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法定原则视域下刑法修正案的时间效力

刑法修正案的时间效力问题关系到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及被告人的人权保障。修正案与原刑法典之间在时间效力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由于立法的疏漏,在现行刑法框架内,这种冲突难以得到解决。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所要求的行为时法主义与有利于被告人的精神,刑法修正案在时间效力上应采取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并据此对相关条文进行修改。

论人类冷冻胚胎的可继承性及其法律规则

人类冷冻胚胎是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发展的产物,南京"人类冷冻胚胎继承纠纷案"使人们开始正视其继承问题。明确人类冷冻胚胎的法律性质,是分析其是否具有可继承性的先决条件。从其自身特性出发,人类冷冻胚胎应当属于包含人格利益的特殊之物。为了保护胚胎的生命尊严及其亲属的人格利益,应当肯定其具有可继承性,并且据此确定具体的继承法律规则。

风险社会背景下食品安全事件的刑法应对

食品安全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关乎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近年来,我国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体现出了风险社会的鲜明特征,足以表明我国社会正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逐步过渡。风险社会背景下,传统刑法无论在观念、功能还是刑罚目的上都发生了变迁。为应对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我国刑法需从刑事政策、刑事法网、罪名体系、刑罚制裁四个层面相应进行调整。

诈骗犯罪的结构特征及预防对策实证研究——以C市主城50起诈骗案件为样本

诈骗犯罪是近年来发案率较高的经济犯罪,针对其对策的探讨对于遏制这类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价值。诈骗犯罪属于典型的交易被害型犯罪,它的完成有赖于被害人对行为人的积极"配合"与"服从"。对该类犯罪的结构特征进行考察,能够清晰地展现出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为提出该类犯罪的预防对策提供实证基础。

论追诉时效届满的法律后果

任何一种体现人类理性的法律制度,总有一定的合理性根据作为其支撑。在法学上,时效制度是指一定的事实状态持续地经过法定期间即产生一定法律后果的制度。因此,刑法上的追诉时效制度的合理性根据只能从其期间届满之后的法律后果中探寻。通过多维视角的分析,追诉时效的法律后果可以从国家、行为人、社会群体三个维度进行深入解读。

冤案炮制者的罪与罚:刑讯逼供罪司法认定新论

刑讯逼供罪是典型的司法工作人员滥用职权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职务犯罪。作为本罪客观行为方式的"肉刑",本质上系直接针对被害人身体的具有攻击性的暴力行为,而"变相肉刑"则涵盖一切能够直接对被害人产生精神强制而又不具有暴力外在形式行为。辅警等实际行使司法职权的人员均可成为本罪的主体;由于本罪不属于亲手犯的范畴,"特勤人员"等非司法工作人员也可充当本罪的共同实行犯。在犯罪形态上,本罪属于既成犯,不存在未完成形态;具备相应主客观条件时,本罪转化为相应的重罪。

论我国非法监听证据排除规则之建构

监听侦查措施较之传统侦查手段更为深刻地介入公民的私人空间,严格的监听措施之审批、实施程序则构成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最后一道防线,实现打击犯罪与人权保障的平衡统一。我国非法监听的判断标准仍然缺乏,审查监督不严,被监听人权利救济渠道缺失,监听材料可变换形式规避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之启动。程序法定原则要求赋予非法监听所获证据在一定条件下予以排除的不利后果:对于违法正当程序、侵犯当事人隐私权的非法监听,应当绝对无条件地予以排除;对于附带监听,应当对其予以进一步细分,不可监听罪名之附带监听应当排除;对于一方当事人同意之监听,应当结合"隐私合理期待规则"由法官进行具体的判断。由此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非法监听证据排除规则系统。

