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视角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基于甘肃合作“南木娄村”的日常生活实践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就是一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可以说,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与“民族三交”的不断深化是密不可分的。2021年8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强调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思想精髓与核心要义。南木娄村在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的过程中,村民个体之间的互帮互助推动了“生活共同体”的实现,而政府在村落文化、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则实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国家在场”。在此基础上,日常生活构成了微观实践中最为重要的事实,对国家宏观政策的解读离不开对村落“微观”事实所进行的详细分析。这些均成为当地各族群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

农村治理模式选择之殇——基于华北X村的个案

改革开放之后,村民自治制度成为农村治理的基本政治制度。在国家自上而下将村民自治制度下沉到农村和农村自下而上去承接村民自治制度的互动过程中,村民自治出现了“惟村庄利益化”的现象。依据不同的视角可以将农村治理划分成不同的治理模式。以农村对国家供给项目资源的承接态度为标准,可以将农村治理化分为积极型、消极型和激进型治理模式。笔者考察了华北平原的X村在15年中经历了积极→消极→激进的治理模式的选择过程。得出以下结论:村民对农村治理模式选择是依据农村治理绩效的帕累托改进的标准,这种选择是一种理性选择,但往往会产生非正义的结果。将激进治理模式放在税费改革的时代背景之下,源自于农村获取治理资源的方式会发生由内部汲取到外部输入的根本转变。同时,地方政府在晋升锦标赛体制和政治维稳高压之下,也默许了激进型农村治理模式的存在。

生命历程视域下进城陪读老人的社会适应研究

老人进城陪读是县域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农村家庭追逐优质资源以及家庭资源与角色策略性调整下的产物。由于进城陪读,老人从熟悉的农村社会脱域,嵌入陌生的城市社会。进城陪读时,老人会因城市消费模式的不同、家庭内部新的矛盾产生、居住空间与人际关系空间的改变,对"时间规训"的不适应以及陪读结果的不确定性而产生心理不适或心理压力。但是这种心理不适或心理压力不会一直持续。随着陪读时间的持续,陪读老人会调整自己的角色、生活模式以及心理状态,从而逐步地适应城市环境与生活模式。等到老年人陪读结束时,部分老人会返回农村,而有一部分老人会继续在城市生活甚至定居。对于继续留在城市的陪读老人来说,尽管他们会具有城乡二元性特征,但总体来说,他们已经较好地完成了角色与行为方式的转换,即完成了由农村到城市的身份转换与社会适应。

河西走廊多民族关系的基本特点和主要问题

河西走廊是我国西北地区著名的民族交通枢纽,历史上是多民族活动的舞台,有明显的文化边缘性特征。当前河西走廊的多民族关系呈现出民族杂居程度不断提高、族际交往日趋密切、语言趋同化现象明显、民族意识增强等特点。当前河西走廊民族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由经济利益纠纷、人口流动加快及民族意识的差异等三方面的原因引起的。

肃南裕固族地区多民族和平杂居与发展态势研究

裕固族是甘肃省境内特有的少数民族之一,人口不到2万,主要聚居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和酒泉市黄泥堡裕固族自治乡。在这里,除了裕固族还居住着藏、蒙古、回、土、保安、东乡和汉等其他民族,这些民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半数以上,分散于全县各个区、乡。裕固族聚居的地区实际上是以裕固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杂居区,各个民族相互交错,互相依存。

藏传佛教高僧在和谐藏区构建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

藏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不仅要靠政府的不断努力,同时更要考虑到本民族的实际情况。因藏传佛教高僧在藏区备受尊敬,有崇高的地位和较大的影响力,他们可以对藏族社会进行控制,并不断调适和整合各方力量,对和谐藏区构建有重要影响。高僧们的特殊地位和贡献,给我国当前更好地建设和谐藏区以启示。当今,必须努力引导高僧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充分调动高僧在建设和谐藏区过程中的积极性,这样才能更好地构建和谐藏区。

理解与尊重:多重文化格局下的社会构建——对甘南藏区民族关系的分析

民族关系是各民族在社会生活中发生联系的各个方面。在各民族的联系和交往中,处于一个互动和变化的过程。它不仅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产生新的变化,而且由于各民族在历史发展、地理分布、经济生活和社会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内容、形式和特点。甘南藏区,位于藏彝走廊、西北走廊、中原文化和青藏高原的交叉地带。不同文化因子的出现,影响着当地的民族关系,为人类学家研究族群关系、了解多民族国家中民族关系提供了大量的田野资料。本文从文化的多元性的角度来描述当地民族关系的基本状况,从而对这种民族关系进行具体分析。

青藏牧区牧民在草地保护中的主体地位

藏族世代生息在青藏高原上,他们选择适应高原生态环境的游牧作为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青藏牧区牧民在长期的游牧实践中形成具有民族地域文化特色的朴素的生态观,世代保护着他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家园。如今对青藏高原地区生态环境的管理与保护,应该重视当地牧民在草地保护中的主体地位,认识并尊重当地民族的传统游牧文化,因地制宜,从而促进当地自然、社会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共生理论视角下草原生态关系研究——以甘南草原为例

共生理论首先出现在生物学,然后因为其广泛的适用性被应用于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领域。以共生理论来解读甘南草原的生态关系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根据其原理认为:人、畜和草是草原生态中基础的共生单元,其中人是核心;传统的游牧生计模式是典型的互惠共生模式;而草原现代生计模式,即草原家庭或者联户承包责任制,是典型的偏利共生模式;草原的共生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基于此得出实现藏族传统生态伦理的回归,开展合作运动,建立牧民专业合作社,是治理草原生态最合理、有效的路径。

