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政府责任:框架分析与制度回应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但同时生态环境也遭到很大破坏,阻碍了农村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的公共性决定了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必须由政府主导,才能引导市场、社会、农民有效参与。从法律责任、伦理责任、经济责任、监管责任四个方面系统地分析可知,我国政府在当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存在着基本责任的缺失。对此,政府可从加强农村环保立法、建立多层次环保教育制度、完善监管制度、健全资金使用制度等入手,破解当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困境。

元治理视角下农村环境治理的路径分析与反思

农村环境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已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但实际治理效果却不容乐观,其中资金短缺被视作当前环境治理的瓶颈。基于对农村环境治理资金供给与管理体系的梳理,发现治理资金面临着“开源”与“节流”的双重困境。研究尝试借助元治理理论,强调政府应充分发挥召集者、建制者、协调者、监督者的角色,调和科层、市场与社会的集体行动困境,促进三元协作治理,以期缓解农村环境治理资金的短缺。

学生视力问题调查及建议

由于中小学生课内外负担加重,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普及,用眼过度、用眼不卫生、缺乏体育锻炼和户外活动等因素,中小学生近视问题越来越严重。学生的高近视率必须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和重视。因此正确地用眼很重要,增强学生、家长、学校等社会各方面视力保护意识,强化视力保护措施势在必行。

基于SWOT分析的互联网企业发展战略研究

在经济新常态的环境背景下,中国逐渐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为互联网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带来了更多机遇,互联网企业得以蓬勃发展;与此同时,宏观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监管政策收紧和监管体系逐渐完善等因素也为互联网企业的发展提出新要求。本文将采用SWOT分析法,从当前互联网企业具有的优势与劣势、面临的机会与挑战四个层面具体探讨互联网企业发展可把握机遇以及存在的各种挑战,并针对这些问题为互联网企业发展提出战略建议,包括企业应加强内控机制建设,建立与地方政府的良好合作,重视企业的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改进管理模式。为互联网企业提供参考,以帮助企业更好发展。

供应中断风险下零售商订货策略研究——基于风险态度的度量

本文从零售商期望利润最大化的角度出发,构建了应急供货模式下零售商的期望利润模型,以此应对供应中断风险。研究结果发现:零售商向后备供应商的预订生产能力将随着主供应商中断风险的提高而不断增大,并逐渐趋于平缓;而零售商的最大期望利润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另外,本研究创新性地将零售商的风险态度纳入订货策略研究,将供应链中断风险管理理论与风险偏好理论结合起来,进一步求解了各类风险态度的零售商应对供应中断风险的最优订货策略。研究结果发现:各类风险态度的零售商的期望利润趋势是大致相同的,整体上风险偏好型的零售商的期望利润值最大,风险中性型的零售商次之,风险规避型的零售商最小。

青年在学习“四史”教育中应坚持的辩证维度探析

深化四史教育是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基本内容之一。四史教育中包含广大人民群众不忘来路的深刻认识,振奋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的爱国之情,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砥砺奋斗。当代青年大学生是即将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见证者,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主力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坚力量。在深化四史教育中,青年是加强四史学习的重点对象之一。青年应始终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把握好个人与国家,理论与实践,历史与未来三个辩证维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当代价值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掌握并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关键。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建设,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都需要加强我们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当代价值的研究。研究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当代价值,必须正确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科学内涵。其当代价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主要体现为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独立自主,更好的解决时代难题,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组织对技术的有限吸纳:以价格监管体系中信息技术运用为例

"放管服"中的"管"(监管)是国家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议题。伴随数字政府战略的推进,提升监管能力越来越依靠信息技术的运用,但为什么组织对技术往往只能做到有限吸纳?本文以价格监管体系中的信息技术运用为案例,研究发现,技术化的监管平台重塑了组织结构与流程,提升了信息收集与传递能力,却未能带来治理绩效的大幅提升。究其原因,这是组织结构和任务的变革方向,以及变革约束条件双重作用下的结果。

动员常规化与技术赋权:以纪检监察信访为案例的研究

如何限制官僚制的负面作用是学界长期以来关注的问题。中国的纪检监察信访体制承担了以常规化的方式专门监督党政干部的功能。以S省A县纪检监察信访系统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发现：不同于改革开放前诉诸大规模群众政治运动的方式,改革开放后的纪检监察信访体制逐步实现常规化与技术化,这提升了民众对执政党和国家的监督能力。常规化动员机制为新技术的运用提供了可能,而新技术的赋权效应进一步强化了动员的常规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