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时期鸭绿江上的马尚船

康乾时期马尚船上的“潜采”(私采人参者)、“潜商”(走私商)与以往私采者有很大不同。这一时期的“潜采”多以关内山东、山西流入东北的流民为主,“潜商”也多为山东、山西等地私商,前者以犯越参场私采人参为主,后者以走私贸易为主。两者往往结成偷采与私贸团伙,有的团伙甚至达几百人。他们多以银两贿赂边门把守官军,从柳条边边门潜入边外,乘坐马尚船溯江潜入鸭绿江沿江地带参场从事偷采与私贸活动。

17世纪初至18世纪中叶东亚三国的贸易——以北京会同馆和东莱倭馆贸易为中心

前近代东亚地区在政治、文化和经贸等方面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17世纪初至18世纪中叶,以北京会同馆为中心的中朝贸易和以东莱倭馆为中心的日朝贸易相互关联、互动交织,共同构成了东亚三国的贸易商圈。朝鲜通过北京会同馆贸易输入清朝生丝再经由倭馆贸易销往日本,所获日本白银再次成为朝鲜贸易资本,投入会同馆贸易中,从而搭建了中日两国间的“银丝交易”贸易桥梁,推动了东亚三国贸易商圈的发展。18世纪中叶后,受日本限制白银等贵金属输出、日本白银改铸、英国东印度公司对清生丝输入增加等因素影响,日本白银输出减少且朝鲜生丝输入中断,东亚三国贸易商圈逐渐衰落。

论清初东北招民开垦政策与汉族民人对东北的开发

清朝迁都北京后 ,满族大量移居中原 ,造成东北经济的凋敝。清初 ,清廷在加强东北驻防八旗的同时 ,积极鼓励关内汉族民人出关开垦土地 ,恢复辽沈地区残破的经济。为了有效地管理迁居关外开垦土地的汉族民人 ,清廷设置了民治州县机构。随着汉族民人的大量徙入 ,东北地区土地得到开发 ,城镇兴起 ,以烧锅、油坊、参、貂、烟、麻、药材为主要特色的城镇经济得以发展。

明前期中朝东段边界的变化

中朝之间的东段边界，大约从渤海时起，至元朝初年约千余年，基本稳定在朝鲜咸兴以南的定州、宣德、元兴三关及都连浦一线。元朝建立后，元与高丽的东段边界南移至朝鲜铁岭一带。中朝边界北移改为西以鸭绿江、东以图们江为界始于明前期。

论乾隆朝清廷对东北的封禁政策

清初清朝统治者为恢复东北地区残破的经济,积极鼓励汉族民人出关开垦土地,而当汉族民人大量涌入东北地区后,清廷又于乾隆五年颁布旨在阻止汉族民人出关的封禁政策。封禁政策集中体现了清朝首崇满洲的基本国策,对东北地区的发展无疑起到阻碍作用,这种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政策最终注定以失败而告终。

海西王台称雄女真考论——兼论明代女真统一的历史趋势

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起兵之前,约近半个世纪,女真族民族意识迅速增强,各部豪强巨酋迭起,尤其是哈达王台,强盛达30年,他恭顺明廷,居"南关"要地,控制贸易,专"居停之利",控制敕书,执诸部牛耳,从而号令海西、建州女真各部。所谓"海、建诸部日强,皆建国称汗",是对东北地区民族关系变化、女真从分散走向统一历史趋势的概括。然而,王台称雄女真,虽未能完成女真统一大业,但其实践活动在女真统一的进程中却具有里程碑性的重要意义。

论清朝对东北边疆各族的管理体制

清代对东北边疆各族的管理体制分为四种。驻防八旗制是清廷统治东北地区的主要管理体制 ,以八旗满洲为主体 ,也包括汉、蒙、索伦、达斡尔、鄂伦春、赫哲和锡伯等族。管理汉族民人的体制是州县制 ,主要在奉省 ,其次为吉省 ,咸同以后黑省也渐设民户州县。对在黑龙江下游、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以及滨海和库页岛辽阔边疆地区分散居住的赫哲、费雅喀、奇勒尔、鄂伦春、恰克拉、库页等少数民族 ,则实行姓长制。辽东西段柳条边和吉林新边以西及其以北的蒙古游牧区实行的是以八旗制为基础、又保留蒙古固有特点的盟旗制。

明代女真与朝鲜的贸易

明代居住在图们江、鸭绿江流域的女真族农业比较落后,手工业不发达,在远离明辽东地区的情况下,所需生活必需品只有通过与临近的朝鲜贸易才能解决。因此,女真与朝鲜的贸易往来比较频繁。贸易形式通常是女真携带"土物"到朝鲜京城"进献",从中得到朝鲜的"回赐"与边境互市贸易两种形式。这种贸易补充了各自所需,丰富了双方的经济生活,尤其是给女真社会的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

天启四年朝鲜使臣的北京之行——以洪翼汉《华浦先生朝天航海录》为中心

天启四年,朝鲜国王李倧再次派使臣前往北京,奏请明廷尽快派诏使完成对其即位的封典。对此,《明实录》和《李朝实录》等中外文献缺乏记载,而随团出使的书状官洪翼汉的《华浦先生朝天航海录》以日记的形式详细记录了朝鲜使臣这次出使的路线以及围绕李倧的封典所展开的外交活动。

顺康时期李朝与清朝关系探析

清朝建立全国政权后, 虽积极改善与李朝的关系, 但李朝仍心系大明, 眷恋明朝, 对刚刚建立的清朝表面虽予承认, 背地里却大搞以光复明朝为己任的北伐活动, 并企图与清朝国内的反清势力联手实现“反清复明”计划。伴随着清朝统治的逐渐稳固以及清朝致力于改善与李朝的关系, 李朝逐渐转变了对清朝的敌视态度, 两国关系逐步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

