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早出论”所据文献指谬——再论老子即太史儋

老子早出论者所凭借的文献依据均不能证明老聃即老子。郭店楚简《老子》的出土不能成为《老子》早出的论据,恰好可以证明其与同时出土的其他十五种文献的产生时代大致相同,即战国中期。考诸史实,《老子》的作者是战国中期比孟子稍早的太史儋。

疑古与考古:近现代史学研究范式之转型——以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为中心的考察

王国维结合传世文献和新出土的殷商甲骨卜辞考察殷商古史,为重建殷先王世系作出了卓越贡献。王国维对殷商古史的考证、后学对王国维的补充和推进,以及王国维由“二重证明法”转向“二重证据法”的过程,印证了疑古思潮“层累”观念的合理性。王国维主张“古史新证”,理性纠偏信古、疑古太过,标志着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范式的转型与基本成熟。

从汉代屈原论争看汉代学术观念的变迁

汉代屈原论争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汉代初年至西汉宣帝时期,第二阶段为西汉元帝年间至东汉和帝时期,第三阶段为东汉安帝时期至东汉末。汉代士人对屈原的论争体现出汉代学术观念的变迁:第一阶段以黄老之术治国,此阶段士人对屈原持肯定态度;第二阶段为儒学独尊时期,此阶段扬雄、班固、贾逵等人对屈原持批判态度;第三阶段为经学的中衰时代,王逸、应劭、荀悦等人又极力提高屈原地位。汉代屈原论争在三个阶段的不同表现可以从今本《楚辞补注》的作者情况得以体现。

胡适《读楚辞》的学理缺失与历史贡献

胡适《读楚辞》一文长期被视为“屈原否定论”的代表文章,但该文事实上只是怀疑屈原存在。胡适旨在倡导文学的进化论与科学的史学观,以新文学的眼光重新审视楚辞。由于表达不准确,胡适易被误解为否定论者,其论证较为粗疏,部分地方只有结论没有论证。胡适虽意识到屈原名下的二十五篇作品非真实的屈原一人作,却未意识到《离骚》篇也非真实的屈原一人作。但该文率先号召建设新楚辞学,得到了陆侃如、谢无量、梁启超、游国恩等人的回应与认可。胡适提出的“二十五篇作品非真实的屈原一人作”这个大原则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同,可谓明确号召建设新楚辞学的第一人。

论《老子》成书晚于《论语》

《老子》的成书时代晚于《论语》,理由有三:一、比勘《论语》《老子》对“人”的使用,可知《论语》中的“人”除了具有一般意义外,还存在区别对待“人”“民”的观念,而郭店楚简本、帛书本、通行本《老子》中的“人”均只有一般意义,这是汉语词义演变到不同阶段的体现。二、帛书本、通行本《老子》与《左传》《国语》等文献一样,多使用“大国”“小国”等词,可知其大致产生于同一时代。三、与郭店楚简本《老子》同时出土的其它文献均出自战国中后期的思、孟学派,亦可横向说明该本《老子》是其生成过程中之全本,即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原始本。

论民族主义对近现代楚辞研究的影响

近现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现实处境促使学者们多在楚辞研究著作中阐发民族主义精神。民族主义精神引领下的楚辞研究既有形塑民族精神、激励国民士气的积极意义,但也存在屏蔽真理、阻碍学术求真的消极影响。从中可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仅具有“工具理性”,更具有“价值理性”。研究者不宜冷冰冰地解构民族文化,而应以“了解之同情”态度温和对待古史,也应理性、宽容地对待学术争鸣。

楚辞的时间意识与作家的终极关怀

楚辞作家表达了对时间的敏感体验。他们追忆"过去"的美好,突显现实中的痛苦;赞美极具生命活力的春夏季节,恐惧和感伤衰败与肃杀的秋冬季节;他们朝夕求索,寻找生命的价值。基于对形体生命终将消逝的深刻理解,作家们探索出两条通向生命最终去向的路径:一是以前代贤能为榜样,积极追求精神不朽;二是逃遁现实,远游成仙。楚辞的时间意识一方面源于楚人对死亡的恐惧,另一方面源于楚人的祖先崇拜、太阳崇拜意识。

