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次宪法修正案与印度基层妇女参政的新进展

印度妇女自古地位低下,在政治上更是处于边缘状态。1992年印度通过第73次宪法修正案,规定在潘查亚特中为妇女保留三分之一的席位,这为基层妇女参政带来了重大转机,主要表现为大量妇女当选潘查亚特代表,落后种姓妇女较以往更多地参与政治,妇女的参政意识受到激发。但是在男性占主导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参政能力较弱的妇女在履行职能的过程中处处受到制约,要让妇女在基层政治中更好地发挥作用,还需要进一步保障潘查亚特中妇女代表的权力,并且对妇女代表进行系统而有效的培训。

福特基金会与冷战初期美国对印度的外交政策

1951—1971年间,福特基金会作为一个外国私人慈善机构充分地介入到印度的发展进程中,特别是农村发展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一直到1971年美印关系恶化、印度各界批评甚至攻击福特基金会,才告一段落。虽然此后福特基金会以新的形式"重返"印度,但已无法达到1951—1971年的影响力。福特基金会能够在这20年充分介入印度的发展进程,这是冷战期间美国期望参与印度发展进程,以及印度对外国援助持怀疑和警惕态度的共同作用下的时代的产物。福特基金会发挥了私人慈善机构的特殊优势,为印度争取来自美国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同时为美国实现在南亚的外交政策提供了契机。本文将分析冷战期间美国在印度的外交政策,以及福特基金会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实现做出的贡献,侧重考察福特基金会作为私人慈善基金会开展援助活动的策略。

独立前印度政治精英对印度农民贫困问题的思考

英国殖民统治下印度农民生活困苦,部分殖民统治者主张平衡印度的发展和英国的利益、关注印度人民的福利,但大多数殖民统治者只关心如何最大限度地压榨农民。早期民族主义思想家罗易、瑙罗吉和伦纳德思考印度贫困的原因、探索解决贫困之道,20世纪上半叶甘地和尼赫鲁围绕工业立国还是农业立国,农业经营方式展开进一步的思考。

印日基建合作：进展与挑战

印度和日本在南亚、东南亚、非洲乃至印度洋地区有一系列的基建合作项目,二者合作既有经济利益的驱动,也有地缘政治与安全方面的考虑。尽管两国基建合作面临战略分歧与现实困难,但总的来说两国逐渐探索出互补合作的机制,也日益打造出软、硬基建相配套的合作特色。印日基建合作推动印太地缘格局的调整,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形成竞争。中国可探索与印日合作的对接,积极促进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的形成。

印非峰会与印非合作机制的构建及影响

2008年以来,三届印非峰会的召开在促进印非之间经贸、安全、文化等领域合作规模扩大的同时,尝试建立以发展为导向、以软实力建设为特色、调动私营部门主力作用的合作机制,既对地区发展产生了影响,又与中非合作构成竞争关系。本文在梳理三届印非峰会的背景、议题和共识的基础上,剖析印非峰会试图构建的合作机制及其对印非合作的促进作用与局限性。通过与中非合作机制的比较可知,印非峰会所构建的合作模式虽受到发展资源、行政效率等方面的限制,但印度正积极挖掘对非合作的优势,形成具有特色的合作机制,未来还可能联美联日,扬长避短,优势互补,其影响力不容小觑。

印度东北部基建动向及其对我国周边安全的影响

历史、地理与政治因素导致印度东北部地区基础设施薄弱。近年来,印度政府正加强规划与推进东北部基础设施建设,并与"东向政策"对接,打造通往东南亚的"东大门"。印度东北部基建动向对我国周边安全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发展与稳定的东北部有益于我国周边安全;另一方面,印度在所谓"阿鲁纳恰尔邦"的基建项目挑战我国核心安全利益,在中印边界地区的基建活动对我国周边外交布局形成一定干扰。最后,印日在东北部基建项目上的合作,对我国周边安全局势增加了不稳定因素。面对这一局势,我国应密切关注并做好应对准备,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框架下,加强与印度东北部的互联互通,并通过"中印+"合作模式,促进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中缅与印缅经济关系的比较研究

