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宁夏镇花马池守御千户所设置时间考

关于明代宁夏镇花马池守御千户所的设置时间,史料记载多有抵牾,分为成化十五年、弘治六年与弘治十五年三种情况,从而造成后人涉及到此问题时,引用多有不同,为此有对其进行考辨的必要。

明弘治至民国初年宁夏灵州土地税及其反映的环境变化

明代弘治至民国时期,灵州土地税与田亩数有所变化:在弘治至万历时呈现下降的趋势,清初至乾隆年间呈上升的趋势,而后又下降到明中叶时的水平。这种变化大多是豪强军官的侵占、垦荒政令的不同以及自然灾害的原因所致,反映出环境在逐步恶化,土地的贫瘠与盐碱沙化在逐步加剧。

宁夏河东地区明代边墙与屯堡的变迁

明代宁夏灵州至花马池一段成为鞑靼入犯之常地。明从成化、弘治时开始重点构筑河东军防,河东边墙修筑从成化至嘉靖年间是其成型的阶段,隆庆后由于边事的东移而逐渐失去其作用。屯军促使屯田的发展,由此屯堡在正统以后逐渐兴起,而后经过弘治正德嘉靖的发展;明末军屯衰落,民屯的兴起,屯堡的军事地位下降并逐渐的商业化、行政化。而屯田对环境的破坏又使一些屯堡消亡,总体上呈现出衰落的趋势。

唐长安城北部主要池陂及其作用

唐长安城北半部的三大内: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三大苑:即西内苑、东内苑、禁苑内各有池陂。位于其中的东、南、西、北四海,龙首池、太液池、龙池以及鱼藻池等构成了城北地区水源,在唐时的作用有:提供了水产品,成为运输关东物资的通道,调节了长安城局部水气候,对唐王朝的政治也产生了影响,更成为皇室游乐的场所。它们的水源来自清明渠与龙首渠,有水的地方就会出现园林,以供皇帝游乐、打猎之用。

关于昆明池的考古学研究综述——兼论汉昆明池的出水口与进水口问题

考古学在昆明池研究的贡献是实测了其面积、深度,确定了其范围、古遗迹的年代与水系的状况等,所得结论与文献记载基本相同。但关于其入水口与出水口,考古实测与历史地理学者的认识有较大差异。考古实测入水口有两处,分位于东岸;出水口有四处,一处在西岸,余皆处于北岸。而历史地理学者认为进水口为一处,位于南岸;东岸为一出水口,连通汉漕渠;西岸为一出水口,连通沣水;北岸有两处出水口,靠东引水注揭水陂,靠西注入滈池。通过梳理关于昆明池的考古学研究,可以统一考古学界与历史地理学界关于昆明池进水口与出水口之认识。

明代宁夏镇历史地理研究二题

明代宁夏镇中卫枣园堡设置时间有永乐二年(1404)与正统四年(1439)两种记载。依据文献分析,枣园堡为正统四年所设,旧址在今中宁县枣园乡;嘉靖十八年(1539),枣园堡因秋青草采集争议而改隶广武营。灵州亦有枣园堡。明代宁夏河渠提举司乃工部侍郎罗汝敬为解决豪强占据水利而奏设于宣德六年(1431),但其实际职权少有作为,因其不具有征人为其服役的权力及其与管屯官之间存在责权重叠,最终于成化元年(1465)被废除。

档案所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关中水力加工业的生存困境——以泾惠、渭惠、梅惠三渠为中心

本文依据档案资料,以关中三惠渠为例,旨在勾勒水力加工业的生境以反映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水力加工业之实情。文章认为,随着“关中八惠”渠成之际,水力加工业似复兴,但仍以“旧式”工业为主,故其发展程度有限;水力加工业在面临水资源短缺的自然背景、诸多不利的社会经济因素的冲击以及担负额外义务的处境下,采取如木炭发动机,增加闸板、板坝,延长水道等以解决动力不足,亦有通过产品换原料,或将工业转让、变卖、改组及转型等,虽暂时缓解自身困难,但只是权宜之计,水力加工业衰落已成实情。

唐长安城的水资源及其利用

唐长安城水资源利用的类型有雨水、河湖水、泉水及地下水,其中发达的渠系与众多池陂解决了城市的需水问题。水资源对于唐长安城的影响体现在:其一,城址的选择。相较于汉城的卑湿,水质差,居于龙首原的唐城水环境优势明显。其二,农业的发展。雨水与渠系为作物与寺产提供条件,利用温泉可种植反季节蔬菜,池陂亦可发展水产养殖。其三,生活用水的解决。主要通过渠系引河水,其中不乏凿井饮水者,同时沐浴文化因温泉而时兴。其四,景观的修建。利用渠系连接池陂形成园林景观,满足了人们观景之需求。其五,发达之水运。唐代重新修浚漕渠,并建广运潭,发达的水运使天下方物尽汇聚长安。此外,冰箸、凫雁与冰雕等体现了水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人们赋予了水的文化新意义。总之,梳理唐长安城水资源的利用对于今天西安发展过程中水的利用与可持续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黄昏路上金色的城堡——宁夏灵武横城堡

由银川开往灵武的汽车一路疾驰，公路两旁的湖泊、水稻、黄河映入眼帘，真正是“天下黄河富宁夏”。

水道讹误与历史可能性:以明代前后大夏河为例

大夏河古今有别,至迟于明代前后大夏河所指发生变化。据考明以前古大夏河应为今洮河支流广通河,而明以降之大夏河被定为古“灕水”。水道的名实混淆背后当有其辗转于不同控制势力造成记载“阙略”以致湮没;或许有意为之,体现的是汉藏势力在此区的划界;亦或许“灕水”在明以前很长时间内被当地人称为大夏河,而采集资料时遂将“灕水”作为大夏河。混淆导致明清方志沿袭错误,影响到该地地名的设置。

