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非政策的演变(下)

全球战略与地区性冲突 里根政府于1981年初上台后,强调全球战略,把遏制苏联的扩张作为对外政策的中心环节,认为非洲的主要问题在于苏联和古巴的军事存在,而不是种族隔离或纳米比亚独立等地区性争端。早在1978年,里根便著文指出:“俄国人决心取得战略基地和控制主要资源,而且节节取得胜利……苏联在非洲的目标很明确:控制从红海到大西洋的海上运输线和南部非洲的矿产资源。”因此。

美国对非政策的演变(上)

本文试图探讨近40年来美国对非政策的演变情况,说明影响美国对非政策的各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相互之间的制约关系,并对80年代美国对非政策的前景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老殖民主义的后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在非洲还没有多大的势力。

关于发展问题的政治经济学

阿克:我受邀谈谈发展政治经济学的现状与前景。总的说来,我觉得发展政治经济学的现状令人十分担心,连它的前途也成了问题。它的学术地位从一开始就不高,现在实际上已经丧失。它看来奄奄一息。

个案研究:日本

森岛通夫:我的论文考察的是公元1600年以后那个时期,但是我想再往上溯一百年左右,到1543年,即葡萄牙人将枪支卖给我们的那一年,这对日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年。当时的日本处于战国时代,群雄割据,各地大名为称霸全国而互相攻伐。有一位先进的封建领主使用西方武器作战。

悼念T·H·马歇尔教授(1893—1981)

惊悉T·H·马歇尔教授逝世,我们谨致深切悼念之意。马歇尔教授1956年4月至1960年6月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科学部主任;后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南亚社会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设于德里)任高级顾问。

编者的话

在70年代这十年间,人类同环境的关系问题颇为舆论所注意。在此以前便曾经有过一些国际合作的研究计划,诸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干旱地区研究计划'和非政府性的'国际生物学研究计划'。但到70年代。

第三世界各种政权的脆弱性

有些政治系统算不上什么“政权”(regimes),因为按照拉斯韦尔的说法,“政权”指的是按照合法化的方式(宪法)组织起来的政治系统。每当军人发动政变而当政,现行宪法实际上便遭践踏,从而出现建立在“原始的强力”上面的政府形式。然而,压制性统治也是不能持久的。

联合国人权法律的发展及其检查和监督机制

联合国的法律渊源于《联合国宪章入自从《宪章》签字以来，争取实施人权规范的过程共有三个阶段。头一个阶段着重的是设置行为准则的大量活动；当时，国际人权法案的起草工作已经完成，两个国际公约也已生效。在始于70年代末的第二个阶段，联合国一方面着重建立起实施各项公约的机制，一方面着手启动所谓公约外的特别程序，主要是调查研究，或者说是了解事实情况，二者并行。第三个阶段大体上和80年代同步结束，它的标志是增加了为提高意识性而进行的宣传活动，制定了与此相关的技术合作规划。这一整个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若干用于控制和监测国际人权规范及其遵守情况的机制。但是，这些活动及其成就和规范本身一样，都未能以全面而统一的方式处理人权问题而有若干缺欠。国际社会在世界人权会议上的承诺，其后关于设置人权高级专员署的决定，以及其后承认发展权为实现国际人权规范的关键以及对之进行衡量的标尺，所有这些合到一起，使得联合国如今已有可能发挥重大作用，支持各国政府创造条件，从而能够实现它们就人权问题所承担的国际法律义务。

认知科学与身心关系

导言人们如何认知外部世界?知识是什么?它是如何形成的?在组织人的行为方面,认知起什么作用?从人类文明的初期直到如今,所有这些问题一直都在引起热烈的争论。最初。

社会学与环境问题:人类生态学发展的曲折道路

引论社会学与生物学等有关自然环境的学科之间有一种相反相成的历史关系。其实,当代的西方社会学对于生物学、生态学及自然环境,可以说具有两重的继承关系。一方面,关于有机体的发展、进化和适应的概念,从生物生态学借用的观念。

