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对封闭性的依赖——《资本论》和《规训与惩罚》视域下的权力研究

权力对封闭性具有依赖性是《资本论》和《规训与惩罚》共同揭示出的权力理论。《资本论》描绘了资产阶级权力对社会关系总体的依赖,并且描绘了封建权力没有实现总体的封闭性而遭遇的瓦解;《规训与惩罚》描绘了惩罚权力力求借助仪式和符号所实现的引人注目和人尽皆知,以及规训权力力求借助监狱体系来实现的对全社会的全面覆盖。《资本论》和《规训与惩罚》共同揭示出封闭性的重要性,封闭性是权力得以持存的重要规定性。

论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中的权力观念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提出了新唯物主义的概念。这是一场认识论的革命,即认识的对象不是自然之物,而是社会性、历史性的"物"。理解新唯物主义的"物",关键在于将人作为特殊的感性存在物来理解,将社会性从感性力量创造的三大关系来理解——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总体。感性力量间的关系指向权力关系,并具有对抗性与整合性的双重规定性。探究马克思思想中关于权力的对抗性与整合性的丰富内涵,是我们理解其新唯物主义思想的重要维度。权力的对抗性显示着马克思哲学一以贯之的革命性指向;权力的整合性暗含着马克思与其后许多思想家理论的一脉相承。

权力符号的存在条件——象征交换理论与总体呈献理论的理解差异

象征交换理论是鲍德里亚符号学的重要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阐释权力的著名政治哲学维度。但是象征交换理论对权力发生学的两个关键问题缺乏解释:参与者为什么会加入带有生死冒险的符号游戏;为什么共同体生成符号会发生转变。由于存在权力发生学意义上的这种解释缺位,象征交换思维只能被当作某种天然思维。考察其理论来源发现,莫斯在描述“礼物机制”时,曾对生死冒险和共同体生成符号演变原因有解释。莫斯的描述和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理论有很大契合性。因此,重新比对莫斯和鲍德里亚关于权力的理解差异,是重构该理论、增强该向度的解释力的重要环节。

在哲学通史中理解毛泽东认识论的“飞跃”理论

认识论的“飞跃”理论是哲学史的重要维度。毛泽东认识论在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下,赋予了“飞跃”理论以更加合理丰富的内涵。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下,物质基础—意识反思—辩证过程,这三者具有复杂的交织关系。毛泽东认识论的“飞跃”理论对此三者关系进行了妥善解答。基于认识论的这种“飞跃”论证,毛泽东认识论为历史唯物主义在实践哲学的维度缔造了坚实的合理化基础。毛泽东认识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秀成果,在哲学通史中也具有高峰地位。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立场性与人学理论建构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手稿》)是马克思思想走向成熟过程中的重要著作,其中蕴含强烈的立场性与理论建构的诉求。《手稿》展现的是马克思对不同理论的选用与扬弃,反映的是马克思力求建构一种工人人学理论的努力过程。马克思出于其工人立场的需要,引入异化劳动理论,否定了国民经济学的私欲逻辑。《手稿》中的人本主义价值体系并非"价值悬设",而是因引入异化劳动理论带来的、必须完成的"价值建设"。对思辨哲学进行批判,否定精神的主体性地位,代之以感性实践性的人的主体地位,同样是出于建构工人人学的立场性需要。

福柯对西方权力“戏剧”之维的批判及其理法路径

西方关于权力的“戏剧”之维构建有着长久的历史。福柯通过描述西方精神病院近代以来的相关情形,揭示和批判了医院对精神病人的“戏剧化治疗”,包括其内部随意“设置角色和剧本”的危害,从而开辟了理解现代西方统治术形式的新途径。福柯的批判,其话语分析蕴含着结构主义方法论要素,其历史分析则隐含着其与马克思权力论的传承关系。解读福柯对权力戏剧之维的批判,不仅有助于理解西方许多现代性问题的重要理论环节,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人民应对当代的“霸权剧本”也具有重要的现实启发意义,如如何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书写“美美与共”的崇高性叙事,如何从命运共同体的维度去书写国际交往的政治美学,等等。

社会关系的媒介与权力的整体性——兼议塞缪尔·亨廷顿的马、列分立说

马克思和列宁在政治哲学上的同构性,在于对权力作为整体而存在的理解。亨廷顿指出的马克思与列宁政治思想的分立,从权力的整体性角度,可理解为对社会关系的媒介的不同阐述。马克思批判了货币作为社会关系媒介的弊端;列宁探索了普遍性话语作为社会关系媒介的意义。

