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文学盟主:李东阳的制度优势、身份转换和文学运作

李东阳是明代弘治、正德之际一位颇具心术和文术的台阁重臣,其文学盟主之路与官位上升同步。其盟主地位的确立以入阁预机务为标志,然此前亦有较长的苦闷守望期。延承“文归台阁”的制度优势,李东阳不仅写作独属于翰林和阁臣的工作文体,还广泛写作一般官员和士人的通用文体。而耽溺诗歌创作与唱酬的癖好,又让李东阳突破了一般台阁作家的“馀力为文”意识,标志着文坛领袖由政教重臣型向“风流儒雅”型转换。其文学盟主术主要是自觉而强烈的盟主“代兴”意识、宽博而有格调的文学写作观念和多样有效的文人联盟手段。这对确认台阁体、茶陵派的“半自觉”性质和台阁文学的制度背景、身份意识等有推动作用。

破体与尊体:刘熙载“以诗论词”的价值与局限

刘熙载秉承清代词学尊体的追求,在《艺概》中多处运用“以诗论词”的方法,将诗及诗话引入词论中,其范围涵盖了词作、功能、作品等方面,意在打破诗词界限,使词向诗靠拢。“以诗论词”是刘熙载本人的论词倾向和审美趣味的具体反映,也是清代词体推尊进程的重要环节。

朱张书信往还中的“四书学”思想交流考论

朱熹与张栻虽学出同源,但致思方向和结论有异。以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为据,在宋乾道二年(1166)至淳熙四年(1177)年这11年间,朱张二人关于“四书”的书信往来即多达126封,其间论及侯仲良《论语说》等10位前贤及时人的《四书》学著作,并对《中庸》的“中和”、《论语》《孟子》的“仁”等思想关键词进行了深入讨论。这对于研究朱熹、张栻的“四书学”思想发展和“四书学”形成前期的宋人学术风气都有积极作用。

“三杨”台阁派的诗文统系和论争特点

由于强烈的政治性和理学性,"三杨"台阁派有浓厚的"鸣盛""鸣治"意识。在古文上,主张向受到成祖、仁宗推崇的欧阳修学习,要求思想醇朴、内容正大、表述典则,具有雍容和雅、平正纡徐等特征。在诗歌上,主张向得君子性情之正的盛唐诗歌学习,反映时代的"治世"特点,要求具有"清粹典则,天趣自然"的诗美特征。而对论争,则往往采取"不激不随"的态度,体现了其时文学思想的沉闷和文学论争气氛的淡薄。

杨慎“并州故乡”观的内涵及成因——与苏轼故乡观的比较

从异乡观和故乡观可分开来说,杨慎的异乡观与苏轼同多异少,都走过由排斥、亲近、发现优点、天教异乡看美景到暂时故乡化的思维进程,只是苏轼走向了更彻底的异乡"前生"化,而杨慎只做到第二故乡化——"并州故乡"。但两人的故乡观差别极大,只在最低的故乡具化上相同,且杨慎似更突出,然在故乡泛化、意念化和故乡"寄生"化上,杨慎则无表现。苏轼旷达,杨慎沉重。其原因是政治上杨慎被永远充军,回乡是最后诉求,其"并州故乡"观,实质是政治道德的归隐态度,而苏轼被贬谪,回乡不是唯一出路;对待人生,苏轼佛、道兼用,"寓""寄"于物,杨慎坚守儒家人格,拘泥执著。

成化初台阁派内部的一次政治、文艺斗争:“翰林四谏”事件分析

已经衰落的台阁派在成化二三年连续发生了被合称为"翰林四谏"的政治事件,翰林修撰罗伦上疏阻止内阁首辅李贤夺情起复,编修章懋、黄仲昭和检讨庄昶三人上疏谏阻举行元宵灯节,并拒绝应制撰作节庆诗词,先后被贬官外任。这是一场由政治道德而波及文艺思想领域的斗争,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价值观念的趋于活跃和独立认真思考的力量,即使是受帝国意识形态训育和在体制内的人物,也有可能打破思想界和文艺界的沉闷气氛。

论汉代拟骚体的“龙蛇”人生哲学

以屈原为话题的汉代拟骚体,在承袭屈原"清洁"人格的同时又有新变和更定。大一统政治专制下的失志不遇体受,使汉人有比屈原更强烈直接的社会批判。面对屈原之死和自身的生存实际,汉人发展出源于儒、道,以全身远害为特征的"龙蛇"人生哲学。

从模拟论扬雄《反骚》的范式意义

政治道德化批评和模拟消极论遮蔽了对《反骚》文学史意义的准确认识。面对屈原的文学技巧与典型的人格模式,扬雄静观默察时代精神之变迁,而有意识的以模拟的形式《反骚》,来达成新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文学风貌的建立,从而在文学技巧和人格心灵上成为新的范式,为后代文人所仿效。