明前期明朝向朝鲜索征的“别贡”

史学界通常认为,在中朝两国关系发展史上,明朝与李氏朝鲜的宗藩关系最为典型,是两国关系最好的时期。两国之间保持着频繁的往来,朝鲜定期遣使朝贡,明朝对其贡献的方物,本着"厚往薄来"的原则,给予丰厚的回赐。而对明朝不时向朝鲜索征贡物的史实,往往给以忽视,或避而不谈。而明前期,明朝向朝鲜索征"处女"、"火者"、"海青鹰子"等就属于"别贡"性质。这种"别贡"给朝鲜带来沉重的负担,给两国关系带来很大的影响。

天启时期明朝与朝鲜的关系——以朝鲜国王李倧“封典”为中心

1621年,后金进入辽东地区后,辽东政局迅速恶化,在明与后金两大势力对峙过程中,朝鲜的战略地位越发重要。天启三年,朝鲜李倧夺得王位,急忙遣使请求册封,而明廷一些官员由于对辽东政局的恶化及朝鲜的战略地位缺乏足够的认识,单纯强调李倧废光海君自立为王,"所当声罪致讨"。后虽经朝鲜使臣大肆贿赂,明廷才准予派使前往朝鲜举行封典,而所派册封诏使却借出使之机大肆敛财,不仅给朝鲜带来严重的灾难,更给两国关系带来恶劣的影响。

“华夷变易”与“法明崇满”

百年前发生的"辛亥革命",倡导"五族共和"的建国理念,并成为今天"中华民族"概念形成的重要基础。这一理念的提出,固然不乏近代西方民族与国家观念传入的影响,但更与中国自身内部历史的积淀与演进密不可分。尤其满族入关,对中国传统"华夷"观念的冲击、清朝统治者"法明崇满"治国方略的演进、新的"大一统"理念的形成、西力东渐背景下"华夷"内涵的变动,为"五族共和"奠定了更为直接的思想基础。可以说,从"法明崇满"到"五族共和",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清代"华夷"观念演化,及多民族统一国家建构的思想轨迹,并反映了中国自身历史发展的一种律动。

明代朝鲜使臣赴明的贸易活动

明朝与李氏朝鲜建立封贡关系体系后,两国之间贸易往来十分频繁。这种贸易,学术界通常称为"贡赐贸易"。事实上,"贡赐贸易"仅为一种贸易形式,远不能涵盖两国间的全部贸易内容。明代两国贸易的主要形式应为两国使臣的贸易活动,尤其是朝鲜使臣赴明所从事的公私贸易活动。这种贸易给两国关系带来重大影响。

论乾隆朝蒙地的封禁政策

论乾隆朝蒙地的封禁政策刁书仁清入关前，蒙古各部相继归附，清朝于此建立了以八旗制为基础，又保留蒙古固有特点的盟旗制。为了加强对蒙古地区的控制，清朝实行隔绝蒙汉两族人民经济文化交流的民族隔离政策。其中禁止汉族民人到蒙古地区开垦土地是民族隔离政策的集中体现...

朝鲜王朝对中国书籍的购求及其对儒家文化的吸收

朝鲜王朝从中国获取书籍的数量、种类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其从明朝获取书籍的途径一是由明廷赐给，二是由使臣在市场购买。与此同时，朝鲜王朝也重视对引进书籍的印制和传播，努力吸取书籍中蕴寓的思想理念、行为规范，从而使儒学在朝鲜半岛得到前所未有的传播。

成化年间明与朝鲜两次征讨建州女真

成化年间，明与朝鲜两次征讨建州女真是由于建州女真掠夺明与朝鲜的财物造成的。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大大刺激了建州女真对明朝辽东、朝鲜的人口和财富的掠夺，严重地威胁了明朝辽东和朝鲜鸭绿江畔的安全，于是明朝与朝鲜决定征讨建州女真。明与朝鲜两次征建州女真，使强盛的建州三卫衰落下去，处于分散、衰微的状态。但明与朝鲜对建州女真的征讨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与建州女真的矛盾，反而激起建州女真的更大仇恨。

论清朝与朝鲜宗藩关系的形成与确立

天聪元年 ,后金与朝鲜结成兄弟之盟后 ,两国关系并不和谐 ,争端不断。皇太极改元称帝 ,而朝鲜竟采取不承认态度。致使皇太极于崇德元年再次征朝鲜 ,朝鲜战败求和 ,与清朝结成“君臣之盟”。至此 ,清朝与朝鲜由先前的兄弟关系变为君臣关系 ,标志着清朝与朝鲜宗藩关系的确立。

洪武时期高丽、李朝与明朝关系探析

明洪武初年,为了防止北元与高丽联手,明太祖朱元璋积极与高丽王朝交往,而高丽王朝面对北元与明朝两大势力一时尚未作出选择,时而对北元、明朝采取双边外交,时而弃明投元,致使两国关系十分紧张。李成桂改国号李氏朝鲜后,两国关系仍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直到明成祖朱棣即位,明朝与李朝的关系才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关于嘉靖朝“倭寇”的几个问题

关于嘉靖朝“倭寇”的几个问题刁书仁十六世纪嘉靖年间的＂倭寇＂问题，震撼了明朝封建统治下的中国东南沿海，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很有必要进行探讨。一、所谓嘉靖年间＂倭寇＂的质疑中国十七世纪以来成书的一些专门记述嘉靖年间所谓＂倭寇＂的历史著作中，把当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