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互动生长：社会政治稳定的基本规定性

政治稳定是对一个国家政治运行状态的判断,动态的意义上它标志着政治运行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有序互动,静态的意义上,它表示政治运行中国家与社会在有序互动基础上所达成的均衡状态。在这里,动态的政治稳定具有绝对的意义,即政治稳定依赖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持续互动;静态的政治稳定具有相对性,即政治运行中形成的国家与社会的均衡需要不断重建。国家与社会的持续互动构成了政治稳定实现的一般过程,国家与社会的互动生长状态构成了对一个国家政治运行状况的基本规定。

意识形态安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意识形态安全的实质是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合法性信仰,在根本上体现为人们对于主流意识形态内在价值主张的高度认同和自愿践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本质内涵在于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内化于人们的精神生活过程,进而在世俗生活领域形成人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观点与主张的认同情感与遵从态度,最终达至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现实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也就是不断推动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构成了巩固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途径。

制度与价值: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在规定性研究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中,意识形态是一种具有整体性的社会意识现象,因而也具有其相应的结构与功能。在逻辑结构意义上可以把意识形态划分为哲学方法论意义上的世界观、历史观、认识论,具有完备理论逻辑的价值学说体系,以及制度建构意义上具有实践取向的具体政策主张等三个层次。哲学方法论的科学性论证、价值学说体系的正当性说明以及具体政策主张的可行性展示,构成了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在逻辑意义上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缺一不可。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实现一方面有赖于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学说体系而展示出来的价值正当性和真理性,另一方面也有赖于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价值理想能够通过制度实践而塑造完成的现实可行性,制度与价值的统一构成了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在规定性。

改革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生态分析

社会政治生态指政治系统中的诸要素在运行和互动中所形成和显示出来的整体状态。公共权力是政治系统的核心要素,公共权力的运行模式和配置结构对于政治生态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就此而言,中国社会政治生态表现为权力主导下的渐进改革。渐进改革在历史行进中所展示出来的是国家释权与社会增权的一般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国家与社会的互促型均衡结构构成了改革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生态的内在规定性。

社会文化生态变迁中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文化生态发生了深刻变迁,这主要表现为大众文化的崛起、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影响力增强以及消费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交锋、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的碰撞、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争鸣、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此长彼消、消费文化的流行与批判,构成了社会文化生态转型期的总体景观。社会文化生态变迁对于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产生了复杂影响,主要表现有大众文化崛起所带来的文化世俗化的"意义消解"效应,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叛逆性与文化个性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社会认同建构的冲击,以及消费文化兴起所引发的文化商业主义及其对于主流文化价值观的腐蚀作用。

舆论场变迁中的舆论引导问题探论

网络时代条件下我国舆论场发生了深刻变迁,初步形成了官方舆论场与网络舆论场并存的二元格局,两个舆论场所讨论的内容、使用的话语乃至讨论的方式都大异其趣。实现官方与民间两个舆论场的良性互动对于国家提升舆论引导能力具有标志性意义,这种良性互动表现在:一方面,官方舆论场要能够对网络舆论场所关注的社会热点以及民意诉求形成有效及时呼应,避免缺场和失语。同时,官方舆论场也能够对民间舆论场的负效应进行有效矫正,根本扭转长期以来网络舆论负面、偏激的价值走向;另一方面,主流媒体与网络新媒体要实现深度技术融合,在此基础上通过创立政府网站、政务微博等形式为两个舆论场的良性互动搭建制度平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生态分析

社会文化生态指的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处于变迁过程中的社会文化系统在多元价值要素复杂互动的作用下所显示出来的整体存在状态,这种存在状态不是静止状态,而是在与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的互动中持续进行着价值内容的更新,通过价值内容的更新,文化生态得以不断展现出新的性质和特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文化生态表现为传统与现代交织中的价值多元。

社会主义转型期的社会生态分析

社会生态是社会系统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要素在自我生长与复杂互动中所形成的社会变迁状态,在一定意义上,政治生态、经济生态和文化生态构成了社会生态分析的三个基本向度。由此反观中国改革以来的社会发展现实,可以发现:权力主导下的渐进改革构成了社会主义转型期的基本政治生态;市场化推进中的利益分化构成了社会主义转型期的基本经济生态;传统与现代交织中的价值多元构成了社会主义转型期的基本文化生态。

