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为三:明代运河水柜南旺湖权益分化的演变

运河山东段的南旺湖是明代运河上第一个水柜,在由自然湖泊成为官方济运水柜的过程中,形态逐渐清晰,与民间泊洼有了界限,湖泊中的各种权益也逐渐分化。起初没有水柜之名时,南旺湖与周边泊洼混沌一片,田土及湖产任意开发;嘉靖时期河道部门着手落实南旺三湖水柜的形态及机能,尽力扩大水域济运,清除了大量湖田,而后由于财政压力允许部分湖田的开垦,收益用于补偿开新河的损失;同时民间泊洼由于水柜界限的清晰也确立了民间所有的身份,其中的湖田纳粮为地方税收的一部分;水柜内湖产则一直保持对周边军民开放的政策,然而一度被藩王封殖,最终在明末解禁,复归于民。质言之,成为官方水柜的南旺湖,其所蕴含的资源并非随之一并为官方垄断,其中的水域、湖田、湖产的权益逐渐剥离,但这种剥离也并不恒定,中间存在着不同群体间反复的争夺。

河夫之役与山东省财政变革

一、前言运河作为明朝国家漕粮运输的载体,现实功能和政治意义均甚关紧要,长期的操作与维护因此实为必要,'河工全赖人夫'①,故而河夫之役成为需要。明代的运河线路贯穿山东省南北,沿河需要各类河夫相应负责运道疏浚、堤岸修补、闸座控制等,而这成为运河所经地区民众的一大负担。

从湖泊到水柜:南旺湖的变迁历程

据载,明初工部尚书宋礼重开会通河时,将沿河的四个天然湖泊设置为水柜,干旱时泄水济运,霖潦时收水防洪,以应对该河段水源不稳定的问题。实际上这是明中叶以来河臣建构的历史,但史书及研究者都未加以辨析而直接采用。通过追踪首有"水柜"之称的南旺湖从永乐时的几个自然湖泊至万历年间被整合成为水柜的历程,可以发现水柜是应济运工程的需求,在河臣的规划下逐步成型的,并以此名义排斥湖田,以最大程度保证运河水源。隆庆年间为论证南阳新河开创合理性,又创造出"水壑"这一概念,分化水柜的功能,明末推及南旺湖,落实为运道以东为水柜负责储水,以西为水壑用于泄水。质言之,水柜、水壑的术语是河臣的政治性创造,以"祖宗之法"的名义合法化其劳民伤财之举;水柜、水壑的实体是在概念被提出以后,经过数期对自然湖泊的修治工程实现的,非一日之功。南旺湖之例,反映出运河非一蹴而就,它对于周边资源的吸纳是长期而动态的。

各取所需:运河功臣的再发明——宋礼、白英的立祀及其后裔的宗族建构

明永乐初年工部尚书宋礼重开会通河,运河得以成为漕粮运输的通道。然而宋礼本人却在近百年内不以河工闻名于世,直至其所开创的南旺分水口工程完全发挥作用,又逢工部成为运河管理的中坚力量时,方被大力颂扬,并最终于正德年间立祀。稍后宋礼子孙及辅助开河的老人白英的后裔也迁居工程所在地,并享有赏赐品官或祀田的优容。明清鼎革之后,正值管河官由工部官转为理民生的道臣,以宋、白后人名义的群体,通过编造文献,又或辅以河职,或凭藉在当地的势力,最终确立并扩大了优免差徭的祀田占有额,并以'社'的名义联结宗族,形成通过占垦湖田发展起来的地方势力。

明清运河赁基银问题初探

运河堤岸起初是作为运道的边界而修建,它的修筑及维护所需物料、人夫成为沿河府县承担的赋役。在工部官员成为运河管理的中坚力量,以及河道钱粮独立于工部节慎库的制度基础上,万历初年,总河一改先前驱逐堤上居民的做法,召商民定居于堤上。随后,沿河二十州县对运河河堤上的房屋以及河堤之间的耕地征收赁基银,河道钱粮由此增收。至清代,征收赁基银的州县数目增多,并在地方赋税中有明确的位置;经历"摊丁入地"后,赁基地银消失,赁基房银依旧是田赋的一部分,并在罢漕之后继续存于地方财政名目之中。运河与地方赋役交织之处不只是河道工程的物料与夫役,堤岸成为提供直接创收的营利工具,并逐渐成为正赋的一部分。

“第7届历史地理信息系统论坛”纪要

2021年11月20-21日,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中山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联合承办的“第7届历史地理信息系统论坛”在线上成功举行,其主题是“历史地理与数字人文探索”。来自国内18所院校单位与科研机构的43名学者参与了本次论坛,涉及历史学、地理学、建筑学、信息管理学、图书馆学等不同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