论阿尔都塞对权力问题的反思--从生命政治学的视角考察

在经历了晚年人生悲剧之后,阿尔都塞书写了长篇自传《来日方长》来对自己的人生进行全面总结。这其中包含大量的生命政治学意义上的权力反思。通过研究包括该自传的手稿在内的丰富资料能够发现,阿尔都塞的一生,始终伴随着各种权力对其进行支配的创伤感。各种权力对阿尔都塞的支配,主要体现在以不同方式剥夺阿尔都塞身体的自主权。权力的巨大效应,笼罩在阿尔都塞的母子关系、父子关系,以及爱情关系等诸多方面。从阿尔都塞的自我诊断来看,正是权力对其身体的全面渗入,形成了其抑郁症的根源性病因。作为熟谙相关理论范式的思想家,阿尔都塞对其人生经历的带有反思性质的详细记录,对于理解现代性背景下权力的种种支配效应,并深化生命政治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新探索——以《新时代学习大会》为例

《新时代学习大会》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方式之一,在理论联系实际和群众参与的维度上给出了诸多有益的探索经验。五期节目打造了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全新文化形式,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塑造了马克思主义实际话语的时代印象。

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个体话语与总体秩序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并不仅是一种为获取学位而写就的学术“习作”,也是一次依托现代性话语困境之背景而进行的理论探索。在写作过程中,马克思试图解决现代性生存背景下,个体话语与总体社会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马克思也对个体话语的现代性生存模式提出了崭新要求。从马克思的研究来看,现代性的总体话语和个体话语都要妥善处理秩序与个性的微妙关系。唯有如此,话语对社会运行才具有维持稳定、保障权益、促进变革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回归原典,发掘马克思主义话语知识生产的内在机理,可以为新时代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话语的知识生产提供方法上的重要启迪。

权力主体:在福柯和J.巴特勒之间

对权力主体的分析是解答权力难题的重要参考。对该问题的研究,福柯和朱迪斯·巴特勒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朱迪斯·巴特勒侧重于对主体“内部”机制的分析,认为服从机制根植于特殊的精神“回路”之中。福柯的分析则有很强的历史情境性色彩,认为主体的出现及其对权力的运载,都是历史性的。福柯着重强调“外部”环境及其复杂的力量关系对权力主体的塑造。福柯和朱迪斯·巴特勒在主体理论层面虽有传承性,但二者有关“外部”和“内部”的理解差异却代表了权力研究在基础性阐释原则上的路径殊异。

信仰与形势:旁观者向行动者的跃迁——对“近康德”的马克思哲学阐释路径的再思考

马克思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是近年来的学术热点之一。通过揭示马克思哲学与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内在关联,我们可以从多层面发掘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深邃性和超越性。尽管基于“近黑格尔”的阐释路径,我们能够更为深刻地理解马克思哲学所揭示的历史规律性维度;但基于“近康德”的阐释路径,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对主体性空间的保留,其意义非凡且影响深远,这使我们能够更为全面地把握马克思政治哲学所关涉的社会关怀维度和信仰维度。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近康德”维度指出了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关怀”和“信仰”作为实践内在推动力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唯物主义哲学基点的确立,保障了马克思语境中的“关怀”和“信仰”具有现实的此岸性,并为主体实践的合理性提供了依据。另一方面,关怀和信仰主体始终聚焦历史“形势”的变化,努力实现从旁观者向行动者的“跃迁”,并不断培育和提升作为行动者的跃迁“能力”。

权力的四重维度--马克思的权力理论研究

政治哲学对权力的研究,始于对唯灵论政治应然的摆脱。在摆脱诸种唯灵论逻辑起点之后,政治哲学才开始对权力问题进行探索性研究。在这其中,马克思对权力问题进行了四重呈现:权力的物质性、封闭性、媒介性以及历史性。一定的历史发展水平及其现实条件,催生时代性的权力维度力量对比。对这种力量对比,只有在物质性的角度,也即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中进行研究,才能揭示真实的社会运行状况。权力是封闭性之中足够程度的关系优势。只有在封闭性之中,力量的消长才会引出权力地位的反转。并且,离开了封闭性,可逃遁的弱势群体会使权力成为无对象的空洞。关系性优势的确立,依靠的是优势社会阶级所主导的社会关系建构媒介。权力格局的更迭,伴随着社会关系建构媒介的转变。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政治美学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有其相对完善的政治美学逻辑,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科学合理性之中包含着政治美学逻辑的有力支撑。国家治理在政治美学维度的合理配置,使得当代中国能够更加科学合理地实现宏观政治整合合理性、微观政治组织合理性,以及未来政治规划合理性。政治美学维度的成功安排,是当代中国开创"中国之治"的中国特色之"智"。深入分析和挖掘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政治美学逻辑,是对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的美学升华,为人类的发展和制度的创制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