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区精神

苏区精神是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方志敏等领导培育形成的一种伟大革命精神。其内涵博大精深,归纳起来就是"坚定信念,求真务实,执政为民,艰苦奉献,廉洁奉公,争创第一"。其中最具中央苏区原创特色的是"求真务实、执政为民、廉洁自律、争创第一"。它是中国革命精神史上的一座不朽丰碑,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井冈山精神在苏区时期的深化和发展,是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的先河和源泉,在中国革命精神链条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大力弘扬苏区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央苏区区域范围考察

考察和认定中央苏区区域范围,应遵循六个原则:一是应当涵盖中央苏区斗争历史全过程;二是应当涵盖中央苏区斗争各时期涉及的所有区域;三是应当依据当年党、政、军的隶属关系;四是应当区分全红县、苏区县、部分范围县和游击区县等不同层次;五是应当以现在县(区、市)行政区划为单位去认定;六是应当认定"苏区县"和"中央苏区县"的区别和交叉。依据上述六项原则,现可认定江西、福建、广东、湖南4省共有85个县(区、市)属于原中央苏区范围。

共产国际与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和福建事变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使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发展到了顶点。新史料表明:召开此次全会及提交全会选举的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候选名单,系中共临时中央1932年12月提出;全会通过的《政治问题决议案》亦为共产国际所起草。在福建事变中,中共与十九路军的合作不成功责任主要在共产国际。博古、李德等对福建事变的态度,主要是受共产国际的影响。

试论任弼时对中央苏区党的建设的贡献

1931年3月上旬,任弼时等三人从上海出发,经闽西,于4月中旬到达苏区中央局驻地江西宁都县青塘,代表中央处理“富田事变”。随后,他便参加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担任组织部长,1932年起又担任苏区中央局副书记。1933年春博古等进入中央苏区组建新的中共中央局以后,任弼时仍担任中共中央局组织部长,直至1933年5月离开中央苏区,前往湘赣苏区,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

中央苏区的反腐倡廉工作

本文介绍了中央苏区反腐倡廉的时代背景,并从建立健全苏维埃民主政治制度、加强对党员干部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建立高效的监督机制、严明党纪国法和领导干部模范带头等五个方面总结了中央苏区反腐倡廉的具体做法和经验。

共产国际与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成立

1931年1月15日在江西宁都县小布赤坎村新屋成立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派出机构。最先提出"在苏区成立有权威的中央局",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共产国际远东局直接参与了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名单的酝酿,并且决定除中央苏区外,其他苏区也须建立党的中央局。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曾催促中共苏区中央局早日成立。1931年5月至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先后3次开会,批准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增补进苏区中央局,并且于1931年11月正式批准毛泽东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共产国际与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

共产国际对中央苏区的第一、二次反"围剿"战争,提出过较为符合实际的指导意见;对于第三、四次反"围剿"战争则基本没有干预。第四次反"围剿"后,共产国际远东局为中央苏区红军制定"分离作战"计划,对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准备工作造成了严重影响。第五次反"围剿"初期,共产国际远东局为中央苏区红军由被动变主动谋划了重要一招,但对"福建事变"处置失当,而又力促红军与粤军陈济棠部开展停战谈判。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在指导中央苏区红军反"围剿"时,存在不同的原则意见,加上中共"左"倾领导者无视中央苏区红军在以往历次反"围剿"战争中的成功经验,教条主义地贯彻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最终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宁都会议背景再研究

宁都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极其复杂。自第三次反"围剿"结束至宁都会议召开前这一年的时间里,中共苏区中央局除毛泽东以外的其他成员,为贯彻执行中共临时中央的"左"倾"进攻路线",始终在与毛泽东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斗争。宁都会议的召开,是这一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

共产国际与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共产国际远东局在1930年1月上旬向中共中央提议召开"全国各苏区代表大会"。米夫在1930年4、5月间提出中共应"成立一个管辖所有苏区的临时革命政权机关"。1930年6、7月间,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正式同意在中国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远东局直接为"一苏大会"起草主要法律文件,审定批准中共提出的临时中央政府组成人员名单。共产国际执委会还要求各国共产党热烈支持一苏大会胜利召开。

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国苏维埃革命的经费与物资援助

共产国际、俄共(联共)(布)中央在中共创建和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对中国革命提供了大量无偿、无私的经费与物资援助。这些援助,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对处于白色恐怖之中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安全存在和正常工作开展,对营救被捕同志和救济死难烈士家属,对指导、帮助各苏区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谈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出发地

开始于一九三四年十月的红一方面军所进行的二万五千里战略大转移——长征,是中外军事史上的壮举。如同对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的出发日期有各种说法一样,对于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的出发地点,史学界也是各执一端,说法不一。有说红一方面军是十月二十一日从福建的宁化、长汀和江西的瑞金、于都出发长征的(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和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国共产党史稿》等论著);

