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公文的说理性特征

宋朝文书传递制度的变化、优渥文人的政策以及宋人的政治热情,加之古文运动对文风的矫枉过正,使得北宋公文呈现强烈的说理议论色彩,具体显现在引经、举史、录事等方面。过于偏重说理议论的文风,背离了公文写作的本质,对公文效力影响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古文运动的成就。

谈古代进谏公文的说服修辞

作为人臣,进谏君王说服人主是一种高明的修辞活动。优秀的进谏类公文大都运用了切合君臣交际语境的说服修辞。以李斯的《谏逐客书》和狄仁杰的《谏造大像疏》两篇公文为例来看,它们在修辞的选择上采用了相同的策略:避重就轻,减少对立;以美为刺,照顾颜面;顺情入机,谋求共识。这些策略让他们的公文很好地发挥了应有的效果。由此我们可以对古代进谏类公文的说服修辞窥一豹斑。

论宋代公文文风的嬗变

公文相对于文学散文而言,文风的改革更加艰难。宋代公文借助于改革科举考试,完成了对骈体文风的革新,散体文风占据主导地位。但宋代公文文风的矫枉过正,使得宋朝中后期的公文说理之风盛行,公文冗长,公文应用的效力被削弱。南宋后,以气主文的现象明显。有宋一代,形成了公文特有的文风演变规律。

网络语境下的公文传播与受众参与

随着政务的公开,网络语境下公文传播载体呈现公众化、社会化、直接化的特点。公文传播与新闻传播不同,公文传播受众参与形式的特殊性,带来了公文受众参与途径和参与方式的多样性。本文试对这种特点进行描述和论述。

宋代公文繁荣原因初探

宋代公文无论从数量、名篇还是从作者队伍来讲 ,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代公文的繁荣 ,与其崇文抑武的国策和科举考试内容的改变、科举考试取士数量的增加密切相关 ;同时 ,与文人士大夫的精神和整个社会思潮的嬗变也密切相关。北宋和南宋长期存在的党争和派系斗争 ,使文人以文论事的现象非常普遍。这对以文论事、长于说理、重实轻虚的公文风格的形成和对公文的繁荣和发展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苏轼对宋代“海上丝路”贸易法规建设的贡献——以苏轼有关高丽的状文为例

宋朝的"元丰市舶条"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对外贸易法规。主政杭州和礼部的苏轼,在自己的状文中详细记录了这部法规的修改完善过程,并结合自己施政实践,对该法规的形成和完善有所贡献。苏轼在推进对外贸易立法过程中尽管也体现了华夷有别、正朔有分的封建思想,但认为对外贸易需要服从国家安全、要有法可依、要贯彻公平原则、要体现务实双赢、要以人民的福祉利益为重、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等理念,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红楼梦》胥吏形象论

胥吏在清代社会普遍存在。《红楼梦》描写的胥吏形象多而生动:他们挟持主官、包揽词讼、贪赃枉法。薛蟠致人死亡案中,胥吏的形象更是被作者揭露得淋漓尽致。胥吏形象的刻画,对《红楼梦》中主要人物的性格具有明显的铺垫作用,同时,胥吏形象的刻画,将爱情掩盖下的《红楼梦》的政治主题、社会主题彰显出来,是《红楼梦》群像刻画的成功体现。

浅论苏轼的外交思想——基于苏轼关于高丽的“状”文

苏轼20多年与高丽人交往的实践,使他成为北宋朝廷较少的"知韩派"。他的将近10篇关于高丽的"状"文,涉及处理北宋与高丽事件的做法和理念,体现了苏轼国家利益尤其是国家安全利益至上、务实外交和依法处理涉外事务的思想,而这些外交思想,对北宋政权外交基石的形成、国内和平稳定环境的建立和宋文化的繁荣等作出了巨大贡献。

从朝鲜《吏文》管窥明代外事文书的办理流程和行政效率

朝鲜《吏文》是古代朝鲜学习文字时格的范本,《吏文》所选93篇文书与明初的表笺之祸有关。通过对《吏文》文本分析,借助其装叙结构可以清晰展现明初外事文书的办理流程,并进而剖析明初外事工作严肃严谨、文本至上、责事到人、流转规范、运转高效等诸多特点,从中可以管窥明朝构建大国礼治外交体系的作为和努力。

