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济:合成生物学安全伦理治理的原则和策略

合成生物学对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构成了新的挑战,由此影响人类共同的生命健康和生命安全。作为科技伦理治理的新原则,共济对于引导合成生物学向善发展、解决合成生物学安全伦理治理问题具有重要的规范性意义。在共济原则下,合成生物学应该优先维护公共利益和帮助脆弱群体,推动各个层次的对话与合作,与各方携手治理潜在的生物安全与生物安保问题,致力于合成生物学的良善、安全与可持续发展,实现为人类造福的目的。

合成生物学是否挑战传统生命观

合成生物学为揭示生命奥秘提供了一条主动建构的新进路,对人类深入理解生命本质和推动科技创新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从头设计与构建生命也被认为构成对传统生命观的挑战,引发“扮演上帝”、挑战生命定义、侵犯生命尊严、干预自然进化等争议。然而,支持构成挑战的部分观点并不符合事实,需要作出反思与澄清合成生物学不同于上帝从无到有创造生命,而是对自然基因的复制;生命的定义应该走一条建构的路径,并非一成不变;合成生命没有真正地脱离自然进化,应当分有自然属性并可以融合于自然。最终我们应该正确看待科技进步带来的挑战和风险,谨慎使用合成生物技术,使其致力于造福人类,而非伤害人类。

基于共济原则的生物样本库的伦理和治理框架初探

西方传统自由个人主义的伦理框架在新的生命伦理学背景下已经无法通过旧的伦理原则解决新的伦理问题,多年来个体与共济的冲突与争议使得共济原则发展成为21世纪一项新的伦理原则。传统伦理框架和伦理原则在解决生物样本库的建设与治理中出现的新问题如知情同意、隐私保护、数据共享等问题时陷入困境。为了遵循并继承古希腊文化和中世纪基督教对"共善"概念以及19、20世纪社群主义对"共济"概念的发展与追求,我们提出以共济原则为基础的新的伦理框架来解决生物样本库在伦理和治理方面的新问题,这也有助于解决其他新的生命伦理学的难题。

生命伦理学视域下共济术语的使用与辨析——对《共济:对一个在生命伦理学正在兴起的概念的反思》报告中关于发展共济术语工作的评介

共济是21世纪生命伦理学领域最受关注和最有前途的概念,却在跨领域的使用中被许多学者诟病定义模糊不清,经常与利他主义、慈善等术语在含义上重叠。为此,芭芭拉·普拉因萨克和阿莱娜·布克斯等学者对共济术语的起源、发展和使用进行探索并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工作定义,为区分共济和同义术语以及总是抱怨共济在生命伦理学使用中不相融贯的人提供了理解的新角度,且有助于将共济发展成为一项生命伦理学的实践原则。但他们对共济的工作定义在相似性方面的限定容易导致错误有害的共济实践,需要对相似性进行二阶限定;基于共济的欧洲伦理治理框架和基于自由主义的美国伦理治理框架并非完全对立,在解决具体伦理治理问题的情境中寻求二者的协作与融合更为可取。

生命伦理学对生物医学的重要性——论“基因编辑婴儿”事件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反映了我国现代生物学的发展在负责任研究、伦理审查和法律监管等方面的不足。要实现我国伦理、法律与现代生物学的共同演进,达到科技研究和应用所追求的公众利益最大化与风险最小化的目标,必须加强科学家与生命伦理学家的合作,避免触碰伦理准则和法律法规的红线。

我国首部生物样本库伦理指南发布--“2017年第二届中国生物样本库伦理论坛暨第四届组学与生命伦理学研讨会”会议综述

由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深圳国家基因库、华中科技大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和华大基因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主办及中国遗传学会科学道德与伦理委员会、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协办的第二届中国生物样本库伦理论坛暨第四届组学与生命伦理学研讨会,于2017年4月21日至23日在华中科技大学召开。来自国内外政府研究机构、高校、医院及社会企业等逾百名专家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以＂中国生物样本及数据共享与应用的伦理共识＂为主题.

合成生物学的本体论问题——合成生命是什么?

