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阶层不法评价向整体不法评价之发展

贝林在构建客观构成要件理论的基础上,认为不法评价是和构成要件关系不大的“违法性”评价,仅需进行违法性评价,而不需进行构成要件评价,就能得出行为是否具有不法性的结论。自从发现了主观构成要件要素和规范构成要件要素,构成要件就无法再作为一个客观的观念形象而存在;不法评价中,应将构成要件和违法性两者共同作为不法评价的基本要素。由此,要维持“构成要件是不法类型”的基本判断,就必须将构成要件和违法性共置于“整体不法构成要件”之下,使之成为“整体不法构成要件”的两个组成要素;如此,构成要件即不法的正面构成要件要素,违法性即不法的负面构成要件要素。“整体不法构成要件”理论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整体不法评价理论经历了从负面构成要件要素理论到整体不法构成要件理论的发展历程。

论行业技术标准对空白罪状的补充

技术标准具有填补空白罪状的作用。刑法适用中援引技术标准作为填补空白罪状的补充规范,已是司法实务的常态。但是,法律保留观念、法律专属主义对技术标准作为空白罪状补充规范的资格提出了质疑。鉴于技术标准制定过程所受行政干扰小于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的客观事实,应当认为技术标准作为空白罪状补充规范,不会导致法律专属主义担忧的行政权力肆虐危险。同时,鉴于技术标准是产业运行客观规律的表达,将技术标准作为除“违反国家规定”之外的其他空白罪状的补充规范不会违背立法民主主义要求。用技术标准填补该类空白罪状,为刑法实现对技术微观层面的风险管控提供了可能。

群体性网络暴力累积危险行为的刑法治理

个体网民的失范言行损害轻微,但海量网民失范言行的累积性侵害则会形成网络暴力,严重影响他人身心健康。海量网民累积危险行为的刑法治理,理论上面临着刑事不法属性认定难题。个体网民行为轻微危险叠加形成的危险状态,不宜作为行为不法的认定依据;个体网民虚拟空间失范言行的消极效果,也不适宜作为结果不法的认定依据。淡化或抛弃结果不法,从而认为海量网民行为均具有刑事不法属性的观点不符合中国刑法立场。在行政确认网络失范言行与网络暴力临界控制线的总体思路下,应当坚持走以行政治理为主刑事治理为辅的网络暴力治理道路,将海量网民的失范言行交由行政法调整,只有极少数严重危害社会的网络暴力行为才交由刑法治理。

论我国保安处分的部门法归属

《违法行为矫治法》具有西方典型的保安处分特征。关于《违法行为矫治法》部门法属性的争论,实质上即是对保安处分部门法归属的争论。作为一种制裁性手段,保安处分既不属于行政强制措施,也不属于行政处罚手段,因此,保安处分不可能被归属于行政法部门。理论分析和当今世界实践态势昭示着同一个事实,将保安处分归属于刑法是一种社会共识。理性地对待保安处分制度,就必须首先确立保安处分的刑法属性。

单位对科技成果法定范围、权属主体的限制解释

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容易扩张科技成果认定权,对单位科技成果的范围、权属主体作出扩张解释。单位的扩张解释态度,有其政策与法律依据,但是,过度扩张解释容易导致科技成果虚报和科技成果造假,从而挫伤研发者的科研积极性和创造性。实务操作中,科研单位科技管理部门对科技成果的认定,既应当受到不允许类推解释的限制,又应当受到同行专家审查的限制。在职务科技成果认定中,应当对《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第2条所规定的任务标准、资源标准进行限制解释,合理限缩职务科技成果认定范围。

论犯罪观念改变和刑罚策略变更

持有不同犯罪观就会形成不同的对待犯罪的刑罚策略。人类社会对犯罪本质的认识经历了犯罪恶害论、犯罪正常论和犯罪功能论三个阶段。现在的刑法不仅看到了犯罪恶害的一面而惩罚犯罪,而且看到了犯罪正常的一面而约束犯罪,另外还看到了犯罪功能的一面而利用犯罪。对待多面的犯罪必定会采取多面的处理策略,恶害一面予以制止、正常一面予以维护、有益一面予以张扬,三面结合,通盘考虑,这就是一个理性国家应该采取也必然会采取的全部刑法战略。

西周“慎罚”思想疑思与解惑

法史学界一般将西周的"慎罚"解释为谨慎地施加刑罚,认为其体现了宽缓、人道、谦抑的刑罚思想。但是,西周时期比比皆是的重刑、滥刑的事实让人对这一结论产生了怀疑。实际上,在西周的语境中,"慎"应训为"重","慎罚"即是要重视刑罚的适用。"慎罚"其意即指:刑罚的适用,该宽则宽,当严则严,一切以能够实现统治者利益的最大化为适用依据。西周的"慎罚"思想正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思想。

论遗弃罪的扩大化——立法对比中的解惑

我国《刑法》中的遗弃罪只规定在有抚养义务的主体不尽抚养义务时才成立,外国刑法对遗弃罪的扩大化规定比中国具有立法优势。对遗弃罪的扩大化规定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正是回应这一扩大化趋势,有学者对我国的遗弃罪进行了所谓的“当然解释”。不过,这一“当然解释”实质上却是不合理的类推解释。我国遗弃罪的立法漏洞并非法律解释所能填补。要完善中国的遗弃罪,就要进行新的立法。

