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腹部超声引导内镜下逆行阑尾炎治疗术对急性非复杂性阑尾炎的临床疗效

目的利用倾向性评分匹配,评估腹部超声引导内镜下逆行阑尾炎治疗术(endoscopic retrograde appendicitis therapy,ERAT)与腹腔镜阑尾切除术(laparoscopic appendectomy,LA)2种手术方式治疗急性非复杂性阑尾炎的临床疗效。方法收集2020年03月至2023年04月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收治的441例急性非复杂性阑尾炎患者的病史资料。根据治疗方式差异,将病例分为ERAT组(n=30)和LA组(n=411)。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均衡组间协变量后,比较2组患者的临床疗效。结果经过PSM,2组共有30对患者匹配成功,且2组基线资料满足可比性要求。ERAT组术后24 h白细胞、中性粒细胞计数、C反应蛋白水平低于LA组,数据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ERAT组手术时间及总有效率相较于LA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ERAT组术中失血量少于LA组,疼痛缓解时间短于LA组,2组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腹部超声引导内镜下逆行阑尾炎治疗术效果显著、安全可行,可作为治疗急性阑尾炎切实可行的、有着良好发展前景的无创技术。

33例超声引导ERAT治疗急性非复杂性阑尾炎临床分析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超声引导内镜下逆行阑尾炎治疗术治疗急性非复杂性阑尾炎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2022年09月至2023年05月大理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接受超声引导内镜下逆行阑尾炎治疗术的33例急性非复杂性阑尾炎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患者临床特点、手术疗效及预后情况。结果:纳入研究的33例患者中,男性18例(54.5%),女性15例(45.5%),年龄为46 (30, 61)岁;术前阑尾直径为1.03 ± 0.34 cm;33例患者均插管成功,插管成功率为100% (33/33),手术时长为45 (30, 62) min、术中出血量为(0.42 ± 1.03) ml;术后腹痛完全缓解时间为2 (1, 3) d,压痛完全缓解时间3 (1, 3) d,反跳痛完全缓解时间1.5 (1, 3) d,麦氏点压痛缓解时间3 (2, 3.75) d。术后3天复查阑尾直径为0.85 ± 0.28 cm。所有患者术后均未出现并发症;共随访33例,随访中阑尾炎复发率为3.0% (1/33)。结论:超声引导内镜下逆行阑尾炎治疗术具有创伤小、恢复快、并发症少等优点,是治疗急性非复杂性阑尾炎的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

“大公无私”与“公私两无”--对中国传统“崇公抑私”政治思维方式的反思

公、私问题是一个在中国历史过程具有全局性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在"公"、"私"关系上的主导政治思维方式是"崇公抑私","崇公抑私"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一种理想的政治境界:"大公无私"。但这种政治思维方式在现实中却造成伦理道德、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等多个领域"公私两无"的尴尬局面。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崇公抑私"政治思维方式的固有缺陷表明:"公"与"私"是一种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的关系,对"公"的维护应当建立在对"私"的认可和尊重的基础之上,不然,"私"之不存,"公"亦难立,"公私两无"的局面就在所难免。

对中国传统公私关系文化的反思

在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中 ,对待“公”与“私”关系的主导思维方式是“崇公抑私” ,其目的是实现“大公无私”的理想政治境界。但这一“大公”的理想境界却又不得不依赖君主专制这一“大私”的方式来实现 ,由此造成传统社会中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公私两无”(即理论和现实脱节 )的尴尬局面。“私”之不存 ,“公”则不立 ,这是我们得出的基本结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有过明确的论述。“崇公抑私”思维方式对近代乃至现代中国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 ,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有着重要的意义。

非理性研究:公共行政研究的一种新视角

纵观西方公共行政百年发展的过程,就其方法论而言,理性的线性思维与经验的实用分析方法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公共行政的研究方法中,理性只是一种途径,非理性的研究途径也是理解公共行政领域行为的重要方法。非理性的研究方法,对于促进公共行政的研究与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提升公共行政学者的研究品质与研究质量,拓展公共行政研究的新领域,促进公共行政研究方法的多元化,适应公共行政研究客体的基本特征。但是,由于非理性从总体来说是属于社会心理、社会意识的范畴,因此,学界在继续推进非理性研究的同时,要注意从处理好公共行政理性研究与非理性研究之间的关系、加强公共行政非理性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加强公共行政非理性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的结合、加强多学科研究的协作攻关力度和进一步拓展非理性研究的国际视野等方面,着力提升公共行政非理性研究的质量。