新论汉赋审美心态之生成、创发与迁流

以汉人集中体现于各体类赋文中的审美心态为论题,探求以理性、求全、夸饰为尚的汉赋审美心态,正是生成于汉赋特殊的象类式铺陈的感知表现方式,及汉代赋家居于各种政治道德人格和文化人格之中的审美人格,进而讨论汉赋三体对先秦以来文学表现范式的发扬光大与集成创发,以及随东西汉之分而发生的语体、气性、风格迁流。

文社·宗派·性格——艾南英陈子龙之战再检讨

以艾南英文章、年谱为主要依据,结合复社、几社和豫章文社的发展,对艾、陈之战重述,指出论战有两次,分别在崇祯元年秋冬间和崇祯二年秋,都与复社、艾南英为文社的选文权和势力范围发生的争斗密切相关。决定争斗胜负的,不是双方奉行的文学理论,而是采取的组织斗争策略。然后对艾、陈之战进行“细读”,指出他们论争的宗派特点。最后性格来探讨论战激烈的原因,指出八股文经历对艾南英的傲慢和“好辩”有深刻影响。

作家传:值得重视的文学批评形式——以李开先为例

作为嘉靖八才子之一的李开先一生共写了16篇作家传,都收录在《李开先集.闲居集》之九和之十。作品数量虽不多,但无论是与前代和同时代作家相比,都显得很突出。更为难得的是,他有意识地将其笔下的作家分成了两个系列,而其他人物,按我们的分析,实际上构成了第三个起配合作用的系列。而在我们习见的诗话和序言之外,李开先作家传也成了批评当代文学的重要方式。但是,这一点却没能引起文学批评和文学思想研究者的足够重视。

论明代八股文中的七子派秦汉古文宗尚

从属于官方文献的会试录序、大臣请正秦汉文体的奏疏和七子派成员的科考策语记录,再从七子派成员的秦汉文教学措施、教学效果和八股文选本,又从七子派成员的八股文作风和八股文风尚变迁的反映,可以明确看到,前后七子派尚辞而流于晦涩的秦汉文宗尚已进入明代八股文的风尚写作中,并成为与唐宋文宗尚一直相对峙的八股文写作路线。七子派和唐宋派的对立,不只在古文层面,还在与明代文人命运休戚相关的八股文层面。

论台阁作家宋文观和宋诗观的错位

明初台阁作家和典型台阁作家的宋文观和宋诗观存在着异常的"错位":他们对宋儒宋文极尽褒扬,纳入文统的重要位置;而对宋诗则或漠视,或否定,态度全然不同。至其原因,则既与于宋兴起的鄙薄宋诗的风气有关,也与台阁体作家文以载道的文学观有关。

论拟骚体中汉人焦虑心态的表现及根由

以王逸《楚辞章句》所录汉代七篇拟骚体作品的数据统计为基础①,阐述汉人焦虑心态的现实倒置感、时间飘忽感、命运限定感和孤独感等四个方面表现,简析其进身之阶、深刻不遇感和"二重角色"等根由。由此可拟骚体在纪录汉人文学心灵的重要作用。

唐宋派和前七子派关系原论

从风节与宗法、格局与心态两个维度,探原唐宋派与前七子派的真实关系。以为唐宋派的不同成员在不同发展阶段,呈现出与前七子派不同的人格和文学追求,其根本原因在于其置身的政治学术格局及由此影响的士人心态与前七子派相比有了巨大变异。多元化的心态需求导致多元化文学景观的出现,唐宋派仅为当时诗文多向位移活动中之一种而已。

明代台阁体文学三题

根源于台阁政治基础和理学学术基础,明代台阁体文学表现出相互联系的三大特点:文统上的政治性、文学观念上的非文学性、文学写作上的独占性和台阁气。正是它们较长时间地占据主流,阻滞了明前期文学思想的拓展进程。

汉代七体赋的欲望世界与游戏心态

对包含《七发》在内的汉代七体赋,我们从不断模拟翻写的文学事实出发,讨论其创作动机和由此彰显出来的汉人欲望世界和游戏心态。他们把本是人类最基本的物质需要和现实追求推衍到极致,对美食、美色和宫室娱乐作了帝王般的穷奢极欲描绘。而七事内容的随意安排和被劝主人的被动处理,又可见汉人的游戏为文心理,以及对世俗享受的沉溺、向往和与不同时期的现政权所发生的离合态势。

《离骚》主题探原

屈原及其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原型性。在《离骚》的多元多层主题中“,忠君爱国”主题局限于政治层面,不能成为与屈原的原型性人格“清洁”相对应的原主题。《离骚》的原主题是“求索”。

艾南英“以古文为时文”的理论体系

激烈尖锐的晚明文社论争,促使一生专力于时文的艾南英建立起比他人更为自觉而成熟的"以古文为时文"理论,也是立足于时文的"以时文为古文"理论。其理论一改之前的古文、时文分裂观念,高扬时文可传古文之理、之法和真精神的主张,为古文和时文树立了统一平等的评价标准,为古文、明时文、明古文建立了三轨并行而不悖的正宗、旁门、邪说谱系,体现出他特有的季世文学和社会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