本文比较中国、印度与缅甸的经济关系,通过梳理中缅、印缅经济关系的历史脉络、总体框架、合作平台与具体内容,分别探讨其背后的利益出发点及制约因素,进而把握中缅、印缅经济关系的总体情况与发展趋势。通过比较,本文发现中缅、印缅经济关系均经历了从缓慢发展、波动停止、逐渐升温再到全面提升的历史过程。与印度相比,中国与缅甸的经济关系所涉及的领域更广,合作深度更深。在经贸合作、油气开发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印之间存在竞合关系,但总体来看中国在资金和技术上占据优势。另外,印度在"东向政策"的指导下积极构建双多边合作机制有平衡"中国威胁"的意味,中国需针对具体情况采取措施,切实推进区域合作。

莫迪时期印度民粹主义复兴的根源分析

2014年莫迪执政以来民粹政治不断发酵,推动了民粹主义的全面复兴。普遍的贫困与不平等问题滋生民粹情绪,与此同时,印度出现了具有较为典型民粹特征的政治领导人,以及民粹主义的政治动员。本文聚焦莫迪时期印度民粹主义复兴的社会基础,思考导致大众的民粹情绪与政党的民粹政治二者之间相互强化的根源。本文认为,“经济上升通道”阻滞与“政治上升通道”开放的制度困境,导致民粹情绪大量积聚并演化为政党政治动员的工具,民粹政治不但无法回应人民的诉求,反而可能导致社会运动不断扩大与身份政治愈演愈烈的局面。

缅甸总统访印,迎来“两国发展机遇期”?

2016年8月27～30日，缅甸总统吴廷觉对印度进行了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这是他除东盟国家（老挝）之外的首次正式外访，也是昂山素季访华之后缅甸的又一睦邻之旅。缅甸有媒体评论说，这是一次精心安排的访问，也是一次富有成果的访问。

南亚小国的战略对冲与中国的南亚地区政策选择

在中国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以及美日印澳借“印太”框架制衡中国的大背景下,南亚地区在中国周边战略中的重要性凸显。中国的南亚地区政策受到中印关系调整及小国战略对冲等因素的影响和挑战。本文以尼泊尔、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在中印之间的战略对冲为案例,分析三国面对中印竞争的心态以及进行战略对冲过程中的差异性选择。本文认为,威胁认知和经济预期是影响小国战略对冲的主要自变量,而地区结构、大国竞争的性质和强度、小国相对能力的差异决定了小国的威胁认知和经济预期。在双向对冲的语境下,小国战略对冲的策略组合主要有四种,分别为双向合作、双向制衡、偏向型合作与偏向型制衡。由于南亚小国对中印两国的威胁认知和经济预期不同,陆锁国尼泊尔倾向于“偏向型合作或制衡”,海岛国家斯里兰卡经历了从“偏向型制衡”到“双向合作”的转变,未来有进行“双向制衡”的趋势,陆海复合型的孟加拉国在中印之间奉行较为稳定的“双向合作”策略。对此,中国应在实践中进一步明晰南亚政策选择,在协调中印巴关系的同时,强化与南亚小国的多领域合作,并超越美印排他性“小圈子”、“小集团”的冲突与竞争逻辑,通过消极安全配置谋求积极经济利益,推动与南亚国家的制度化合作进程。

莫迪执政以来印度人民党的组织资源与动员策略

本文从组织资源理论视角思考莫迪执政以来印人党保持高支持率的原因。印人党从内部完善组织架构、强化党员队伍建设、建设全方位基层动员网络,并通过“同盟家族”、政党联盟和工商阶层吸纳、整合外部人力、物力与资金资源。不仅如此,印人党探索出符合印度社会结构特点的动员策略,实现了在以种姓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为特点的多元社会结构下的有效政治动员。然而,选举导向的资源整合与分化导向的动员策略,虽能在短期内收获支持,但对于印人党乃至印度政党政治的发展亦有明显的局限性。

中印周边外交比较研究:思想渊源、当代实践及现实碰撞

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都谋求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在此过程中都对各自的"周边"和周边外交予以高度重视。中印两国互为邻国,两国关系是各自周边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国周边外交在当代的实践及其碰撞或互动,是塑造双边关系及地区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本文将对中印两国周边外交的思想渊源和当代实践进行梳理,分析中印周边外交在角色、利益、战略和行为方面存在的碰撞,并比较中印周边外交的相似和差异之处。本文认为,中印两国的周边外交都有着明显的"自我中心"、"圈层周边"与"大国目标导向"等相似之处。相比之下,中国的周边外交有着更宏大的战略目标和与之匹配的资源以及更强的自主性,而印度的周边外交则显得更为"守成"、资源投入少、行动能力较低,同时还希望更多地借助外力来平衡中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