合成生命产生的本体论混乱导致“合成生命是机器”和“合成生命不是机器”两种激烈而对立的观点,其根源在于合成生命被认为兼具生物和机器的双重特性。但是,将合成生命视为一种介于自然和人工之间的混合体也有困难:一是合成生命的“完美机器”假设意味着未来的合成生命越来越符合人的设计和控制目的,体现人所需要的稳定性和功能性,因而会越来越像机器,从而没有必要增设新的本体;二是合成生物学具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双重目的,基于探究生命本质目的下的合成生命实际上是对自然生命的复制,从而应该被视为有机体;基于各种转化应用目的下的合成生命则追求成为能够实现高效产能的生产机器,从而更趋近机器。

基于共济方法的研究型生物样本库伦理治理框架评析

基于共济的伦理治理框架符合研究型生物样本库的核心价值和目标、承认人们积极参与的意愿、减少研究成本和参与者伤害、加速推进研究型生物样本库的建设等,避免了基于自主权的风险治理框架的缺陷。但该框架不适用于商业型生物样本库、过分强调节约研究成本、减少伤害而忽视了研究过程中的风险预防以及缺少相应的伦理规范和外部监督。建议在选择共济框架时充分考虑大数据背景下研究中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风险,重视对参与者个体自主权和风险的考量,探求与基于自主权的风险治理框架的互补与融合,并加强公众参与和外部监督。

中国的生命伦理学走向何处?——贺建奎“回归”引发的反思

2022年11月,“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主要负责人贺建奎在北京高调复出,宣称今后要致力于杜氏肌营养不良等罕见病的公益研究。然而,在严肃的学术会议上,他却对科研伦理避而不谈,再次引起中国学术界乃至全球的关注。过去几年,中国在重建生命伦理学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决策情境中的堕胎难题辨析

堕胎难题的伦理争议在西方持久旷远。胎儿是否为人决定了胎儿是否具有生命权,胎儿的道德地位关乎堕胎行为的道德与否。Noonan认为胎儿自受孕起就已经是人,所有堕胎行为都是不道德的;Marquis从道德常识出发,认为胎儿跟成人都具有未来价值,堕胎和杀害成人一样是不道德的;Susan Sherwin基于关系视角,强调堕胎道德与否应取决于具体情境下母亲和胎儿的关系。从具体决策情境出发,对以上三种观点进行分析,认为离开具体情境和母亲与胎儿的关系,仅从胎儿为人及其权利出发论证堕胎是否道德,确实无助于解决实际的堕胎难题。此外,还应考虑human being和person的区别以及不同国家地区宗教、文化和习俗的差异,最终以科学的伦理论证推动国家完善立法来保证胎儿和母体(这里的母体包括夫妻或胎儿所附属的母体)权利。

合成生物学的安全伦理问题及其对策初探

合成生物学自诞生以来极大地促进了生物技术的发展,但同时也产生了很多前所未有的安全问题。从伦理的角度梳理这些安全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合成生物学的哲学挑战

作为一门新兴技术科学,合成生物学引起的哲学挑战包括:本体论层面,合成生命被认为打破人工与自然、生命与机器的界限;认识论层面,合成生物学“建物致知”被认为颠覆传统的科学认识论;方法论层面,科学、技术与工程的融合加速科学知识的增长和应用,被认为实现生物学的范式转变。然而,关于构成挑战的观点难以得到科学事实和理性分析的支持:本体论层面,当前合成生命本质上仍是对自然生命的复制,以人工和自然、生命与机器的二分难以确定未来合成生命的本体;认识论层面,“建物致知”没有脱离传统认识论基础,而是为获取新的生命知识拓展了途径;方法论层面,合成生物学中工程范式没有取代物理范式,两种范式的融合更符合当前与未来生物学发展的实际和要求。

谁受益?头颅移植中的人格同一性问题

头颅移植的哲学问题,即头颅移植中的人格同一性问题,占有优先讨论的地位。关于头颅移植中的人格同一性问题有两种对立观点:神经还原论或精神本质论观点与动物论观点。通过对帕菲特“远程传送”和“脑分裂”两个思想实验的探讨发现,无论坚持哪一种观点都会导致自相矛盾,头颅移植中的人格同一性问题无法解决。如果我们根据关于通过脑、身体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塑造我们的心或自我的认知理论,则会发现头颅移植的受益者既非头颅提供者,也非身体捐献者,而是作为混合体的新的第三者。这意味着头颅移植必然导致受试者的死亡,头颅提供者和身体捐献者的人格同一性都无法得到保证,因为他们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因此,认知理论明显比精神本质论和动物论更有优势。

合成生物学的知识伦理问题初探

合成生物学和所有高技术一样面临"两用困境":是造福人类,还是滥用知识而危害人类?这是生命伦理学家对合成生物学发展最关注的问题。因此,发展"知识伦理"来探究合成生物学知识的产生和使用、科学工作面临的责任与规范以及如何制定有效的关于知识错误传播与滥用的减少风险战略显得极为重要。通过伦理分析,我们认为,针对知识滥用需要适度的伦理管制,对科学家在知识错误传播和滥用的问题上需要仔细区分责任,而知识的内在价值与使用价值也不能完全剥离,而是应该在追求知识的真理性的同时造福人类并规避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