古文之学的努力 ,在建立健全桐城派古文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开启澹远洁适、萧然高寄的为文风范、揭橥桐城派旗帜诸多方面惨淡经营 ,终于使日暮途穷的古文之学再现最后的辉煌 。

同光体诗人的诗学观与创作实践

同光体是清末民初颇有影响的诗歌流派。本文对同光体的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予以概括描述与探讨。同光体的诗学取向,体现了末代传统诗人宽泛而慎重的选择。同光体诗人的诗歌创作,其学古方向、诗学路径、诗歌风格各有不同,但都体现着打通唐宋、转益多师、力破余地的实践精神,也为旧体诗歌的存在与发展拓展了疆域。

《南山集》案与清代士人的心路历程——以戴名世、方苞为例

清入主中原后,针对激烈的反清情绪,对士人采取严密的钳束政策,康熙五十年,戴名世因其《南山集》的锋芒而致大狱,与戴氏有文字交的方苞也因作序而罹罪,虽幸免于死,但精神受到重创,为文风格遂变得迂回盘折。此案前后文风的转变,体现了清初士人由狂悖不驯到敛性皈依的心路历程。

经济全球化视野下的大学学科制度创新

本文通过分析目前大学学科制度建设存在的多种缺陷 ,探讨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学学科制度创新的内涵及运行机制。认为大学学科制度体系包括学科设置制度、学科评价制度、学科培养制度、学科生长制度等 ,对大学组织系统内部如何推动学科制度创新进行了研究。

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述评

20世纪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分为四个时期。其中 ,2 0世纪 2 0至 40年代 ,是近代文学研究的第二时期 ,也是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时期 ,以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为代表 ,而陈子展是最早使用“近代文学”这一概念的学者。 2 0世纪的最后 2 0年是近代文学研究的第四个时期 ,近代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研究视野趋于开阔 ,研究水平有较大提高 ,高质量的学术论著纷纷问世 ,涌现出一批各具特色的学术群体 ,并初步形成了以北京、上海、山东、河南、江苏、广东、东北为主的学科研究与人才培养基地。随着人们对近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所具有的特殊意义的深入理解 ,随着研究者思想观念的更新和研究视野的扩大 ,随着近代文学学科队伍的不断壮大 。

梁启超与近代文学启蒙

本文主要论述了梁启超在维新变法时期以文学新民的特殊功绩。文章认为，梁启超比其他同时代的思想家更明确地意识到：新民救国，不可不借重文学的力量；思想启蒙，不可没有文学的鼎力相助。在促进文学与思想启蒙牢牢结盟的过程中，梁启超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正是从民族自新的思想启蒙中，梁启超获得了文学革新的激情与灵感；也正是附着于民族自新的思想启蒙之上，近代文学革新才具有了超乎寻常的意义与辉煌。

清代嘉道之际学风士风的转换与文学主潮

嘉道之际,中国正处在鸦片战争的前夜,处在一个山雨欲来,风云骤集的年代。此时,清政权统治已由巅峰状态走入低谷,东方帝国天朝盛世的釉彩虽未剥落贻尽,但其王霸之气,已荡然无存,衰败之象,却处处可见。官场腐败之风愈演愈烈,政府权力机能减弱,威信下降;西北、西南边疆地区,外扰不已;东南沿海,鸦片货币剧增;白莲教与南方秘密会社起事频繁,屡禁不止。各种社会危机,纷至沓来,如同地火在奔涌汇聚,集势待发。

政治与军事对峙中的文学空间——太平天国与曾氏集团文学论略

太平天国1853年建都南京,这是继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近代史上的又一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一个于草莽间揭竿而起的农民武装,二三年间即建立了与清政府赫然南北对垒的政权,并蓄势待发,随时有挥师北上,直捣黄龙之势,这一事变对清政府来说,是比海外骚扰、五口通商更为直接严峻的生存威胁。清政府迅速调动军队,在南京附近设立江南江北大营,封锁长江沿线,组织对大平天国的防范与围剿。

