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权的权利构造与立法实现——对德国“一般人格权”理论之借鉴

环境权理论借重民法等部门法的理论优势以及谋求理论与实践的平衡应当成为环境权研究的新思路。德国民法中一般人格权的权利构造与历史演进对环境权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一般人格权在德国被视为一种"框架权利",区别于具体人格权。实证研究说明推动一般人格权的历史演进具有四个重要的因素,分别是民法的功能缺陷、宪法的宽泛保障、判例的偶然契机、理论与实务并举。联系环境权,不难发现,环境权与一般人格权具有属性之共通。有鉴于此,环境权的权利构造应当包括一般环境权和具体环境权。此种权利构造能发挥解释、创造、补充和协调的功能。从环境权立法实现上看,应当划分环境权作为基本权利入宪和作为一般环境权入宪两个不同阶段,并通过把握司法审查环境权案件的机遇和增强司法判例的参照作用以实现环境权的具体化。

论受贿罪的利益要件: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中心的分析

在对受贿罪的利益要件的分析基础上,对于非公务活动中的单纯受贿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定性为受贿罪;而对于为他人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和正当利益的问题,应区分不正当的利益之中的非法利益和不应得的合法利益;对为他人谋取利益的阶段问题分析后可以发现只要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了财物,就可以认定为是受贿罪既遂。

环境权理论的发展困境综述

环境权理论是在全球性环境危机爆发的背景下逐渐产生和发展的，但是环境权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几经波折，该理论遇到的困境可以分成两个层面，包括本体论意义上的和方法论意义上的困境。

“附加程序”的法律评析:从WTO石棉案开始

"附加程序"是WTO争端解决制度采信"法庭之友"提交的陈述的证据规则,其产生根源在于对"法庭之友"制度的引入与控制的制度根源、上诉机构"造法"权力的扩张与自制的权力根源和贸易自由化与环境保护的价值困境所造成的价值根源。同时,推进、制衡和增加透明度是"附加程序"三项尤为重要的法律功能。"附加程序"说明法律程序的合理与完善是争端解决和价值权衡的一种新的路径,在带来启发的同时它还引发了一些问题值得进行继续关注和研究。

非法证据排除的新动向——以“检察环节”为视角

我国检察机关具有依法排除非法证据的职权。检察环节非法证据排除是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其理论基础在于宪法架构的规定、证据法律的变革以及检察官的客观公正义务。与审判环节相比,检察环节非法证据排除具有全程参与性、职能前置性和应变灵活性等三方面的制度优势。为加快检察环节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构建,应当确立程序性裁判之价值和地位,完善公检法的配合与制约机制,推动程序性裁判的诉讼化转向。

SPE-AAS法测定印染电镀混合废水中重金属及其条件优化

建立了螯合固相萃取-原子吸收光谱法(SPE-AAS)测定印染电镀混合废水中重金属铜、铅及镍的方法,并对固相萃取剂、反应溶液pH值、洗脱液种类及浓度等反应条件进行方法优化。结果显示,当使用C8固相萃取小柱、反应溶液pH值为5和硝酸洗脱液浓度为50%时,各重金属元素标准曲线相关系数r均大于0.999,且本方法检出限可满足测试需求。各元素相对标准偏差RSD范围0.77%~2.13%,加标回收率范围97.3%~102.8%。经方法对比,本方法对质控样的测定结果优于常规的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经实样测试,混合废水调节池重金属浓度超过标准限值,而其他工艺段并未存在超标现象。该方法能良好地应用于印染电镀混合废水中的铜、铅及镍等重金属的检测,具有较强应用价值。

生态环境检测及环保技术的有效应用

随着时间地推移,如今大家也越来越重视起了环境保护以及可持续发展等生态环境问题,毕竟生态环境遭受到破坏,那么迎面而来的只能是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受毁灭。基于此,生态环境检测以及环保技术就应运而生,如今随着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破坏环境的做法将会受到抵制,只有提高环保意识,才能真正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计划,为此,本文对生态环境检测和生态技术的应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反贪案件初查证明标准的定位与确立

初查是反贪侦查工作的首要环节,但是,现行法律对初查并没有规定明确的证明标准。从司法实践看,确立反贪案件初查证明标准有其必要性,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需要,是指导初查取证的需要,是构建初查监督体系的需要。应借鉴域外的证明标准设定经验,确立我国反贪案件初查的分阶段证明标准体系——启动初查的证明标准和初查后立案的证明标准。

检察机关介入突发公共事件的机制研究——以社会管理创新为视角

当前我国检察机关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介入了若干突发公共事件。检察机关介入此类事件具有多方面的主体优势,表现出对突发公共事件较强的适应性。然而面对实际难题和法律困境,检察机关必须在介入突发公共事件的机制更新上提出对策建议。增强司法与政治之间互动的规范性和有效性已成为检察机关介入突发公共事件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