建国以来国家治理的内在逻辑与历史走向

党、人民与法治是构成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三个核心要素,党的领导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人民群众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主体力量,法治为国家治理体系提供稳定规范的制度化形式。完善的国家治理结构既需要三个要素各自作用的发挥,更需要通过其功能耦合以实现共同塑造,国家治理的内在逻辑体现为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建国以来,我们国家的治理结构经历了一个从失衡到矫正的发展过程,从改革前重视人民主体性作用的群众运动模式到改革之后重视法治规范的制度构建模式,在解决社会政治无序化的旧弊病的同时,也逐渐产生了法律空转、制度虚置的新问题。这意味着,对于国家治理体系的结构性失衡的矫正过程目前尚未完成,国家治理的历史走向在于寻求党的领导过程中人民主体性作用的发挥与法治规范力量的平衡。

网络时代的舆论传播革命与舆论引导困境探析

网络时代的到来推动信息传递产生质的飞跃,进而实现了舆论传播的深刻革命。传统的舆论传播界限被打破;网络信息传播的去中心化推动实现了舆论传播主体的平等性;舆论传播路径与载体多样化、隐蔽化;舆论传播效率有了质的飞跃;舆论传播的互动性显著增强。在舆论传播革命的背景下,我国舆论引导面临着深刻挑战:借助网络技术优势,全球化背景下的西方文化输出与意识形态渗透更为强势;市场化背景下的利益分化与思想多元能够借助网络传播载体形成越来越强大的舆论影响力;非理性社会心态萌生与网络舆论的情绪化腐蚀我国舆论引导的社会心理基础;政治信任弱化与网络谣言传播弱化舆论引导效果;媒体的功利化取向与舆论引导责任缺失降低了舆论引导的有效性。

全球化、市场化与网络化:全新历史境遇下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问题

全球化、市场化和网络化构成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所面临的全新历史境遇。全球化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全球化过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其意识形态输出与渗透呈现出更加隐蔽、渠道多元的特点,西方国家在与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交往中都具有相应的意识形态渗透策略。市场化的深入推进所带来的经济基础的剧烈变革给我国上层建筑诸领域带来深刻挑战,这种挑战在思想文化领域突出表现为理想主义消退、功利主义抬头、主体意识觉醒和价值多元化所带来国家意识形态认同困境的出现。网络时代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实现、网络舆论的异质性、网络信息传播的深刻变革、网络新媒体的话语表达平等性特质以及网络大众文化的发展带来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变,使得网络时代的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新的挑战。

社会政治稳定研究：历程回顾、核心要素与创新路向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政治稳定问题逐渐成为西方政治发展研究领域一个重要研究路向。基于对二战以来新独立发展中国家政治衰败现象的观察,以阿尔蒙德、亨廷顿、伊斯顿和派伊等为代表的早期研究者普遍把政治秩序性与持续性作为社会政治稳定的核心价值,并以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社会需求增加与政治制度满足之间关系的协调性作为实现社会政治稳定的关键变量。西方学者的观点深刻影响了国内学界对于政治稳定问题的研究,其借鉴引入的痕迹明显,创新明显不足。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的一种特殊政治现象,政治稳定的完整审视,还需要坚持一种更为宏观的历史视野,把它放置到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加以考察,才会有更为深刻的洞见。当前,深化社会政治稳定研究,应着眼网络时代到来的客观现实,考察网络化背景下实现社会政治稳定的现实困境、内在规律与实现机制。

社会心态变迁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研究

社会心态是社会心理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当前社会心态的深刻变迁给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推进带来复杂影响。社会认同感的下降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缺乏实践感受的心理呼应,社会疏离感的增强和社会怨恨情绪的出现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融入,非理性思维模式的形成使信仰塑造因信任缺失而陷于困境。优化社会心态环境对于有效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网络时代的舆论引导：趋势、特征与结构化困境

网络时代的舆论引导具有新的发展趋势与特征,同时也面临着结构化困境:消极腐败效应所造成的政府权威性下降和政治信任匮乏,导致舆论引导缺乏相应的政治心理基础;利益分化效应所形成的社会不公平感的蔓延,使舆论引导缺乏平和理性的社会心态环境;市场化改革给主流意识形态带来的巨大冲击,严重削弱了舆论引导的文化价值基础;改革过程中长期累积的社会民生难题,使舆论引导缺乏民众的情感共鸣。这样一种现实状况也决定了,网络时代的舆论引导,不仅需要适应信息传播革命的现实,创新工作思路并综合运用多元化的技术手段,更需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破除体制制度之弊并走出结构化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生态分析