刑事罚没收入补支司法经费制度的形成与变革

司法机关将罚没收入上缴地方政府财政账户,地方财政再根据情况将所收取罚没收入返回司法机关,罚没收入从而被用于补支司法经费,并成为司法机关的重要经费来源。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我国的司法经费自筹体制。差额预算体制下,利用罚没收入等司法收入补支司法经费,是地方司法经费筹集的惯常做法。这种补支自筹方式,既有着国家的明文制度安排,同时也具有种种运行潜规。司法财物改革后,随着司法罚没收入统一上缴省级财政,地方政府无法分享罚没收入等司法收入作为财源,就很难再像原来一样承担起司法经费的给付责任。司法改革中,地方司法机关可能会失去地方财政的有力支持,从而会面临一定的财经压力。

侮辱尸体罪应为亲告罪

死者近亲属对于死者存在着基于身份关系而享有的权利,侮辱尸体的行为侵害的是死者近亲属的人身权利。侮辱尸体罪完全符合设定亲告罪的几个标准,刑法应当将之规定为亲告罪,从而将侮辱尸体罪的追诉权赋予死者近亲属行使。当然,考虑到侮辱尸体行为在对死者近亲属构成犯罪的同时也可能对国家的社会管理秩序构成犯罪,因此,侮辱尸体罪应进一步被规定为非纯正亲告罪。

认识错误下的无过当防卫——邓玉娇防卫行为定性检讨

在邓玉娇案中,反击者在尽到必要容忍义务之后,可以将防卫手段的选择、防卫强度的设定建立在侵犯者现实暴行和可能暴行的基础上。正是侵犯者所营造的恐怖场景,使邓玉娇产生了错误认识,产生了对"正当防卫状况的误信"。反击者为了阻止自己重伤或者死亡结果发生,就拥有了刑法赋予的无过当防卫权,认识错误下的邓玉娇可以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实施致命反击。将邓玉娇的防卫行为认定为具有故意伤害的主观不法,而对致死邓贵大的结果则认定为存在过失的主观不法,其认定结论使得认识错误与主观不法无法兼容。

论近亲属、监护人在组织乞讨罪中的犯罪主体地位

对近亲属、监护人能否成为组织乞讨罪犯罪主体的问题,刑事实务界基本上持肯定态度,而理论界则存在绝对否定论、相对否定论和肯定论三种观点。实际上,以上观点都或多或少存在缺陷。对于那些以乞讨为生的贫困家庭,近亲属和监护人以轻微暴力、胁迫手段组织残疾人、儿童从事乞讨活动,这最多只是一种轻微违法行为,并不构成犯罪。

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犯罪客体辩正

刑法学界对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的犯罪客体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本罪的客体应为残疾人、儿童的人身权利,有学者认为本罪既侵犯了残疾人、儿童的人身权利,又侵犯了社会管理秩序。实际上,立法者设置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残疾人、儿童的人身权利,而不是为了保护社会管理秩序。本罪是单一客体犯罪,其客体应为残疾人、儿童的人身权利。

刑罚改革的政策化诱惑及——以明代充军刑为例证

为调剂刑罚体系的失衡和缓解兵源紧张,明朝廷在五刑体系之外增加了充军刑。不过,由于负载着过高的政治使命,充军刑并不可能真正起到平衡刑罚体系和扩充兵源的作用。明代充军刑改革失败的历史经验表明,对社会目标的政治性预设,并不是仅通过刑罚改革渠道就能得以实现。刑罚制度的变革不能违背刑法的基本原则,不能违背刑罚的基本精神,任何附带有过度政治预期的刑罚改革提议都有必要慎之又慎。

超越与开拓:法史学创作新路径

法史学既具有史学的构架,又具有法学的内涵。所以,法史学学术著述往往是一项艰难的创作活动。就《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这部法史学著作来看,它展示了作者良好的整体设计思路和科学的具体操作方法,其中的专题研究方法和考证研究方法的有机结合为这部著作的完成提供了前提条件。

刑事和解制度在中国建构的历史与现实思考

中国有着深厚的刑事和解制度生存土壤。历史的"和合"司法观念决定了中国的法制传统可以接纳刑事和解制度;从政治国家向市民社会的变迁则决定了中国社会迫切需要建立刑事和解制度;而国家和个人最大化的效益追求也预示着刑事和解制度的建立已成为了国家和个人的内在需求。刑事和解制度不但能够在中国建立,而且完全有必要在中国推广。

客观违法性论向二元违法性论之发展

在对传统客观违法性论质疑的基础上,产生了修正客观违法性论。修正客观违法性论认为违法的“客观性”并不在于违法评价对象的客观性,而是在于评价“标准”的客观性。修正客观违法性论实质上部分认可了主观违法要素,违法性评价应当同时考虑行为的主观面和客观面。修正客观违法性论在“客观标准”掩盖下,整合客观违法要素和主观违法要素,实现了对传统客观违法性论的超越和飞跃,修正客观违法性论成为传统客观违法性论向二元违法性论过渡的桥梁。

危险货物包装标准义务违反的刑事责任思考——以“7·22”特别重大卧铺客车燃烧事故案为例

以“7•22”河南信阳特别重大卧铺客车燃烧事故案为例,分析了危险货物运输包装标准赋予了从业人员特别注意义务,从业人员违反标准义务的行为存在构成犯罪的风险。同时,说明了在包装技术领域的犯罪中,包装技术标准对刑法的应用具有重要辅助功能。

包装标准义务违反与非法运输危险物质罪

危险货物运输包装标准赋予了从业人员特别注意义务,从业人员违反标准义务的行为存在构成犯罪的风险。对照包装运输标准,可以确定行为人标准义务的违反情况。对于违反危险货物运输包装标准注意义务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刑法上的危险行为。但对于该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行为,不应以符合"其他危险方法"为由认定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应当认定为构成非法运输危险物质罪。包装技术领域的犯罪,包装技术标准对刑法的应用具有重要辅助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