藏族游牧生计方式变迁中的文化影响——对甘南夏河县的调研

2012年,甘南藏族自治州游牧民定居工程全面完成,在这次定居工程中共有14524户、7.37万牧民实现定居,充分享受着国家基础设施方面的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定居工程的实施实际上也是传统的游牧经济方式向现代牧业的转型,这种转型改变了藏族原有的生活模式,并使其生计方式发生变化,不仅对传统游牧文化产生冲击,而且也促使现代游牧文化新模式的建立。

浅谈伊斯兰教对维吾尔族社会的作用与影响——以婚葬习俗为例

通过对伊斯兰教在维吾尔族地区传入及发展的历史、对维吾尔族婚葬习俗等人生礼仪的描述,探究维吾尔族与伊斯兰教不可分割的互动关系,以及伊斯兰教对维吾尔族的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的深远影响,由此分析伊斯兰教对维吾尔族社会的作用及深远影响。

浅谈现代化背景下的藏传佛教世俗化问题

从目前宗教的发展趋势来看,宗教世俗化已成为各宗教目前所面临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藏传佛教作为一种宗教文化也不例外。面对当今经济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复杂形势,藏传佛教要想保护自身传统文化,并且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就必须做出历史性变革与发展,走世俗化、现代化道路。

礼物互惠与当代高原牧区的社会关系

礼物互惠在当代高原牧区社会关系网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牧人之间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礼物互惠过程蕴含的情感道德是深度了解当代高原牧区维系彼此关系的重要介质。文章通过对甘肃玛曲、青海共和等地的田野调查发现,传统手工制作的物品不断被市场化的商品所替代,可礼物馈赠的核心价值并未发生改变,这个核心价值就是“互惠”,而这也正是维系当代高原牧区社会关系的重要纽带。高原牧区礼物交换方式在适用已有的交换理论以外,还可运用“社会动员机制”“时间的控制机制”及其次级机制“伴手礼的即刻回馈”予以解释,这些机制的提出有助于进一步拓宽高原牧区礼物交换与互惠的分析维度。

试论民族传统禁忌的传承与演变

民族传统禁忌是各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人类使用手势或口语之前禁忌就已经普遍存在,随着时代社会的进步,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水平提高,民族禁忌文化的内容和影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禁忌的产生、具体表现以及其在现代社会的传承与演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

藏族食物禁忌的人类学解读

文章对藏族食物禁忌进行了分类,认为藏族食物禁忌是源于宗教信仰和现实经验。通过分析藏族人恪守食物禁忌以及禁忌延续的原因,指出食物禁忌具有调节、控制、教育、传承和凝聚作用。

民族地区多元文化互动动因的微观解读——以甘肃天祝天堂村汉族成员“煨桑”行为为例

文化互动与整合是多元文化存在的方式之一。多元文化的互动从宏观层次上看,表现为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碰撞和交流,但将视角转向微观,民族地区文化互动则依赖于民族成员的个人行为选择。民族成员所处的日常情境因素与其个人意念相结合,所形成的实践感决定着民族成员跨族籍的实践行为选择,这种新的实践行为则构成了民族地区多元文化互动的微观动因。

金瓶掣签形成的历史背景

金瓶掣签是清朝中央政府制定的一种确定大活佛转世的方式,方法。它的产生及形成有其特定的背景。在一定意义上,它是历史传承与现实因素结合的产物。文章将沿着这一主线,扩大视角,对它的历史背景进行说明,以期对它有个完整的把握。

“多木”:游牧者的地方性医治知识——蒙古族民间巫术之概念﹑功能及当代境遇

蒙古族文化语境中的巫术——"多木",其概念、范畴、目的与汉文和英文语境中的"巫术"不同,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意义差异。传统蒙古族民间社会与文化背景中,"多木"的社会功能和存在意义可以阐释为一种基于民间信仰的地方性医治知识。如今,因现代化医疗卫生服务的迅速发展和传统社会结构的空前改变,"多木"——这个民族医术文化已经或正在面临断承危机。当代蒙古族社会文化空间中,"多木"已经失却其昔日的社会地位,它只是作为一种边缘文化的形态而存在。

吐蕃时期僧相制度的运作机制

吐蕃僧相制自赤德松赞时期确立以来其实并未根本改变吐蕃官僚集团内部的权力结构。它更多地意味着,身为钵阐布的僧相与传统世俗贵族官僚集团的并存。从实质上来讲,钵阐布在吐蕃晚期的崛起并未导致僧团对传统贵族官僚群体的整体取代。僧相制的建立确立了以僧相钵阐布和俗相大相(大论)关系为主轴的"钵阐布——大相"二者之间相互依赖、制约并相互协作的关系。这确立了僧相制度的基本运作模式和基础。僧相制的确立具有双重性的历史影响。其对吐蕃传统政治因素继承性的一面,使得该制度在娘定埃增主政期间运行相对平稳,而其对旧制度决裂和革新的一面则使得该制度的平稳运行在后娘定埃增时期面临僧相权力无根和空心化的危险。

土登贡培的政治生涯及其转变原因分析

土登贡培是二十世纪20、30年代西藏政治舞台上最为耀眼的人物之一。但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不久,土登贡培很快便失势垮台,被流放到泽拉岗地区。1937年12月,他和江乐金一起从流放地逃到了印度,并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参与了"西藏革命党"组建事件。本文试图从土登贡培的政治生涯出发,对其转变的原因作一分析并加以略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