专制王权的依附型合作者——论儒士政治角色的自我体认

"依附型合作"是笔者借鉴政治社会学中的社会交换理论而构建的一个概念,它为我们分析儒士在传统社会的政治角色与政治功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在古代中国,儒士自始至终对王权的合法性、神圣性高度认同,但与之同时,儒家又认为自己是王权政治良性运作的支撑力量,是王道政治得以实现的决定性因素,从而是专制王权当然的合作者。专制王权的依附型合者是儒者对自身政治角色的基本定位。

桑弘羊财政改革思想简论

桑弘羊为西汉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理财家。他既有精深的财政理论,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在主持中央财政期间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财政改革,制定推行了一系列重要的财政措施,这些措施成效显著,起到了增加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作用。

论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是各民主党派更好地学习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亦是各民主党派积极应对近年来组织建设中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必然选择。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新时期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指明了方向,各民主党派应主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应对困难,调动各项积极因素,将基层组织建设的各项工作全面推向前进。

董仲舒行政管理思想简论

作为"儒者宗"的董仲舒,是汉代著名思想家。适应大一统政治之需要,他在继承先秦儒学并吸收其他诸家有利因素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儒家神学理论体系。而其行政管理思想则是这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从行政管理思想的理论基础、行政权力论、行政实施理论、人事行政理论、宏观经济管理思想等几个方面对董仲舒行政管理思想作以简要论述。

儒家伦理精神浅论

儒家群体本位的伦理精神一方面形成了诸多传统美德;但另一方面,它却又忽视了个人的存在,消弥了国人的自主精神和个体意识,助成了一种臣民文化,这成为中国走向民主社会的最大障碍。

汉初黄老行政管理思想简论

汉初黄老行政管理思想是在先秦黄老学说的基础上适应汉初百废待兴的历史背景而发展起来的。其行政管理思想主要表现为 :无为、德刑并用、重民的行政管理原则 ;明法轻刑的行政实施方法 ;重农、薄赋的宏观经济管理政策 ;

论“依附型合作”——一种解读儒士与专制王权政治关系的新视角

基于政治社会学的社会交换理论提出依附型合作的概念,认为儒士与专制王权之间存在依附型合作关系。儒家所特有的政治资源使得依附型合作具有可能性,而合作的真正实现有赖于儒士与王权的共同努力和相互认同,这种合作关系在汉代中期得以实现。依附型合作不仅仅是对儒士政治地位的静态描述,更体现为儒士与王权之间的一种政治博弈的互动模式。儒士与王权之间的这种合作互动关系持续于整个古代中国,是王权政治得以长期存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论实现县域和谐的财政保障

全面构建和谐社会,县域和谐是关健。要实现县域和谐,财政保障工作至关重要,为此,必须以科学发展观全面指导财政工作,大力夯实县域财政实力,改善支出结构,加强财政监督。

论仲长统的行政管理思想

仲长统为汉末著名思想家和政论家,其行政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反分封的行政权力论;“政在一人”的行政体制论;以刑助德、法有变复的行政实施理论;“选用必取善士”的人事行政理论;“复井田”、提高税率的宏观经济管理思想等。

论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是各民主党派更好地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需要,亦是各民主党派积极应对近年来组织建设中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必然要求。各民主党派应自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应对困难,调动各项积极因素,将基层组织建设的各项工作全面推向前进。

区域政府联合采购法律制度浅论

经济区域内各省市政府间联合采购是一种整合经济区域内各地方政府采购资源、强化区域内各成员省市之间的合作与协同发展的新模式。文章在论述建立区域政府联合采购制度的必要性及可能性的同时,就这一制度运作模式及监督机制的构建提供一些初步的法律建议。

贾谊行政管理思想简论

从行政管理原则、行政权力论、宏观经济管理思想、行政实施理论等几个方面对贾谊之行政管理思想加以简要论述。

李斯行政管理思想简论

李斯是秦帝国建立和巩固时期的重要政治家,其行政管理思想主要体现为:尊君集权的行政权力论;重才塑才的人事行政思想;重刑主义和文化专制的行政实施思想等。

设备管理在ERP系统中的应用

设备维护子系统作为ERP集成系统中的一个功能子模块,主要涵盖了一个工厂系统的所有维护任务。SAP系统PM设备维护子系统拥有一套有效的设备维护方面的管理理念及手段,为现代企业的设备维护提供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税收法定主义视域下我国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实现路径

随着我国税收法治进程的推进,地方税收立法权的配置成为一个紧迫的时代命题。地方税收立法权配置当以税收法定主义为前提,而对税收法定主义及授权立法的不同解读,导致学界对赋予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必要性及可行路径争讼不已。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及依宪治国的视角下,赋予地方税收立法权与税收法定主义之间的理论不洽适性可以得到有效化解。对中央、地方税收立法权进行法律意义上的划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及依宪治国的必然要求,亦为税收法定主义的题中之义,而授权立法则为当前法制框架下实现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