社会运动与联合国

对于那些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人们的需要,联合国现在不够关心。而各种社会运动则不仅为被压迫者和处境不利者讲话,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也为那些人提供自己表达各种要求的渠道。社会运动带来一些从其它方面难以得到的宝贵知识,以及有用而花费不多的现场协助。就为一贯处境不利的人们提供采取行动的机会而言,最为重要的是各种社会运动能够对若干根本性的假定提出质疑,也为迎接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的各项挑战而提出新的行动方案。各种“社会运动”对于联合国确实有其独到的宝贵贡献,虽然并不包治百病。然而,由于联合国优先关心的是各个国家单位,这就限制了它从同各种社会运动合作而获益的能力。我们不仅需要提供条件,便利各种社会运动参预联合国的活动,而且应该扩大范围,容纳更多的来自南方国家的团体,也为地方性团体提供更多的参与机会。

衡量发展水平:生态核算的作用

发展显然较经济增长更为广义和复杂,而人们通常仍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加以衡量。这一衡量方法引起越来越多的批评,特别是因为它不能计量生活福利水平,而后者的改善无疑是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使只是为了起跟踪监控的作用,国民经济核算也应该反映环境的变化,因为这种变化很可能影响经济的成效。修订后的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承认误差调整的必要性,但只限于与环境问题有关的“外围核算”,尽可能不改变“核心核算”。新的体系强调结算平衡表的方法,这说明它着重于定期清点环境资源的存量,而不是直接改善对国民收入的估算。然而,为了更好地了解发展的情况,衡量其进步,并且指出未来的方向,我们必须改进对国民收入的估算。在为了计量环境的变化而进行适当调整之后,核算体系应该表明经济的增长是否真实,抑或只不过是消耗国家的自然资源而已。按照其调整的程度,通过核算还应该能够发现宏观经济政策中有碍发展的失误。但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不能反映环境的所有各个方面,为了评估环境的变化,可能还需要一些补充性的自然资源指标。

南北美洲各国文明中的文化、宗教和社会发展问题

导言尽管各国之间差异不小,特别是在南美,但北美(美国和加拿大)与南美两地之间的经济发展模式就尤其大不相同,虽然这样说实在是无甚高论。为求解释这些差别,人们往往以颇为粗略的方式,采取看来是韦伯的方法,从宗教因素中寻找原因。这样。

社会与家庭之间相互作用的模式化

欧洲和北美近20年来的一大特点便是家庭的结构和功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家庭的传统形式受到各种试验性同居的挑战与排挤,后者不知不觉间已获得社会的认可。直到五六十年代,人们还认为繁殖人口和教化子女是现代家庭的基本功能,但是,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按照新的方式生活,不再承认这些基本功能。这些变化现巳家喻户晓,议论纷纷,它引起了各种感情风波,导致政策上的措施和学术上的争议。人们首先注意的是各国范围内的发展。

关于全球性贫困、持久发展和环境问题的理论研究方法

导言文明现已达到全球性阶段,这在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军事和生态诸方面均已明显可见。这项演变包括使全球加速变化的各种人类活动。诚然,从许多方面来看,变化是值得欢迎的,稳定本身已无意义;然而。

跨国性的比较研究——社会科学的证实方法

科学知识是对自然界的描绘。各门学科分别描绘其某一方面,亦即客观事物或现象的某个局部地区的'地图'。对科学的证实,其精髓就是要使这张地图非常清晰准确、严密完整。

欧洲的竞争性创新和新社会契约

本文的主旨在于阐明:欧洲必须向世界其他最发达区域(北美、日本及东南亚诸“小龙”)提供新的世界性社会契约。其目的就是等到2020年左右全球人口达到80亿时,将现有的人力、物资、技术和金融的巨大资源运用于满足这80亿人口的基本需要和期望。因此,作者认为,欧洲一向认为自己绝对需要在世界市场上从事竞争,现在却必须摆脱这种思想的束缚,摆脱因从事这种竞争而使自己受制于私有化、解除管制和经济自由化这三种力量;这三种力量已导致各国社会契约的解体,而战后的社会经济进步却是凭借各国社会契约实现的。

持久性发展与适合居住的城市

持久发展的必要性城市的新责任 工业化、城市化及民族国家之兴起业已使城市及其他人类聚居点大为改观。如今城市正在经历一系列新的经济与技术力量的洗礼。那些力量虽然具有全球普遍的性质,如果对它们有很好了解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