河源唯远与历史传统:泾源略论

根据“河源唯远”的原则,马莲河理应为泾河之正源,然而因先秦移民开发造成古泾水(马莲河)成为“泥水”,加之六盘山文化、古人的地理认知范围以及六盘山海拔与地理环境等因素,由此造成六盘山成为泾水发源地。泾源的变化与六盘山固有的自然地理环境及人类行为活动均有关系,其变化过程较好地反映了人地间的互动关系,同时泾源位置的转移与固定又是一个知识史形成的过程。

从文献看明代宁夏镇物产、土贡及“祥瑞”进献

通过梳理文献可见,《大明一统志》所记宁夏镇物产表现出一定内部地域差异;地方志记载虽更详尽,但基本将其归于总镇下而致物产地域差异消失。至于宁夏土贡则上迄唐,下至清。有明一代,该区土贡种类渐有减少,然而马、锡、红花渐成岁贡。尤其红花,该镇“土实不产”,且部分官员认识到其劳民伤财并上奏裁撤,然而其影响竟从宣德延至嘉靖朝。此外宁夏各级官员不时进献“祥瑞”,进献者欲求殊异;而朝廷常以称赞、赏赐为主。值得注意的是,正统后随着边事吃紧,朝廷对进献“祥瑞”的态度似有所转变。

汉代长安昆明池修建初衷再审视

关于汉代长安昆明池修建初衷这一问题,目前学界主要存在两种说法,一为军事原因说,一为向长安城供水说。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可知汉武帝首次穿凿昆明池是为征讨昆明夷,再次修建是为伐南越。其修建初衷为军事原因不容置疑。需要注意的是,昆明池修建与汉征讨滇国并无关联。向长安城供水说则源于宋人程大昌,其亦是在承认始凿为军事原因的前提下提出。然今人对此理解多有偏差,加之其一,《汉书·五行志》所记元狩三年(前120)旱灾与武帝朝旱灾似为频繁的情形;其二,昆明池下游渠系连通长安的实际情况。以上致使城市供水说形成,并一度掩盖了军事原因说。故此,需要重新审视昆明池始凿前的汉代旱灾。对《五行志》记载元狩三年(前120)旱灾,需结合前后文相类记载,以其表述体例作辨别。对宋人程大昌及黄盛璋等主张亦需进一步讨论。需要留意的是,汉长安昆明池主要功能存在一个随时代变化而由军事向社会经济方面转化的过程。

城镇与环境的互动:以宁夏地区明代军城为中心

明代宁夏地区城镇的建设和发展,包括与之配套的屯田使自然环境逐步恶化,灾害逐渐增多;城镇的建设与数量增长促使边防形势得以缓和;城镇建设使多民族人口回归,但仍以汉族军民为主,形成蒙、回、汉杂居的人口结构;内地人口迁入,改变了其风俗习惯,形成“宁夏士文化”。反之环境对于城镇亦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体现在自然灾害影响城址选择,造成民众财产损失,延缓城镇发展;边防形势、民族结构和移民制约着城镇兴衰。

水环境视域下的边疆:以明代宁夏镇为中心

在利用文献资料基础上梳理明代宁夏镇明蒙双方对水环境的利用与改造。研究发现,明代宁夏镇水环境利用主要体现在生产、军事及生活需用等方面。生产上,明朝依托黄河展开以引水溉田为主的营生方式,同时水源使双方放牧均“逐水草之地”。军事上,明军设置屯堡以切断水源,或利用渠道阻遏蒙骑兵,或以河水淹溺敌军。蒙方抄掠时,或湮塞井泉,或趁冬季踏冰渡河,而明军采取于河岸巡守、沿河设堡及构建冰壁等以遏制。生活上,明朝军民引水入城并营造“边地水景观”,此外时人又面临河水冲蚀与水咸卑湿等问题。通过研究可见,正是由于明代宁夏镇充裕的水资源及水环境使该地成为蒙古部重要的劫掠地区;同时从明朝视角看,水资源充沛、水环境优越的自然禀赋为其提供了抵御蒙古的天然基础,我们有理由相信宁夏镇绝不能尽入“虏”手应是明朝之基本态度。

渤海湾西岸西汉海侵事件研究述评

天津市文化局考古发掘队与谭其骧先生认为,渤海湾西岸于西汉中后期存在海侵现象。对此,陈雍据该区遗迹年代提出质疑,并认为不应将海侵等同于海溢。之后,王守春通过文献资料,以莱州湾来论证渤海湾海侵;而商志文则从地质学方面证实了海侵存在的事实。通过对各方观点、论争过程的总结,对"海侵""海溢"的释名,及遗迹年代的考古学分析,结合地质学与当时气候背景等,可知西汉中晚期渤海湾西岸确有海侵,且属"水动型海平面升降"。

关于长安昆明池的若干问题再议

关于长安昆明池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昆明池的得名、兴建、功用及其湮废等问题上。①其得名目前主流观点认为其指代滇池或"昆明"夷。而初始兴建缘由目前有两种说法:其一,为训练水军征伐"昆明"夷;其二,为长安城供水与调节漕运。②本文欲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新解读史料,对昆明池之得名、初始功能与演变及其衰落缘由做一归纳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