毒品共同犯罪死刑适用:立场、误区与优化——从最高法院“会议纪要”及“典型案例”切入

毒品共同犯罪案件死刑的正确适用,关涉毒品治理效果的实现、司法公正理念的贯彻及刑事法律权威的塑造。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会议纪要"及"典型案例"反映出当前该类案件死刑适用尽管呈现政策与法律并遵、法定与酌定情节并用以及责任与预防兼顾的合理立场,但依然存在着倚重相对性的"犯罪地位"、偏重提取法定情节以及固守死刑判决"人数指标"之司法误区,导致其死刑适用体现明显的程式化倾向,不利于量刑公正等目标的实现。优化这类案件的死刑适用,应遵循责任主义原则构建死刑适用的实质标准;贯通死刑的法律标准与刑事政策之鸿沟,将后者的内在精神融入对刑法第48条的理解中;还原酌定情节在死刑适用的应然效能,完整评价案件的罪责与预防必要性程度;由此实现这类案件死刑判决的适法、适当。

标准、现状与路径:中国特色法治政府构建的本土考察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事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顶层设计和基层试点并驾齐驱。法治政府的建设,无疑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环节,它意味着政府权力的行使以法律的授权为其边界,政府权利的运行得到了充分的监督和制约。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法治政府建设历程,主要以规范行政权的法律制度的建立为标志,基本构建了法治政府所要求的制度前提,但是在行政法律体系的完备性、行政执法的规范性、行政监督的有效性以及行政责任的严格性等方面均存在着不足,需要结合我国国情和法治政府的内在规律,有针对性地进行制度完善。

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定原则关系的反思与解构——以罪刑法定原则实质化为视角

学术界对社会危害性理论的诸多批判建立在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间存在冲突的认识之上。我国现行刑法框架内并不存在所谓的"社会危害性标准"。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冲突",实质上是一种虚拟的冲突,是一种过时理论与现行刑法规定的冲突。从罪刑法定原则实质化的视角看,二者的关系可以进行解构。

会计法视角下会计人员的权益保障

会计人员的权益保障对于会计人员依法独立履行职责以及会计职能的实现、会计职业道德的弘扬、经济领域职务违法犯罪的预防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我国现行《会计法》中,已经初步形成了会计人员权益保障的制度体系,但由于立法经验的不足,会计人员的权益的切实保障仍存在若干障碍。完善会计人员的权益保障体系,我国《会计法》应强化对会计人员的倾斜性保护,增设权益救济的具体程序,设立会计行业性协会制度。

论有组织犯罪与单位犯罪的界分

有组织犯罪与单位犯罪在形式上有诸多共性,二者的刑事法律后果却截然不同。二者可以从组织性质、设立目的、组织程度和刑事责任范围等几个角度进行界分。

论量刑中的罪刑法定边界

量刑活动是否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在司法上并非一个空洞的命题,其有着可操作的评价标准。这个标准既圈定了量刑与罪刑法定原则相契合的范围,也划定了量刑中的罪刑法定边界。基于罪刑法定的价值追求,在量刑中,罪刑法定的上限应止于具体法定刑幅度的最高刑;其下限则取决于由量刑情节所决定的实现罪刑相适应的需要。量刑中这样的罪刑法定边界,既是实现量刑合理与量刑合法有机统一的保障,也是规范量刑裁量权行使的藩篱与向导。

酌定量刑情节规范适用的司法困境与优化路径

包含酌定情节在内的量刑情节的充分提取和理性评价,是实现个案量刑公正的关键环节。从纳入"规范量刑改革"范围的443份裁判文书样本可见,《量刑指导意见》所明示的常见酌定情节均得到法官的识别和适用,其实际作用力并不必然弱于法定情节,被告人预防刑的裁量更依赖酌定情节。然而,未被《量刑指导意见》明示的酌定情节,法官在量刑中鲜有提取,致使部分案件量刑缺失完整的事实根据。此外,酌定情节的适用还存在识别失当、作用力失衡、发挥作用的环节错位等问题,并且部分案件缓刑适用缺乏酌定情节支撑,这些均成为制约量刑公正充分实现的瓶颈。优化酌定情节的规范适用,应当在妥当配置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基础上,科学改良酌定情节适用的规范模式,合理设计量刑情节竞合的调节过程,清晰塑造缓刑适用的说理架构,从而实现案件量刑结果的适法与适当。

