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广汉出土的玉石器

四川省广汉县所出玉石器,迄今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了。一九二九年,该地中兴乡(现名中兴公社)的农民燕某曾在宅旁沟渠底部发现玉石器一坑,当即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九三三年冬,前华西大学博物馆葛维汉等人曾在此进行发掘。解放以后,四川的各考古机构亦先后在其地作过数次调查,证明这里是一范围很广的古代遗址。一九六三年秋,四川博物馆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组再次在此作过试掘。一九六四年春。

前蜀王建墓内石刻伎樂攷

王建墓、中室内置棺槨的石座東南西三面(見圖版壹、贰、叁)雕刻有伎乐二十四人,計舞者二人,奏樂器者二十二人?艘涣t雕刻,不只在藝術上表现出極高度的技術水平和现实主義的作風,而且是一部極完整的、及樂器最多的音声队,为攷見唐五代音乐和樂隊组织的極重要的资料。

由中国亲属名词上所见之中国古代婚姻制

近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进化者莫,不以莫尔根(L.H.Morgan)之社会进化阶段为其立论根。据但莫尔根之社会进化思想,特其表现于古代社会一书之中者,多与近来新发现之事实不合,故现在研究人类之社会进化者,即根本否认普遍之社会的进化有同一固定之程序,有如莫尔根及其它十九世纪中诸社会进化论者所主张者。不过从学术之发展上视之,莫尔根之所以为十九世纪伟大社会学家之一者,并不在其社会进化阶段之划分,而在其发现亲属名词与社会制度之关系;并不在其古代社会一书,而在人类中之血族与姻族之系统一书。不过后者之篇帙繁重,措词专门,下为学者所习知耳。人类中之血族与姻族之系统一书,出版于一八七一年,当是时麦克令南曾力加以反驳。

四川彭县出土的铜器

1960年彭县濛阳镇竹瓦街所出的一批铜器,包括兵器和容器,共二十一件,多为精美的巨器,以其数量及制作言,实为近年来四川出土的一批最重要的青铜器。其报道已见于《文物》1961年第11期。从发现的情况看,这批铜器大概系一窖藏。八件容器和十三件兵器同贮于一陶缸中。缸在筑路时已被挖碎,形状已不能见,自残片观之,高度及直径均当在一米以上;质料为灰褐色粗陶,外布粗绳纹,与广汉中兴公社古遗址所出的粗灰陶颇为相似。

永陵——王建墓的发现及发掘

旅人行进在成都平原上,应当会留意到许多人工土丘的存在,正是它们打破了周遭沉闷单调的景色。有些土丘规模巨大,高逾15米,周长达数百米。它们之中绝大多数是墓冢,时代早至公元前5至4世纪,晚至现代。由于人为破坏和自然侵蚀,墓外的纪念性遗迹一概无存,所属何人往往也无从考证,被当地人称为'丘'或'皇坟'。

岷江上游的石棺葬

石棺葬是四川西北部阿坝藏族自治州茂县、汶川、理县三县境内分布甚为密集的一种古墓葬。研究这种墓葬的族属、时代,并复原当时社会经济面貌,对于解决羌族古代史的若干问题以及古代西北地区与西南地区之间的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此类古墓葬的分布范围,西不出理县蒲溪沟(今薛城以西约20余里),南不过汶川县的绵虒(旧汶川县治),北达茂县附近,而主要地局限在岷江。

四川古代的船棺葬

船棺葬是1954年6月、前宝成铁路文物保护委员会在四川昭化县宝轮院及前西南博物院在巴县冬筍壩同时所发现的一种墓葬。两处共发现完整的船棺5具(宝轮院4具,冬筍壩1具),其它有船棺痕迹的并由墓坑、葬式及随葬品等可以推知其为船棺者,一共有26墓(宝轮院9墓,冬筍壩17墓)。以发现的数量及地域而言,已足证明它是一种特殊的葬法,所以"船棺葬"这一名称,我们认为是可以成立的。

四川的画像砖墓及画像砖

画像砖是四川东汉肘期砖室墓中一种特有的东西,是当时一部分社会生活现实的写照,它在历史科学上及艺术上的价值早已为人们所注意,但是它在墓中的位置和意义以及其出土的经过,谈及者尚少,兹就这一方面的情况,作一综合的叙述。 (一)发现经过汉画像砖的出土及为收藏家所注意,开始于清代末年,至民国初年而渐多。但当时以其上有文字者方为收藏家们收购,如无铭文,虽画面重要,亦在摒弃之列。现在存留的当时出土的画像砖。

云南晋宁出土铜鼓研究

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中共出土铜鼓十七面,又出土与铜鼓有密切关系的铜鼓形贮贝器三十一具。从考古学上言,在一个地区出土数量如此之多的铜鼓,是没有先例的。并且出土的情况比较明确,时代也极为肯定,所以是值得进一步加以研讨的。这不仅对古滇族的生活习惯的阐明将有所帮助,而且对于铜鼓的创制、发展等问题的推断,亦将有其一定的意义。晋宁出土的铜鼓十七面。

