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合同效力先决案件的诉讼形态

民事合同效力先决案件的圆满解决需要探求其特定的诉讼形态。合同效力作为实体性先决问题具有“偏本土性”,其在我国民事程序中有着独特的角色承担。合同效力先决案件的传统处置,是根据合同效力之程序角色对应采取不同方式。当前,既判力客观范围的肆意扩张与诉之合并形态的疏漏,是传统处置模式积弊丛生的主要根源。对此,将既判力的客观范围拉回至“诉讼标的—既判力”的认同之下,在对合同效力作“诉讼标的化”改造的同时,进一步根据实体法权利体系明确完整的诉之合并形态,是一条较为可取的模式重构之路。由此呈现的合同效力先决案件之合理诉讼形态,即是一个确认之诉与两个真正的预备合并之诉的搭配组合。这一诉讼形态本质上乃诉的合并制度的功能发挥,是对现有诉讼制度的“挖潜”。

《民法典》第186条(违约与侵权请求权竞合)诉讼评注

请求权竞合并非单纯的实体法问题,其之彻底解决需要程序法的辅助与协力。《民法典》第186条的诉讼实施规则一直处于空缺状态,本条中对探求诉讼实施规则起着关键作用的“选择”一词有待作出全面解读。本条中的“选择”,意在强调受损害方择一选择之自由,而非选或不选之权利;其意在宣示对实体上“请求权竞合论”和程序上传统诉讼标的理论的认可;其时点确定的不同也将对应不同的诉讼制度。《合同法解释(一)》所创设的“起诉时选择”之方式存在诸多弊端,实不宜再将其作为诉讼实施规则。坚守法的立场,以客观预备合并之诉对接本条的诉讼实施最为合理。客观预备合并之诉的合法性在我国虽遭质疑,但在现行规范下,实际已经形成了支持其存在的规范群。以客观预备合并之诉对接本条的诉讼实施,尚且需要合并管辖、释明和诉讼费用等制度加以辅助。

论我国家事案件法院诉前强制调解制度--以制度之考量与构建为中心

法院调解家事案件的理想状态是尽量将调解向诉前延伸,建立起家事案件法院诉前调解机制,以此来妥善解决亲族之间已经达致法律纷争之矛盾、采纳当事人合意以及恢复当事人感情。为此,域外的许多国家(地区)都已建立起了契合本国家事案件特性,利于家事案件处理的家事案件法院诉前强制调解制度。而就我国而言,目前正面临着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持续推进之机遇,在此机遇之下,深入考量我国家事案件法院诉前强制调解制度设立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在资鉴域外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完成我国制度的构建是当下之重要任务。

论我国检察机关参与家事诉讼制度——以制度之考量与构建为中心

家事诉讼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民事诉讼,其不仅涉及到当事人之间的私人利益,更涉及到基于家庭秩序而产生的公共利益以及社会的公序良俗。为此,大陆法系的许多国家(地区)针对家事诉讼设立了许多独具特色的制度,检察机关参与家事诉讼制度便是其中之一。对于我国而言,在当前涉及公益的家事诉讼案件日益繁多、复杂的背景之下,考察并构建适合我国的检察机关参与家事诉讼制度亦有其有其正当性和必要性。

我国家事审判中离婚冷静期制度设立研究

当前,我国家事审判改革正在有序推进,各试点法院立足于司法实践现状,积极探索建立各种解决家事纠纷的有效制度,离婚冷静期制度就是其中之一。离婚冷静期制度在当前"闪离"和"冲动性离婚"日益普遍的背景之下,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该制度尚未成熟,存在许多需要探索和完善的空间,因而,为该制度最终确立提供可供参考的建议,是当前学界的任务之一。

民事诉前证据收集及制度建构

民事诉前证据收集制度作为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支持纠纷双方证据收集活动的关键制度,对于解决我国民事诉讼模式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诉讼迟延、案件积压、证据偏在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应结合我国的立法与司法实践现状,加快完成民事诉前证据收集制度的本土建构。具体思路是将诉中的书证提出命令制度与民事证据调查令制度向诉前延伸并加以改造,明确其具体的适用条件、范围及法律后果。

论我国家事事件的统合处理——以统合处理之必要性与立法模式选择为中心

强调家事事件的统合处理是21世纪全球家事审判立法发展的共同趋势。然而,我国当前对家事事件进行处理的立法模式却同该国际化趋势格格不入。所以,在我国目前的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进程中,充分认识家事事件统合处理的必要性,吸收、借鉴域外优秀的立法经验,并在此基础上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立法模式是当务之急。

司法民主视野下我国“陪审专业户”问题的解决路径

人民陪审员制度能让普通公民协助司法、见证司法、参与司法,充分体现人民主体地位和司法民主功能,但在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陪审专业户"问题,妨碍了民众的平等参与,违背了法定的程序要求,也不利于实现司法公正。为此,应利用信息化手段完善随机抽取的方式,细化随机抽取方式的法律规定,加强对随机抽取方式的监督,以有效解决"陪审专业户"问题,进一步促进司法民主。

论家事诉讼中程序辅助人制度之设立--以未成年人程序利益维护为中心

在家事诉讼中,未成年人的利益并不总与其监护人是一致的,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因未成年人对其监护人强烈的人身依附性以及自身诉讼行为能力的缺失,使其程序利益难以获得保障。此时,基于国家监护理论与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法理要求,应当允许国家公权力介入其中。因而,在当前我国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持续推进的背景之下,厘清我国家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在资鉴域外相关制度的基础上构建起我国的程序辅助人制度有其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