毛泽东长冈、才溪乡调查史实辨析

1933年11月,毛泽东进行了长冈、才溪乡调查。毛泽东为什么要作这两个调查,调查经过情形及其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等,史界已有许多研究成果。但有两个问题似乎还需深入探讨:一是毛泽东作长冈、才溪乡调查的直接动因和目的是什么?二是毛泽东作这两个调查的时间、地点和实际经过情形如何?笔者仅就自己所接触到的材料,对此作些探讨。

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与中国苏维埃革命道路的确立

中共成立后,虽表示"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却未明确实现这一目标的措施。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在促成中共与国民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开展大革命运动过程中,不赞成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仍要求中共高举"国民党左派"旗帜。面对大革命运动失败惨痛教训,中共党内和共产国际内部要求打出苏维埃红旗的呼声日益强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毅然决定放弃"国民党左派"旗帜,在土地革命运动中打出苏维埃红旗。至此,斯大林终于同意让"中国同志自己去进行把苏维埃移植到中国的工作"。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遂蓬勃兴起。至1930年,经过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艰辛努力,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理论基本确立和形成。

有关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准备两个传言的辨析

近些年广泛流传着两个有关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准备的传言:一是说莫雄将一份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红军"铁桶合围"绝密计划交中共地下党员项与年送到瑞金,促使中共中央决定中央红军撤离苏区突围长征。经史料查证,蒋介石在1934年10月制订对中央苏区的"铁桶合围"计划、蒋介石在1934年10月初在庐山召开"绝密"军事会议、莫雄参加蒋介石的"绝密"军事会议等说法均不符合史实。中央红军主力准备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的决策,最早是1934年5月下旬在博古主持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出的。二是说长征前夕毛泽东在于都致信博古要求留在苏区,周恩来得悉后连夜从瑞金赶往于都说服毛泽东参加长征。事实上长征前夕毛泽东确实在于都何屋给博古写过一封密信,但时间是1934年9月下旬,而此时中央书记处已经决定项英留在中央苏区领导游击战争。有关周恩来连夜赶至于都与毛泽东彻夜长谈一事可信度也极低。故这一传言在缺少文献资料直接证明之前亦不可取信。

坚强的战斗堡垒怎样炼成?——中央苏区基层党组织与中央直属机关党组织建设状况及其经验考察

中央苏区各级党委对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十分重视,通过建设强有力的党支部领导班子、制定颁布党支部工作条例法规、建立中心支部和模范支部、建立健全各种制度等措施,使苏区的基层党组织在各项工作和艰苦的斗争中真正发挥了坚强的战斗堡垒作用。中央直属机关党组织同样成为了坚强的战斗堡垒。

毛泽东运用调查研究成果指导工作的又一典范——解析《前委给安于会赣四县边界特区委的信》

1930年5月4日,毛泽东在会昌县进行"仁风山调查"基础上,以红军前委名义致信中共安于会赣四县边界特区委,就党应如何对待流氓、钨矿工会对待英美公司策略、边界特区委召集特委扩大会或全区代表大会、边区土地分配、如何发展扩大边区革命武装、边界特区委与红四军四纵队行动配合等问题提出详尽意见,作出具体指示,给四县边区工作以正确及时的指导。这份尘封至今的珍贵文献充分彰显了毛泽东求真务实思想作风,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二七陂头会议对实现“一年争取江西”计划的巨大推动作用

1930年2月召开的二七陂头会议,是一次在中央苏区史乃至中共党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毛泽东之所以决定要召开这次会议,不仅是因为要解决赣西党组织和红六军领导人与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之间在指导赣西斗争的一些重大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更是为实现红四军前委提出的"一年争取江西"计划。这次会议后在兴国县城冈召开的赣南工作会议,是二七会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事实证明,二七会议对"一年争取江西"计划的实施和实现,发挥了关键性的巨大推动作用。

不该淡忘的悲壮画卷——中央红军长征后赣南苏区群众游击战争述评

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长征后,除留下项英、陈毅成立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留下独立24师等1.6万多名红军将士坚持游击战争外,苏区的江西、粤赣、赣南、闽赣、福建等省及其所辖的数十个县,动员和组织了数万名党政机关干部和游击队员,开展了波澜壮阔的群众性游击战争,前后历时8个多月,尽管后来都失败了,但其历史功绩不能抹煞,不该淡忘。 红军主力长征前后中央和中央分局对群众游击战争的布置和要求 1934年9月13日,红军主力长征出发前的1个月,中革军委发布“司字第44号” 《命令》,对苏区群众游击战争的组织领导作出布置。《命令》要求:

共产国际派驻中共的三位军事顾问

共产国际从1930年9月起,先后向中共派出3位军事顾问,他们是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三人军事小组＂组长盖利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军事代表、远东局驻中共军事总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李德）。这3人是在什么情况下被派到中共来的？他们在指导中共军事斗争方面做了什么事情？对他们的工作做何评价？

长征期间党中央与中央苏区的联系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组成第一、二野战纵队,随同红一方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长征。 长征期间,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同留守中央苏区的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分局之间相互联系的情况怎样?本文仅就现已掌握的资料,对此作一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