懊悔、偏好与爱——试论舍勒位格主义伦理学的三重基础

舍勒的位格主义伦理学具有生存论、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基础。首先,懊悔行为揭示出位格作为负罪之在的生存论本质;其次,价值偏好行为认识到先天价值秩序的存在,而价值实现行为说明只有位格才是道德价值的担负者;最后,爱在情感行为中的本原性地位说明位格在本体论上首先是爱的存在,而观念的爱的秩序则为位格实际的爱的秩序指明了方向。舍勒的位格主义伦理学是伦理学理论中的一种新范式,但对于作为其方法论基础的现象学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因信称义:从马丁·路德到芬兰学派

因信称义是信义宗信仰的核心和共同基础。马丁·路德在反对天主教会的斗争中最早确立因信称义,但是由于路德的继任者梅兰希顿个人温和的性格与天主教会和解的需要,他在信义宗的《信纲》中对路德的思想有所保留。梅兰希顿的诠释在20世纪70年代再次受到芬兰学派的挑战,他们批评梅兰希顿对"称义"的理解偏重法庭性称义而忽略了效果性称义,这违背了路德的原意。通过对"基督就在信本身之中"的诠释,芬兰学派试图弥合梅兰希顿思想中"称义"和"成圣"之间的差异。事实上,路德关于因信称义的思想也有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梅兰希顿和芬兰学派只是对路德不同时期思想的诠释。

科学与宗教:从史实到理论

20世纪美国的"猴子审判案"和"平等对待"法案引起了创世论和进化论的世纪之争,但这不过是历史上科学与宗教三次历史性碰撞的缩影。哥白尼的日心说、牛顿的力学运动定律和达尔文的进化论都先后对宗教提出了挑战,促使宗教通过重构和发展新的学说做出回应。根据伊安·巴伯的看法,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可以被分为冲突、无关、对话和整合四种类型,而约翰·布鲁克和彼得·哈里森的历史考察则表明,类型学的划分并不能完全反映科学与宗教在历史上的复杂性,这两个概念也不过是晚近三百年的发明。对于科学与宗教的历史和社会维度,马克思与恩格斯实际早已具有深刻的认识,并且在自然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做了批判性分析。

何谓彻底的无神论?——兼论无神论者的道德观问题

无神论者在西方国家往往会被贴上“不道德”的标签,因为道德被认为需要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上。然而,通过对“欧绪弗洛困境”的解读可以看出,道德与宗教实际是相互独立的。道德可以建立在理性与自律的基础上,但是在“德福一致”的要求下,它还可能滑向有神论或不可知论。不可知论并不等于真正的无神论,无神论与科学都是建立在自然主义的基础上,而只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主义者才是彻底的无神论者。马克思主义作为彻底的无神论也同样面临“否定道德”的指控,而本文的分析将说明,马克思主义否定的只是作为意识形态的“道德教条”,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下,只有真正的无神论者才可能成为道德的人。

阿奎那的血亲伦理及其和儒家可能的对话

新教伦理认为基督教的爱是无差别的平等之爱,天主教的解放运动也是更加关注穷人和社会公平正义的议题,但是这两种思潮都忽视了天主教传统对家庭和血缘关系的重视与强调。阿奎那在对爱德的讨论中提出了爱具有和天主以及爱者有关的等级秩序,同时在这种爱的秩序中,家庭和血缘关系又具有某种绝对性和根本性地位。中国传统儒家同样十分重视血缘关系,但是与阿奎那思想不同的是,血缘关系相对其他亲近关系还具有某种优先性甚至本体论的地位。这种由血缘关系决定的血亲伦理是进行中西宗教文化比较与对话的一个可行的切入点。

信与爱:芬兰学派对路德的新诠释——读《芬兰学派之父曼多马文集:马丁·路德研究》

芬兰学派认为路德更大程度上是回到古典传统,认为称义不仅是一种赦罪的恩典,还是"特点和属性的交换",并因此有了和东正教成神论对话的空间。这种新诠释实际上是以效用性称义代替了传统上对"因信称义"法庭性称义的诠释。在爱的诠释问题上,曼多马提出了对存在的爱和对不存在的爱的区分,从十字架神学的角度反对阿奎那传统中将爱看作与善联合的力量,指出爱是与贫穷、罪恶、软弱等向下联合的力量。

宗教对话何以可能——比较宗教学的方法论反思

麦克斯·缪勒提出的“比较宗教学”试图对不同宗教进行不偏不倚、真正科学的比较,从而使宗教研究跳出西方神学的桎梏,逐步发展为一门跨文化的具有交叉性和综合性的现代学科。另一方面,经过近一个半世纪的蓬勃发展,宗教比较研究逐渐进入到宗教对话的实践,形成了排他论、兼并论和多元论等不同的对话观。比较神学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植根于某一宗教传统的特定立场,通过开放与委身将其他宗教作为丰富和更新自身宗教传统的资源。回到对宗教进行比较研究的初衷,通过引入现代科学的概念在不同宗教间进行比较,既能保证宗教比较的客观性和中立性,又能保持对不同宗教传统的欣赏与尊重。

演化论与自然法——试论社会生物学对托马斯主义的支持与挑战

爱德华·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引起了许多争议,但是也让部分学者看到了与托马斯·阿奎那自然法之间的某些联系。社会生物学来自演化论,达尔文改变了传统的物种不变论,从演化的角度为物种的起源和多样性提供了自然主义的解释。在此基础上,爱德华·威尔逊和理查德·道金斯等人进一步从群体选择或者亲缘选择的角度,解释了人类道德的生物学起源。威尔逊认为,出于知识一致性的要求,必须摒弃伦理学中的先验主义,包括阿奎那的自然法,而艾恩哈特则指出,如果抛弃托马斯主义中的先验主义因素,那么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实际可以被理解为同属于自然法传统的产物。通过分析阿奎那的自然法与现代演化生物学之间的共同点,艾恩哈特说明支持自然法的自然倾向大部分都被现代生物学研究所证实,包括婚姻、家庭和子女养育。然而,阿奎那的自然法确有一部分基于先验基础的理性向善之倾向,而本文则简要论证了该理性之倾向部分亦可能出于生物学之本性。总之,本文并非试图推翻某种先验主义的道德哲学,但确实支持植根于自然科学的自然法研究的复兴,其中生物学无论在过去还是将来都扮演着某种重要的基础性角色。

爱子到爱人——从社会生物学的亲缘利他看基督宗教中的父子关系隐喻

生物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表明,父母对于子女的关心和照顾是一种"硬核的"亲缘利他行为,通过理性的力量或者认知性因素,这种亲缘利他可以扩展到远亲乃至无亲缘关系者。无独有偶,基督宗教也经常将上帝与人类的关系类比为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通过将自然科学的研究代入对基督宗教的理解中可以看出,宗教之爱与自然的亲情之爱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但同时也避免了亲情之爱或者陷入溺爱或者产生杀子行为的弊端。在此基础上,通过发掘基督宗教中爱的秩序以及收养的理念,一方面可以肯定父母对于子女的亲情之爱,另一方面也可以将这种利他的亲情之爱扩展到更多的无亲缘关系者身上,从而更有利于培养和塑造一种利他的社会型人格,带动建构一种利他性的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