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艺术与电影艺术的整合——戏曲电影《七品芝麻官》审美探微

戏曲艺术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写意、传神的美学特征。与其相反,电影艺术的美学特性则是纪实、逼真。在戏曲电影这种新的艺术载体出现之后,舞台艺术与电影艺术作为其两大构成元素,二者此消彼长的构成比例也成为权衡戏曲电影安身立命的一个重要的考量。本文将对戏曲电影《七品芝麻官》的场景设置、镜头运用以及审美追求的特性的分析,来探索戏曲电影中舞台艺术与电影艺术完美融合的可行性及艺术价值。

明代《西厢记》续作中婢女红娘身份的抬升

在明代《西厢记》的续作中,红娘的身份屡次抬升,这与续作者的人物形象塑造策略有关,对此,前人研究有所缺略,本文试予补足。一、婢女-妾室:《续西厢》中红娘地位的常规抬升査继佐《续西厢》讲述了红娘勇敢维护张生与莺莺的爱情,且誓死拒绝老夫人将其指嫁给郑恒的命令,最终被皇上册封为张生侧室,与莺莺共侍一夫的故事。

简论《七品芝麻官》中唐成的戏剧形象

《七品芝麻官》中的丑角唐成,是河南地方戏中一位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丑角形象。虽是芝麻小官,却举起了为百姓伸张正义的大旗,敢于与权势叫板。无论是他的勇敢机智的性格特征,还是他滑稽可笑的行为举止,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本文将从唐成角色塑造的方方面面,来探究唐成这一丑角形象的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

执念?追求?桃花源?——《暗恋桃花源》艺术表现形式初探

《暗恋桃花源》是享有"台湾现代剧场的创造者"美誉的赖声川导演的经典之作。话剧《暗恋桃花源》以"暗恋"剧组和"桃花源"剧组争抢彩排场地为主线,两个剧组时而并行各自展开故事情节,时而交错互为干扰。在这种看似混乱的氛围中,导演以独特的戏中戏结构,灌之以韵味儿十足的语言,将剧中人物交错繁杂的三角关系呈现得淋漓尽致。更在舞台与观众、现实与幻想中间给足了观众玩味儿的空间。

从《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看李安作品中的东方美学特征

李安凭借新作品《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再一次荣膺奥斯卡最佳导演,其作品的国际化的品质再一次得以认证。在当今多元的的文化语境中,李安的作品散发了一种独特的光芒。其原因在于李安在该部电影的主题中融入东方的美学风格和文化精神,将古典诗学折射在细节和意象之中,本文将以《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为例进行鉴赏,对中国电影如何走向世界提供借鉴意义。

“关键在于一个‘化’字”——曲六乙的少数民族戏剧研究理念探析

曲六乙是当代少数民族戏剧研究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他六十余年的少数民族戏剧研究历程以“化”的理念贯穿其中,可归纳为三个层面:在概念层面,他推动了少数民族戏剧概念从“三分法”向“两分法”乃至“多分法”的演进,细化了分类标准,扩大了概念范畴;在史观层面,他倡导确立“中华民族戏剧史观”,为少数民族戏剧入史提供了历史依据与理论支撑;在方法层面,他强调少数民族戏剧共性与个性的融合、创新,明确了“以我为主,化为我用”的主体定位及方法。回溯这一理念,不仅有助于明确曲六乙在少数民族戏剧领域的学术贡献和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贡献,而且有助于厘清少数民族戏剧核心理念的变迁历史,对完整呈现少数民族戏剧发展史大有神益。

“少数民族戏剧”:术语释名与概念生成

“少数民族戏剧”这一术语在被提出之时,便暗含了概念上的争议与应用上的混淆。对少数民族戏剧释名的过程,也是梳理其发生与发展的学术史进程。少数民族戏剧在戏剧与戏曲的概念论争中得以定名;在题材、剧种等不同分类方式中,得以全面建构概念,凸显时代认知理念;在地方戏与民间小戏抑或以地方知识命名的本土文类中,得以呈现跨学科背后的多维视野与研究站位。从定名到释名,从概念分类到多学科观照,从学理性到实用性,对少数民族戏剧的术语阐释有助于勾勒更加完整与立体的学科概念,从而推进学科专项研究。

中国口头传统研究的学术史探微--以《民族文学研究》为中心

世纪之交,在具有国际学术视野的学者的努力下,西方民间文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得以陆续传入国内,其中,“口头传统”因其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学术研究潜力成为彼时学界讨论的热词,相关研究对解答“口头”与“书写”、“文本”与“语境”等事关学科独立性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民族文学研究》作为国内口头传统研究的重要刊物,见证着口头传统研究的理论译介与推广的进程。从1983年至2020年,该刊发表相关研究文章共计158篇以此为中心,运用量化统计的方法进行全观视阈下的学术期刊史探究,不仅有利于把握口头传统发展的基本轮廓,突出其在民间文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而且还能够为该领域的方法论导向以及未来发展路径提供一定参考。

清代戏曲选本中的“导演意识”——以《缀白裘》和《审音鉴古录》中的《琵琶记》折子戏为例

"导演"一词虽起源于西方,但在中国古典戏曲中就已经存在"导演意识"了。本文试以《缀白裘》和《审音鉴古录》中的《琵琶记》的为例,从剧本改编、舞台表演以及舞台提示三个层面来分析清代戏曲选本中的"导演意识",以期为后世传统戏曲的发展提供借鉴。

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学术二十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实践路径

少数民族戏剧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以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通过为时段性考察分界点,回溯过去二十年中国少数民族戏剧研究何以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路径选择,探讨政策导向与学术取向之间错位、矫正及对接。一方面,随着诸多传统戏剧被各级政府主管部门认定为非遗项目,国内相关的学术研究有了新的突破与转向;另一方面,以学科本位为导向并以剧种剧本为中心的学术传统,与非遗保护重在社区和重在过程的政策导向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张力。因而,亟须从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论层面将“研究”作为过程性保护的措施之一,并在学术话语与政策话语之间形成有效对接,以利于拓展新时代新征程少数民族戏剧保护的多重实践路径,助推形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格局,并朝向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未来。

明清戏曲选本中的“俗增戏”考释

"俗增戏"之称谓在戏曲传世文献中并未出现,"俗增"一词最早见于《纳书楹曲谱》和《纳书楹四梦全谱》中的四出折子戏中。这四出折子戏被冠以"俗增"之名,即显示出与其余折子戏的不同。借助对此四出折子戏特点的考察,发现其折子戏属性之外的特殊属性,足以使其被划分为独立的门类——"俗增戏"。一方面,"俗增戏"作为折子戏发展成熟期的典型代表,表现出戏曲创作由重文本向重舞台转变,尤其是向以艺人为中心的梨园演剧模式转变的征兆。另一方面,从清曲家叶堂的视界出发,"俗增戏"出现的背后是文人对于雅俗界限的模糊,尤其体现在文人对于梨园创作的作品以及梨园创作者的态度的微妙转变上。在这种态度转换的背后,更是清代尊重民间演剧、提倡雅俗互动的观念的体现。

论《西厢记》续作中遇仙情节的应用与新变

“遇仙情节”在王实甫的《西厢记》中,并未被应用。而在《西厢记》续作中,则成为一种常用方式。透过这一应用,不仅体现出续作独立性与对原作的依赖意识的抗衡,也体现出续作对于合理性的过分追逐,更体现出了宗教外衣之下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续作思想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