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摩擦,预期管理与货币政策

近年来,“稳预期”日益受到我国政府和央行的重视,而货币政策信息摩擦的存在则会对预期管理效果产生干扰.本研究运用不完全信息的SVAR模型识别了我国货币政策中的消息冲击、噪声冲击与意外冲击,并基于包含信息摩擦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对我国的货币政策信息结构进行贝叶斯估计,研究发现:1)尽管货币政策的消息冲击、意外冲击与噪声冲击均可以影响实体经济活动,但是影响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引入货币政策信息摩擦后的DSGE模型对实际货币政策数据的拟合效果明显增强.2)货币政策噪声的存在导致公众无法准确观测信号中的消息冲击,不仅降低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速度,而且也会削弱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3)价格粘性会进一步加剧货币政策信息摩擦所造成的经济周期波动.研究表明中央银行应该加强货币政策的预期管理和信息沟通,提高政策透明度,降低政策信号中的噪声成份,以提高货币政策的执行效率.

个人破产制度的政策效应评估——基于企业融资结构的视角

本文基于个人破产制度尚未在中国完全建立的背景,将不可违约的民间借贷与可违约的银行借贷同时纳入企业融资决策,并通过构造DSGE模型,对个人破产制度的宏观经济效应进行了定性与定量分析。在本文的理论模型中,企业家在决定公司债务结构时,需要在银行借贷的违约成本与民间借贷的无限责任之间进行权衡。个人破产制度的建立,虽然增加了民间借贷的违约成本,但同时也减轻了无限责任对企业家的负担。反事实分析显示,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的积极效应占据主导地位,其有助于扩大经济总量,增加直接融资规模,降低银行业风险,并提升社会福利。同时,个人破产制度对于破解中国中小企业直接融资难题、缓解民间借贷乱象具有重要意义。政策方面,应当加快落实个人破产制度,同时也要配套落实更完善的监管体系。本文模型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个人破产制度的设计与落地问题提供了一个便于拓展的分析框架。

贸易不确定性、金融摩擦与经济波动

近年来随着全球贸易摩擦加剧,我国经济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性显著上升。本文首先测度了我国的贸易不确定性,并从宏观总量与微观企业两个层面检验了贸易不确定性的经济影响。接着,本文进一步将贸易不确定性引入包含金融摩擦的小型开放DSGE模型中,探讨贸易不确定性冲击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与作用渠道。研究发现:(1)贸易不确定性上升会对我国实体经济带来显著的紧缩效应,但是幅度有限,1标准差贸易不确定性冲击造成GDP增长率在未来12个季度内累计下降约0.46%。(2)金融摩擦程度越大,贸易不确定性对产出与企业投资的抑制作用越强。因此,市场要理性看待中美贸易摩擦,不必过度悲观;同时,我国政府应当控制国内的宏观杠杆率,以降低金融摩擦对贸易不确定性负面影响的放大作用。

党的领导在企业治理中的作用--基于社会责任承担的分析

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人民至上的视角以及资本追求利润的理论描述,诠释了党的领导在企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在本文的模型中,企业的目标是最大化利润,而中央党组织与基层党组织的目标是最大化社会福利,体现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初心。模型结果显示,完全企业自治会导致企业社会责任承担不足;党组织的领导能够将社会福利目标纳入企业的决策目标函数中,从而促进企业社会责任承担;党组织治理程度越高,企业社会责任承担越好;党组织治理促进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作用,在企业禀赋中对社会福利关心程度较低时更加明显。此外,在拓展模型中,本文引入了中央与基层各自的信息优势,从而进一步分析中央党组织与基层党组织的重要作用。结果表明,中央党组织指明方向、基层党组织贯彻执行、企业管理者具体实施的组织体系可以实现社会福利最优。本文的实证结果与模型预测一致。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坚持和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全面从严治党以及加强基层党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证支持。

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与外部输入性风险防范

本文实证分析了我国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在国外加息、国外产出下降以及不确定性上升等外部不利情形下的缓冲效果,并构建包含境内企业和金融机构跨境融资的两国DSGE模型,探究了在外部不利冲击下我国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的应对策略和最优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的设定问题。研究发现:国外加息、国外产出下降以及不确定性上升均会带来我国实体经济活动的显著下降,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能缓冲外部不利冲击对我国实体经济的溢出效应。当外部不利冲击造成我国经济下滑时,适当上调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有利于缓解实体部门的紧缩压力。逆周期地调整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可以提高社会福利。当面临国外不利货币政策冲击时,盯住外债规模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能进一步改善社会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