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释密尔伤害原则

伤害原则是密尔《论自由》的核心原则,也建构了现代人对自由及其界限的基本理解,因而,明晰伤害原则的内涵及有效条件至关重要。学界曾普遍认为,伤害原则的有效性依赖涉己行为和涉他行为的有效区分。但众多学者批评指出,个人的所有行为都必然影响他人,故并不存在纯粹涉己行为,因此,伤害原则是不切实际的教条。为了拯救伤害原则,研究者们从两条进路进行了辩护:一是坚持涉己和涉他行为的区分对伤害原则的重要性,同时调整区分两者的标准;二是认为伤害原则强调的是,干涉他人自由的唯一正当理由是防止非同意的伤害,而涉己和涉他行为的区分对伤害原则并不重要。但这两条辩护进路都未能成功,前者给出的区分标准无法令人满意,而后者则不符合密尔的文本。更好的辩护进路是,将伤害原则重新诠释为干涉他人自由的唯一正当理由是防止伤害他人。这种重释不但可以避免难以区分涉己和涉他行为的难题,而且能得到密尔文本的充分支持,足以拯救伤害原则。

罗尔斯论基本自由的优先性

基本自由的优先性是罗尔斯政治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论题。在《正义论》中,罗尔斯为基本自由的优先性提供了三个论证,也即良心的平等自由论证、自尊论证和最高级利益论证。经过考察可以发现:良心的平等自由论证的问题在于,良心自由保护的利益无法确保赋予其词典式优先性,针对良心自由的推理也不适用于其他基本自由;自尊论证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证实自尊是最为重要的基本善,如何论证基本自由构成自尊的唯一社会基础,如何以自尊为根据去支持基本自由的词典式优先性;最高级利益论证的麻烦是,罗尔斯既未说明最高级利益的本质及划分利益等级的依据,也未具体解释最高级利益与各种基本善的关系。泰勒以康德式自律观念为基础,重构了最高级利益论证。重构后的最高级利益论证解决了原有论证的麻烦,在《正义论》的框架内为基本自由的优先性提供了有力的辩护。

论伤害原则的两种解读

伤害原则是《论自由》中的核心原则,也是密尔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研究者们对伤害原则有狭义和广义两种解读。狭义的解读认为,仅仅当行为者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时,才允许干涉行为者的自由;广义的解读认为,即便行为者的行为根本没有对他人造成伤害,只要干涉行为者的自由能阻止他人遭受伤害,就允许干涉行为者的自由。《论自由》中明确支持狭义的解读的文本证据很多,而合作和乐善好施的要求是支持广义的解读的核心证据。于是,研究者们提出两种解决方案:通过解释密尔对两种要求的看法来加强狭义的解读的合理性;尝试采用广义的解读解释两种要求。但前者因未解决两个问题而失败:一是能否将广义的合作的要求纳入个人权利;二是将两种要求纳入个人权利的功利主义辩护能否成功。而后者不能获得《论自由》的文本证据的充分支持,也因未能充分解释广义的合作的要求而失败。因此,两种解读均未完全成立。

资本主义经济自由是基本自由吗?

在当代自由主义思潮内部,资本主义经济自由是否属于基本自由,已经成为众说纷纭的棘手问题。高级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翰·罗尔斯持有单薄的经济自由观,他只将择业自由和个人财产权视作基本经济自由,认为古典自由主义者所珍视的契约自由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权这两种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实际上并非基本自由。然而,罗尔斯对单薄的经济自由观的辩护并没有说服力。新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翰·托马西认为,罗尔斯本应支持厚重的经济自由观,应将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列入他的基本自由清单。但是,托马西证明罗尔斯应该支持厚重的经济自由观的决定性善观念论证和不合理的例外论论证都是失败的,因此未能借助罗尔斯的理论证成资本主义经济自由是基本自由。

罗尔斯论自由的优先性

自由的优先性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核心之一。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罗尔斯对自由的优先性的论证是最完善的。从拥有两种道德能力——正义感的能力和善观念的能力——的自由而平等的个人出发,基于基本自由对两种道德能力的发展和运用的独特作用,罗尔斯为自由的优先性提供了六种根据,即平等的良心自由论证、手段论证、目的论证、稳定性论证、自尊论证和良序社会论证。考察这六种根据及相关问题后,可知罗尔斯对自由的优先性的论证并不完全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