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行政处罚的“通报批评”:规范语义、实证识别与适用控制

从目前理论和实务观察,作为行政处罚的“通报批评”在识别和适用中仍存在争议。通过对《行政处罚法》中有关“通报批评”的规范解读,可以发现将其视为对公民轻微违法行为的处罚方式,对当事人合法权益产生轻微减损的法律效果。但“通报批评”语义模糊,不能对实践形成明确指引;其所产生的法律与社会双重的惩戒效果,也不符合立法者将其视为轻微违法行为处罚的规范预设。为化解上述制度张力,应从法规范预设的统一性出发,降低“通报批评”运行的法律与道德风险,通过比例原则、法律适用、正当程序等三方面加强对“通报批评”适用的法律控制。

基于主客观诉讼划分的行政公益诉讼类型化

行政公益诉讼常态化开展以来,司法实践中一直对行政公益诉讼构造定位认识不清,行政公益诉讼目的在维护公共利益与权利救济间摇摆,这与学界普遍认知的行政公益诉讼属于客观诉讼范畴的认知存在内在张力。在司法资源有限的现实环境下,若不能明确行政公益诉讼的目的与构造,则势必对行政公益诉讼核心功能的实现造成排挤,无法形成均衡的诉讼整体。为确保行政公益诉讼核心功能的纯化,应加强行政公益诉讼类型化研究。行政公益诉讼依照救济利益的不同,可以分为主观行政公益诉讼与客观行政公益诉讼。前者以修复受损国家利益为价值导向,后者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诉讼目标。不同类型的行政公益诉讼,需在提起主体、第三人参与诉讼、受案范围、起诉期限等具体制度上匹配与之适应的各项具体诉讼要件。

青少年网络霸凌治理探究

青少年处于人格形成关键时期的青少年而言,网络霸凌可能对其学业表现、家庭关系、性格养成与社会融合产生特别影响。依照网络霸凌参与角色的不同,可以将“网络霸凌”行为角色分为霸凌者、受凌者与旁观者。三者在一定程度上组成了一个可以相互转换动态的三角。只切断其中一环,都无法禁绝网络霸凌。为此,应在借鉴美、德网络霸凌治理经验的基础上,依照网络霸凌角色不同,建立政府、学校、家庭、网络平台多方参与、协同治理的本土化方案。

履行法定职责判决的体系定位与诉讼构造

从目前的理论和实务考察,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存在适用范围不明、规范构造不清、判决内容模糊等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考察德国法上有关“课予义务之诉”与“一般给付之诉”的区分理论,将履行法定职责判决的适用范围限定为当事人要求行政机关履行具体行政行为的情形。法院对其规范构造的审查要遵循“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是否违法→不履行法定职责是否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法院是否应责令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的三阶层递进式的逻辑结构。依托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的弹性,行政诉讼“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与“解决行政争议”的立法目的,分别为行政审判工作提供了低强度审查模式与高强度审查模式两种并存的司法审查强度,并继而形塑出程序性判决与实体性判决的规范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