刑法视域下警察防卫权正当行使之探析

警察防卫权是警察职责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刑法上的性质应被界定为阻却行为违法性及排除行为犯罪性的法令行为,与表面行为类似的正当防卫存在明显差异。人民警察在实施这种作为行政职权的防卫权时,应当恪守迫不得已原则、严格比例原则以及损害规避原则,审慎冷静地遵循起因条件、时间条件、对象条件、限制条件、限度条件等行使条件,谨防不当防卫行为的发生,从而实现公共利益和个人人权的平衡协调。不当行使警察防卫权的行为一旦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相应犯罪之构成要件时,即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并依法决定判罚。

两大法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比较与借鉴——以德国及美国为例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证据法体系中居核心地位,其价值在于防范国家刑罚权特别是侦查权的滥用,以保障受追诉者的人权,杜绝冤假错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轫于美国判例法,现大多数国家的刑事立法均确立了该规则。由于法律体制及文化背景的差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两大法系的演进中呈现出微妙的差异,但在价值追求上却未曾分道扬镳。其中德国和美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对于中国证据法体系的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HIV感染者与多人无保护性行为之刑法性质探析——从大连赵某案切入

HIV感染者在对自己感染事实知情的情况下与多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是近年来出现的新型案件,法院大多将其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公共安全之法益及刑法第114条规定望文生义的理解,致使法院的此种定性背离同类解释规则,面临罪刑均衡原则的诘难。HIV感染事实上是一种破坏人类免疫系统功能的慢性疾病,不具有导致被害人死亡的紧迫危险,造成被害人免疫功能破坏则符合故意伤害罪的犯罪构成。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形式为间接故意,而现有证据不能查明被害人确已感染HIV时,由于此种罪过下的犯罪行为不存在未完成形态,应当认定行为人不成立犯罪。

“毒驾”行为的定罪困境及立法完善——以黄某“毒驾”案为切入点

以黄某"毒驾"案为切入点可见,现行《刑法》评价"毒驾"行为存在主观动机的缺失排除寻衅滋事罪的成立、同类解释规则否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成立、罪刑法定的坚守排除危险驾驶罪的成立等困境。由于"毒驾"行为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行政法规对其调整失灵等原因,建议将"毒驾"行为入罪。在制度设计上应严密罪状类型、共享法定刑档次、明确与其他犯罪竞合的处理规则。

遗骸犯罪客体要件:危机与重塑

遗骸犯罪的客体要件为影响社会秩序“良风美俗”是理论与实务界几乎不受质疑的“共识”。然而,如此“共识”却引发诸如扭曲犯罪对象与客体关系,不当罚行为“乘虚入罪”,破坏法秩序统一状态等深刻危机。从遗骸的法律性质以及法秩序统一状态出发,本罪的客体要件应当厘定为属于公民人身权利范畴的亲属人格利益。基于客体要件的重新厘定及实质的刑法解释立场,本罪犯罪对象应涵盖全部寄托亲属人格利益的遗骸形态,实行行为应囊括侵害关于遗骸人格利益的基本类型,犯罪成立应当以显著侵害人格利益为前提。遗骸犯罪的反伦理性与对社会秩序的侵犯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应当除魅社会秩序认定中的伦理因素,精准把握行为的反伦理性与妨害社会秩序之间的本质界限,从根源上清算刑法中的“法律伦理主义”残余。

台湾地区易刑处分制度及其启示

易刑处分是我国台湾地区独具特色的刑罚执行制度。该制度允许被判处自由刑或罚金刑的犯罪人在符合特定条件时以其他刑种或措施替代原判刑罚的执行,能够有效应对“交叉感染”等行刑难题,在切实维护刑事既判力的同时,最大限度实现刑罚的矫正及防卫功能。在实务运作中,“回笼条款”阻断了借助易刑处分逃避刑罚执行的可能,而该制度与数罪并罚的交错处理规则能够避免易刑制度适用范围的不当限缩,折射出“立法”技术的精致、严整。教育刑观念、标签理论、“不同接触”理论以及刑事既判力理论共同构筑了易刑处分制度坚实的理论根基。大陆改革刑罚制度的进程中,应借鉴易刑处分的制度精髓,拓宽短期自由刑行刑社会化的渠道,优化社会化行刑的保障措施,并探索建立罚金刑履行不能时的替代措施,确保理想的行刑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