蒋湘南文学略论

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一支非自觉而形成的文学流派。他们震惊于时代、社会的剧烈变动,把目光转向社会现实,以诗文讥评时政,揭发弊端,希望改变政治、学术、文学界因循守旧,万马齐瘖的局面。他们以文朋诗友的形式结识交往,相互切磋激励,在拟古、模拟之风盛行的文坛上,别为一阵营,其代表人物是龚自珍、魏源。而在他们的周围,聚集了张维屏、汤鹏、吴虹生等人,蒋湘南也是其中之一。

发挥老校人文学科优势 培养大批高层次优秀人才

作者根据新世纪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文社会科学高层次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的新形势,分析了老校优势人文学科在培养高层次优秀人才方面的优越条件,提出了发挥老校人文学科培养高层次人才的优势应当注意和解决好的几个问题。

经学同文学的分野与冲突——以唐宋与清代古文运动为例

本文以唐宋古文运动与清代桐城派的发展为切入点 ,描述了唐宋以来中国传统学术的文章之学、训诂之学、儒者之学由混沌一体而渐至分离的历史过程 ,以及在经学君临时代 。

黄遵宪的诗学理论

黄遵宪是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黄遵宪的诗学理论以“诗外有事 ,诗中有人”为总纲 ,力主以今人所见之理 ,所历之境 ,所遭之时势入诗 ,为了无生气的诗坛吹进若干时代与生命的气息。 2 0世纪初年兴起的诗界革命 ,既是对黄遵宪诗学理论的继承光大 ,又是对其诗学理论的深化丰富。

五四之后新文学家对桐城派的再认识

五四之后新文学家对桐城派的再认识关爱和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留给人们许多说不尽的话题。中西文化互补，新学旧学的融合，一直为２０世纪的学人所津津乐道。中国文学的进化自白话代替文言之后，仍是山重水复。在现代...

科学发展观与高校历史使命

2009年4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志在视察河南大学时指出,高等学校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过程中要勇于探索,把握特点,突出特色,重在实效。长期以来,河南大学围绕办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大学、办人民满意的大学的根本宗旨,积极探索以科学发展观统领高等教育实践的有效途径。在取得明显的成绩的同时,河南大学十分重视对科学发展观和高等教育实践的理论总结和提升。本组笔谈从一个侧面展现了这种理论总结和提升,现发表以飨读者。

梁启超文学界革命在20世纪初年文学演变中的意义

在20世纪初年，中国思想界、文学界最有影响的人物当推梁启超。维新变法失败，梁启超东渡日本后阅读了大量日本译介的西方政治、经济、哲学、社会学方面的著作。这些著作对于从“学问饥荒时代”走来的梁启超来说，如久旱逢甘霖。其自言“自东居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由所读西学之书，返观中国新学的各个领域，梁启超深感需重新建构。出于更新国民精神和新学建设的需要，

夏曾佑与晚清文坛

夏曾佑是晚清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其在19、20世纪之交,在天津编辑《国闻报》,在上海主笔《中外日报》,写作《中国古代史》,提倡新学诗,提倡小说启蒙救国,与梁启超、严复交往甚多,对晚清文坛多有贡献。夏曾佑1924年去世后,著作散逸严重。经钱玄同等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夏曾佑集》2011年得以问世,为夏曾佑研究由碎片化进入整体化,建立了较好的文本基础。从夏曾佑与晚清文坛入手,可以了解夏氏思想、史学、文学之非凡贡献。

关于地方综合性大学科研职能的若干思考

大学的职能是随着科技、经济和社会进步不断发展变化的。现代大学的基本职能是培育人才、发展科学和为社会服务。地方综合性大学强化其科学研究职能应坚持科学研究与创造性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相结合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相结合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科技成果推广相结合 ,综合建设与重点发展相结合 ,参与国家科研项目与为地方经济服务相结合 ,研究生培养数量与质量相结合。

从同适斋到不舍斋——《任访秋文集》代序

著名学者、文学史家任访秋先生（1909—2000）一生以教书与著述为业，在中国文学史以及思想史、学术史等多个学术领域辛勤耕耘，成果丰硕。尤其是在打通古代、近代、现当代文学畛域，梳理晚明至五四文学发展源流方面宏论迭出，多有创获。先生晚年病目，未及将著述一一订正整齐，而不少著作也已绝版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