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边缘文人群体的兴起——以南社早期社员为中心

边缘文人的兴起,涉及文人阶层的流动与文学范式的转型,实为文学史上的重要问题。以南社早期成员为代表的民初边缘文人的上升,开启了现代文人群体性升降的先河。南社早期成员以革命游士为主导,以地方文人为主体,最初的影响力多止于地方性文坛,但在辛亥革命之后实现了整体地位的上升。从外力来看,南社依赖革命成功带来的政治资本,更充分占有新的文化资本,利用社团和报刊等现代媒介文化制造舆论、宣扬自身。从内因上看,柳亚子代表的南社诗人还试图确立与边缘身份相应的“布衣之诗”“草泽文学”等诗学传统,既是为了与同光体争夺话语权,也延续了有清一代“朝”“野”离立的趋势,但“布衣之诗”更多地是政治立场的凸显,也未超越梁启超“诗界革命”的诗学范畴。

现代文学学术共同体与学术传统的建构——以新时期南京大学现代文学学科(1978-1999)为对象

在中国现代文学学术进程中,高校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新时期南京大学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较为典型,陈瘦竹、叶子铭、丁帆等三个世代学者先后相继、紧密协作,并凭借国家学术管理制度的支持,实现了共同体的凝结和壮大。在时代的学术潮流中,南京大学学术共同体建构了相对独特的学术传统,即强调学术底线的规范性、追求学术标高的独立性和保障多样化的包容性。但在世代更迭、新思潮的冲击下,南京大学现代文学学术共同体与学术传统面临着传承断续的紧要命题。

周作人对乡贤著作的发掘与利用

自少年时期开始,周作人便在乡土意识与时代思潮的双重影响下搜集与整理了以明清为中心、雅俗两种类型的乡贤著作。这些乡贤著作为周作人创作新文学和建构文学史谱系提供了重要资源:一方面,乡贤著作为周作人的散文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与有益的启示;另一方面,乡贤及其著作为周作人不同时期的文学史建构提供了关键的坐标与有力的例证。正是在个人与地方、传统与现代的互动中,周作人不断地从乡贤著作中发掘新的文学资源与文学史谱系,为新文学提供了既旧又新的特质。

论陶渊明的乡里交游

陶渊明是复杂的、入世的诗人,在江州的乡里世界拥有一个包容而开放的交游网络,并且进行了样式繁多的交游。具体而言,陶渊明置身于亲族、官吏、僧隐与农人四者构成的乡里世界,但与四个世界都若即若离,保持着个体的独立性。而陶渊明倾心的游,既有仪式化的雅集、宴饮,又有日常化的远足、饮酒,不仅导致赠答诗、自娱诗等不同倾向诗歌的产生,并且为其诗歌的流通和保存提供了条件。整体而言,陶渊明的交游,深受整个时代氛围、乡里文化的影响,同时又有个体的特异性。

乡魂与国魂:晚清文人的乡贤传记书写

在民族国家认同与地域认同的双重推动下,晚清文人热衷于以地方乡贤为对象建构理想的国民。自梁启超开始,人们以传记为载体,展示了众多式样的地方英雄,并从中发掘理想的国民人格或时代精神。但人们过于侧重乡贤传记的政治性,也造成了人物形象的类型化与书写策略的模式化。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清末民初”叙述

近百年来,植根于不同的历史语境、理论资源和史家手笔,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产生了大量性质各异的"清末民初"叙述,不同时期在编排体例、性质的限定、整体的成就等方面均有所不同。民国时期,史家多持新文学的立场,从新旧并存的过渡时代转为前缀式的新文学源头,在价值判断、叙述范围上为后世奠定基本框架;1949年以后,史家先后受"新民主主义"历史观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的影响,经历了基本回避到重新发掘的过程,却因积累不足而遗憾重重;近年来,在新的史料、史观、史体的推动下,涌现了众多代表性的文学史著,更为丰富而多元,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吴稚晖对新文学家的影响

吴稚晖作为新文学的先驱,对新文学的发生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新文学确立之初,《新青年》团体已开始关注吴稚晖,并将之视为一种可资借鉴的新资源,至1920年代,《现代评论》、《语丝》等群体对之借重并推广,将之作为一种新文体的先驱。但根本上,新文学是将吴稚晖作为一种解放文体的旗帜加以引介,其影响止于精神的层面。

再造地方:清末民初文人的地方实践与文学书写

受"爱国必自爱乡始"时代思潮与"士绅传统"的影响,清末民初文人将再造地方作为再造中国的起点,广泛参与了地方政治的革新、地方社会的改良和地方文化的建构,并通过文学介入其中。人们通过自上而下的推行,向地方社会推行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内核的西方文化,却导致了"士绅传统"主导的地方秩序的瓦解。之后的文人群体被迫离乡进城,只能以"侨寓"的身份书写关于地方的乡愁。

晚清白话报刊的推行与经营

为数众多的白话报馆是晚清白话报刊推行与经营的主体。在此过程中,民间群体是发起者和重要的参与者。当然,官方作用不可或缺,参与并提供了政策支持。在白话报刊的运营中,官方与民间均将启蒙或教化等公益目标放在首位,但民间有更强烈的市场意识,采取了发行、广告以及多种营销手段,不同的运营方式反过来也影响了白话报刊的推行。对于民众启蒙运动而言,民间与官方、公益与教化的相互配合,是更为实际和有效的途径。

鲁迅早年地方体验与时代思潮

鲁迅早年的地方体验与时代思潮保持着张力,受其影响并保持个性:支持地方自治,却疏离真实的地方政治;整理乡邦文献,却消解革命意义、坚持学术立场;质疑狭隘的省籍认同,却不迷信国族、世界等新的群体认同。