从官文书看《水浒传》的宋江征辽

宋朝与辽(即契丹)订立的大量官文书,是宋朝外交屈辱史的真实写照。而《水浒传》中写宋江征辽的官文书,与历史的真实完全相反。《水浒》中作这样处理表现了作品强烈的国家复仇意识,充分说明宋江征辽情节是作者的精心安排,展现了梁山好汉“忠义”性格内核中“忠”的一面,也说明了征辽情节的合理性、必要性。

古代公文装叙结构的成因和效度

使用装叙结构是古代公文写作的重要表现方式。使用装叙结构的公文常常会装填发文事由、流转机关、处理建议和办理结果等,且以独特的叙事方式呈现文本。装叙结构的广泛使用与公文去冗显旨的文风要求和照刷磨勘等制度密切相关。公文写作使用装叙结构强化了国家监察制度在档案工作、文书工作中的控制职能,有利于对公文所涉公务事项进行追溯,提升公文的论据效力。

论《红楼梦》公案描写的价值

《红楼梦》公案故事的描写,拓展了传统公案小说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小说公案素材的选择,重在描写审案过程、现实主义的笔法和避实就虚、详略互证的写法,突破了公案小说的传统技巧和审美追求,使传统侠义公案小说摆脱了侠义性,更加贴近社会真实。

曾巩有关高丽世次状札记载的讹误

曾巩以三篇有关高丽世次的状札,并在状札中提出著名的"十问"首次揭示出"高句丽"非王氏"高丽"而享誉史坛,被现代学界所重。但是,限于当时官方档案及对高丽实际情况的了解和其他原因,曾巩的三篇有关高丽世次的状札中有很多遗漏和错讹。曾巩的错误主要体现在:世系的遗漏、王位代替的错误、补记时间的错讹和重要注释的欠缺。

秦桧“乞立赵氏”状真伪考辨

从有关乞立赵氏的四篇状文和相关史料记载可以看出,《宋史》及《挥麈录》等典籍记载的秦桧乞立赵氏第一状为秦桧伪造。真伪状文变化很大,且乞立赵氏状文首倡者不是秦桧,他只是连名者。秦桧凭借伪状捞取政治资本,掠美名,取富贵,势贯古今,其欺世盗名可见一斑。

论宋朝对外交往文书中的“禀正朔”现象

明誓文书、国书等文书，是政权之间处理重大“国际”双边问题或“国家”之间往来或议定事项的文书，由于文书内容重要、形式特殊，历朝历代政权都高度重视，对文书的制作过程、文书格式乃至遣词造句等，从内容到形式的各个方面都极其仔细。在文书格式中的落款尤其是成文时间的标注上，

论中国古代官文书汇编的方法和目的

中国古代对各种官文书的汇编,是国家、集体、个人利用档案、发挥档案作用的最常见的形式。古人利用档案对官文书进行汇编,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李白坐狱浔阳献诗崔涣的法律适用考论

李白坐狱浔阳给崔涣献诗5首,此乃“冤而无告”的伸冤行为。李白智慧性利用了崔涣宣慰大使的身份和唐律赋予的陈首权利,前后经崔涣和宋若思推复清雪并成功“脱囚”。献诗的举动,也展示了李白的“贤能”。李白献诗并成功“脱囚”,既有着善于利用法理的智慧,又饱含着满满的才情、友情、人情与亲情。

浅论古代官文书的汇编

中国古代官文书的汇编,经历了由自发到自觉、由集体到个人的转变。悠久的历史,形成了越来越完备的官文书的汇编体例。各朝各代统治者及文人对官文书汇编的重视程度,反映了官文书独特的文学、史学、文章学价值。

中国古代“官文书”考释

"官文书"是中国古文书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官文书"与"公文""文书""公牍""吏文"是不同的概念。文章针对"官文书"界定的混乱现象,分析"官文书"的本义,并对"官文书"与相关概念进行甄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