对宏观意义上的社会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研究,一般以系统论为其方法论基础,现代系统论具有整体性、动态性和层级性的特征。如果把社会看作是一个大的生态系统的话,社会经济生态无疑是社会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社会经济生态指社会经济领域中的诸要素在运行和互动中推动社会经济系统形成所表现出来的整体状态。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经济生态表现为市场化推进中的利益分化。

社会政治稳定视域下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社会政治稳定所追求的政治秩序内在地包含制度与价值两个层面,即制度秩序与价值秩序的统一。制度秩序是一种显性秩序和刚性秩序,构成社会政治稳定的外在表现形态,价值秩序则是一种隐性秩序和柔性秩序,构成社会政治稳定的深层结构。现代国家的价值秩序一般是通过国家意识形态的力量塑造形成的,一方面通过塑造政治信仰,国家意识形态成为维系政治凝聚力的精神纽带,另一方面通过培育共同的道德与文化价值观,国家意识形态成为促进社会团结、实现社会整合的价值基础。国家意识形态作用于社会政治稳定的内在机制体现为社会凝聚机制、政治认同机制和政治整合机制。从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两个层面来看,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对于我国社会政治稳定具有特殊的意义与价值。

农村基层政府治理变革的根本指向——政治权力适应经济基础的属性

基层政府治理变革的根本指向是政治权力适应经济基础的属性 ,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解决中国政府改革的微观基础不足问题 ;形成现代化深入发展的基础性政治架构 ;培育出国家合法性与权威性的深层因子。

社会政治稳定的本质规定性论析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一定的经济关系必然表现为一定的利益关系。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是利益关系的本质形态,它决定并影响着利益关系的一切具体形式。在一定社会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多元、稳定的利益体系通过利益的合理分配构成一个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在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旧的利益体系及其格局会不断被解构,原有的均衡会逐渐被打破,从而形成利益体系的新格局。可见,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必然会经历一个从旧的利益均衡经过新的利益不均衡直到重建利益均衡的过程,与此同时,围绕利益和权力的分配,政治系统也必然要经历一个超越旧的稳定状态直到重建新的稳定状态的过程。从动态的意义上可以认为,利益冲突的生成与消解构成了社会政治稳定的本质规定性。政治稳定的本质规定性体现的是旧的利益秩序的解体和新的利益秩序的重建过程;强调的是理性地认知社会发展过程中利益分化的客观现实,并以理性认知为基础寻求利益冲突的消解路径。

国家与社会:解读改革以来社会政治稳定的两个基本向度

政治稳定是对一个国家政治运行状态的判断,动态的意义上它标志着政治运行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有序互动,静态的意义上,它表示政治运行中国家与社会在有序互动基础上所达成的均衡状态。国家与社会构成解读社会政治稳定内在逻辑的两个基本向度。改革以来,政治运行的稳定性因为国家与社会的互动生长而产生了质的飞跃。这种飞跃表现在,国家与社会在互动中日益形成一种互促性均衡结构。这种互促性均衡结构表现为两个方面的重要特征:其一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有序互动,即经过组织整合的成熟的社会权利意志向国家权力系统进行输送时,完全可以通过一个建构完善的制度通道而实现输送的稳定、高效、便捷;其二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动态均衡,即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可以通过一系列成熟的制度安排形成一种平稳关系。

试论社会政治稳定的本质规定性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一定的经济关系必然表现为一定的利益关系。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是利益关系的本质形态,它决定并影响着利益关系的一切具体形式。在一定社会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多元、稳定的利益体系通过利益的合理分配构成一个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在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旧的利益体系及其格局会不断被解构,原有的均衡会逐渐被打破,从而形成利益体系的新格局。可见,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必然会经历一个从旧的利益均衡经过新的利益不均衡直到重建利益均衡的过程,与此同时,围绕利益和权力的分配,政治系统也必然要经历一个超越旧的稳定状态直到重建新的稳定状态的过程。从动态的意义上可以认为,利益冲突的生成与消解构成了社会政治稳定的本质规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