“五四”时期周作人思想中的国民与群众——兼论其对勒庞思想的承变

"五四"时期,周作人多将国民与群众置于批判的位置,通过国民性批判指向国民的局限与传统的重负,通过群体运动批判指向群众的非理性与专断性,在此基础上重建国民性和新文化。在此过程中,周作人以勒庞思想为资源,却是有意识的误读以适应当时的中国现实。

社会调查在文学教学中的意义

社会调查在高校文学教学中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教师了解当前教学和研究的封闭化困境,并确立一种有效的教学和研究方法,学生掌握书本知识,培养现实关怀和实践能力,而相关社会人群有机会介入课堂教学和重温文学经典。

论萧红小说的反讽叙事——以《生死场》《呼兰河传》《马伯乐》为中心

现代作家萧红的文本内部存在着种种差异,这一特征源于反讽叙事。诸如《生死场》中场景的并置构筑了文本的丰富主题;《呼兰河传》中叙述者与童年、成年的"我"三种视角的杂糅使得文本内部呈现温情与荒凉的多重色调;《马伯乐》中悲凉而倔强的萧红面对世人冷遇不惜反叛自己成熟的风格,实践着对男性文本的滑稽摹仿,人物自身、仿本与原文本之间存在多重差异,重复的反讽成了笼罩文本的叙事动力与美学风格。

清末民初小说对士绅形象的建构

士绅是明清社会的重要阶层,在近代政治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并且开始急剧分化,最终走向末路。清末新小说到民初的小说参与了这一进程,通过士绅形象的建构密切介入到当时政治的想象与实践,并且奉献了志士、劣绅等一系列典型的文学形象,以此构成了不同时期文学变迁的重要标识。

“五四”时期新文学家的构成与特征

本文利用社会学的集体传记研究法,对219位"五四"时期新文学家的生平资料进行量化统计和分析,以期厘清早期新文学群体的构成与特征,并从代际视角出发,考察不同出生代的主体特征与表现。1880年代(含之前)出生代,多出身于浙江的士绅阶层,经历科举与留学后栖身于新式学校与报业,是倡导新文学的先驱;1890、1900两个出生代,人数递增,多出身于浙江、江苏、安徽、四川、湖南等省的士绅与商人阶层,经历了国内或国外的系统新式教育,作为学生辈,分别成为前一代的合作者、挑战者或模仿者,是创造新文学的主体。

网络玄幻小说幻想的张力

网络玄幻小说的幻想以虚构世界与经验世界的隔离为内部产生机制,并形成了自身的美学张力。在广度上,因与现实的距离而容纳为精英文学所不屑或不能表现的素材和主题,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虚构世界图景;在限度上,因无视现实而导致平面化、同质化,内容表现为单一的主角、单一的伦理情感以至单一的世界秩序,形式表现为单一的修辞技巧、单一的叙事模式。

滑稽论争背后的话语权——论周作人叙述中的两种滑稽

《语丝》被指为"新式《晶报》",周作人对此多次否认,并区别自身的滑稽与《晶报》式滑稽。进一步观察可知周作人对传统滑稽文学多持否定态度,而以西方文学中的滑稽资源为典范。本文通过探讨周作人叙述中的两种滑稽的来源及立场,揭示这一滑稽论争背后所隐藏的话语权之争,并指出周作人这一二元对立的滑稽立场,造成了后世文学史叙述对于传统滑稽文学的无视。

“50后”“60后”大众读者“十七年小说”阅读状况调查

"50后""60后"大众读者,是"十七年小说"阅读史的重要见证者。对大众读者"十七年小说"的调查研究,可以提供权威批评之外的阅读图景。文章中的采样对象一般在青少年时期存在广泛的阅读,但是21世纪以来很少或不再阅读相关文学作品。在这一过程中,大众读者均表现出相对功利性的阅读,从阅读印象、阅读动机到阅读期待都呈同质化的倾向,并且保持着长久的延续性。这一阅读状况的调查,不仅反映了大众阅读的时代性、被动性,也为权威读者的批评和研究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晚清“俚歌”的发现与实践

经由黄遵宪、康有为的译介,梁启超发现并宣扬“俚歌”的巨大功用,其后人们依据不同的资源与位置创作理想的“俚歌”,主要有蒙学歌诀、民间歌谣、文人歌诗、西方乐歌等四种实践。“俚歌”的发现与实践均立足民间启蒙,其价值在于推崇白话和音乐性,为传统诗歌的转型与白话新诗的酝酿提供契机或示范,但局限在于对白话、音乐的探索止于外在的形式,对新学新知的表现多未经审美化,因此只是诗歌史上一次过渡性的粗糙实验。

怀旧的三种式样———比较周作人、张中行、张昌华的民国人物书写

自古以来记述人的文字太多了,甚至形成了固定的体裁,如姚鼐《古文辞类纂》列传状一类,章学诚《文史通义》列传记一类,林纾《春觉斋论文》列史传一类,所指相同,除主流的古文外,尚有笔记体,如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所列轶事类、历史琐闻类多是。至民国,古文淡出文坛,尚有徐一士、黄濬、瞿兑之等撰著笔记,其中多记有清一代人物,但终被新文学的潮流遮蔽,胡适、郁达夫等人鼓吹的传记文学自此大行于世。一时代均有责任对前代人物进行追忆、品评,自古如此,今世亦然,在台有刘绍唐等主编《传记文学》等长期发掘民国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