明代贵州诗人田秋诗歌考论

《嘉靖思南府志》辑录田秋诗歌十一首,实存十首,另有一首非田秋作。各文献在记载田秋诗歌方面上偶有抵牾或错漏。十一首诗中,有八首记录了明代思南府城的秀丽风光,表达了对故乡山水的喜爱之情,在描写风物中寄托了清俊、旷达、乐观等情思。另有两首赠答诗和一首悼亡诗,表达了对朋友离别的留恋和对贞妇的褒扬。田秋诗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气格高古,底蕴沉雄;二是吸取“陈言”,浑然天成;三是清新空明,无晦涩苦吟之气。研究田秋诗歌对挖掘贵州地方文化具有积极意义。

宋代疑经思潮下的老子考辨述论

宋以前很少有人怀疑《史记·老子传》中老子其人其书的真实性。在疑经思潮影响下,宋代考辨老子其人其书的学者渐多,其观点主要有以下三方面:一、李觏、朱熹、吴子良等人认为孔子向老子问礼、孔子晚于老子;二、陈师道根据诸子称引的先后顺序,明确考定老子生活于墨子和荀子之间;三、叶适认为有两个老子,并怀疑《老子传》的真实性。王十朋、黄震、罗璧分别对《史记·孔子世家》、《老子》、《庄子》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宋人这种疑古惑经的考辨精神,对于厘清先秦诸子的行辈关系及其学术渊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考证方法给予后世以启发。

论“辞”“赋”意义的递变——兼论学界定义“楚辞”的偏失

“辞”的定义经历了讼辞—解说—言辞—文辞等递变的过程。“辞”的“解说”“文辞”之分反映了古代诗歌发生、发展的两个阶段,即口传文学、文人文学阶段。“辞”“赋”兼具“文采”“文辞”等特点,被汉人连称或混用,属同文异题现象,体现出文学在从民间文学转变为文人文学的过程中方法与文体之间的混乱。注重辞、赋的文辞之美是古人的固有观念,黄伯思强调楚辞的地域特色,对于推动楚辞脱离经学的制约具有积极意义,但忽视了楚辞重铺陈、文采的事实。

试论民国时期科学与人生的疏离与对峙--以闻一多参与屈原论争的情况为中心

"屈原是否存在""屈原是否文学弄臣"是民国时期学术争鸣的重要问题之一。闻一多是该论争的主要参与者,他对廖平提出的"屈原否定论"和孙次舟提出的"文学弄臣论"既有反驳,也有肯定。闻氏的反驳存在明显的逻辑错误,体现出科学与人生在"可信"、"可爱"问题上的疏离与对峙以及学者们无力调和的尴尬。史学研究应重塑以探究事实真相为首要目标的品性,平和看待古史。在此基础上,正视论争双方观点的部分合理性,结合班固《离骚序》等文献,可知《离骚》经历了屈原初创、刘安等人踵事增华而最终成型的过程。

《饮马长城窟行·青青河畔草》诗本义新考

《青青河畔草》以青草起兴,隐喻思妇春情萌动,思妇之＂梦＂与＂性＂相关,暗示思妇期待丈夫早日归来欢会。＂枯桑＂源自《焦氏易林》,指思妇,注家或未明其源,或误以为指远行在外的良人。＂谁肯相为言＂句当从《艺文类聚》作＂谁肯相与言＂,源自《郑风·狡童》,暗含着思妇对＂性＂的期待,传达出思妇渴望良人早日归来与己欢会的心声。两者虽一字之差,而诗义判若霄壤。＂客从远方来＂所遗＂双鲤鱼＂不是用木头制成的鱼形书函,更不是可吃的真鱼,而是写在布帛上的鲤鱼形书信,是＂配偶＂的隐语。夫妻间的＂尺素书＂本身就秘而不宣地蕴含着思妇对良人情爱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