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

云南晋宁石寨山西汉墓所出的一批文物,从其数量性质言之,均是十年来考古学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研究当时滇池区域的文化及其民族的最真实的资料。创造这一批精美青铜器和其他器物的主人,以及他们属于当时的哪一种民族,应该是研究这一批文物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作者于1958年冬承云南省文化局之约,曾短时期参加过晋宁的发掘,1959年6—7月间,又承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之约。

记广汉出土的玉石器

四川省广汉县所出玉石器,迄今已经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了。1929年,该地中兴乡(现名中兴公社)的农民燕某曾在他的宅旁沟渠底部发现玉石器一坑,当时即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933年冬,前华西博物馆葛维汉等人曾在此进行发掘。解放以后,四川的各考古机构曾先后在其地作过数次调查,证明这里是一范围很广的古代遗址。1963年秋,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组再次在此作过试掘。1964年春,当中兴公社农民在距原发现玉石器的地点五。

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铜器研究——若干主要人物活动图像试释

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若干铜器上铸有、或镌刻有许多当时人们的活动图像,在一个场面中少的十余人,多的有达一百二十余人者,情况是相当复杂的。此类图像,在发掘报告中仅作了一些简明的叙述,有者未加解释,或阐释不足。但这类资料,不仅是考古学上所少见和近十年来国内考古学中最重要的发现之一,而且是当时"滇人"重要活动的最真实的写照。若能对它们作出正确的解释,对于当时滇池地区的生产活动及社会习俗的阐明,当有极大的帮助。作者不揣謭陋,作为试释,聊供参考。

记唐印本陀罗尼经咒的发现

一九四四年四月,前四川大学修筑校内自荷花池至锦江(俗称府河)边的道路,于抵达江边约五六十米处发现小型墓葬四座,其中三座(相连的)为小型南宋墓,其一即出印本陀罗尼经咒的唐墓。当时我同杨有润同志前往清理,费了一天的功夫将此小型唐墓清理完竣,惟以天色已黑来不及将人骨架取出,俟次日清晨再往取时,已在夜中被人扰乱打碎,墓底砖已被掘起。

成都万佛寺石刻造像——全国基建出土文物展览会西南区展览品之一

一九五三年成都西郊万佛寺旧址修建房屋时发现石刻造像百余件,其中有年号的四五件,年代自梁至唐都有。造像虽多残缺不全,但皆雕刻精美,颇能表现出四川雕刻艺术的一定特色。

关于“楚公■”戈的真伪并略论四川“巴蜀”时期的兵器

《文物》1959年12期上登载了湖南省博物馆从废铜中拣选出的铜戈一件,此戈形制颇异,其内上有"楚公?秉戈"铭文。高至喜同志根据郭沫若院长对"楚公?钟"的释文,断定"此戈大约也是西周末年时的",并言"这无疑是一件研究楚国早期兵器和文字的一件重要资料。" 于省吾和姚孝遂两先生则根据此戈的形制、铭文等,举出六项理由证明此戈及其上的铭文均是伪作,并说:"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肯定,‘楚公?戈’的铭文是伪造的。从戈本身的形制、银饰来看,器物本身也当是伪制的。"(《文物》1960年第3期)其论证甚为精覈。不过此戈既非"越戈",更非殷戈,亦非中原地区西周时期的戈。细察此戈的形制,乃系四川所谓"巴蜀"时期的戈。此戈本身当系真品,其内上的铭文或系后来的伪制。

前蜀王建墓出土的平脱漆器及银铅胎漆器

漆器是王建墓内出土的重要器物之一。其中的玉册匣、宝盝等已由杨有润同志在本刊1957年第7期中加以介绍,但尚有未尽,特别是其中的银铅胎漆碟,为所发现的此类器物中之最早者;镜匣亦为出土平脱器中之最精美者,现分别介绍于后。按镜匣与铜镜同时出土,部位在棺内靠东北隅地方(棺为正南向),出土时镜置于匣上。银质花纹饰片保存良好(页7图1),其下尚带有朱漆纹及朽木痕,故可据之作较准确的复原。

论盘舞

山东沂南县石室墓内石刻画像中有盘舞一种,王仲殊同志据之作"沂南石刻画像中的七盘舞"一文,考证至为详确。一九五六年二月,四川彭县汉墓中发现画像砖一方,其上亦有槃舞(见图)。

王建墓内出土“大带”考

王建墓内发现玉大带一条,发现时在中室棺中与银钵、银盒(二个)、银猪等放置在一起。此大带、银盒及银猪等,大概均系棺中殉葬之物,盗墓者收集起来准备携走者。其未带出的原因,不甚明了,或者所取之物过多,一时忘却,或者外面有警,慌忙中未及带走。不过此皆系揣测。大带只余銙七块,铊尾一方,银扣二。鞓(即皮带)已全腐,仅余少数痕迹附着于銙及铊尾之上。但鞓虽已全腐,由其所存的部分,结合出土的情况,尚可推见玉大带的原来的形制。

论南唐二陵中的玉册

南唐二陵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次用科学方法发掘的古代封建帝王的陵墓,在研究华东五代时期各方面的历史上有极重要的价值,现在能够尽早地将发掘报告发表出来,供各方面的参考,是我们考古学界的一件盛事。又在报告的编写上,叙述简核,考证精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