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当代中国农民的诉讼观辩解——农民“无讼”观根源的重新解读

诉讼观是法意识的核心,实现法治必须关注法意识的培育。“无讼”仍然是当代中国农民诉讼观的主流。然而我们却不能将此完全归因于传统法文化,而推卸当代人的责任。传统文化赖以发挥作用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今日农民之无讼观根源可归结为:因立法缺失而不能诉、司法腐败而不敢诉、政府法律服务不到位而不知诉以及农民经济困难而诉不起。因此,农村法治进程缓慢怪不得农民意识落后,实现法治的重任还是应由各级国家机关来担负。

合理预见规则理论构成分析

分析合理预见规则的理论构成是正确理解和操作该规则的前提。由于各国合同法对该规则内容表述不一 ,造成适用上的诸多区别。我国《合同法》上的相关规定借鉴了两大法系和国际公约的规定 ,通过比较法方法进一步论证该规则的构成 ,有助于在司法上准确地予以适用。

商事通则构造论

通则是基本法的功能性称谓,重在以一般性规则统领整个部门法,并不存在特定的结构模式。它仍然属于部门法律的编纂形式,而不是单行法规。民法通则为商事通则的制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商法的特点决定了商事通则不能照搬民法通则的结构。现代商法的价值诉求决定了商事通则必须以商行为一般规则为主要内容,而只有将商行为界定为营业行为,围绕营业规则安排商事通则的结构,方能解决商法适用上的难题,克服大陆法系商法典存在的缺陷,并在民商合一的框架下,实现商法内部的协调和统一。

刍议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完善

人民监督员的任务是监督监督者的司法活动,工作的性质是“民督宫”,由此决定了人民监督员应具备较高道德、业务素质,并能够代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他们应当来自于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皆不宜兼任人民监督员职务。现试行的人民监督员制度,对人民监督员的选聘条件规定过于粗糙,选聘程序在实际操作中缺乏透明度,监督员的责任也未明确,难以保障监督的实效,故该制度应在许多方面予以完善。

论传承人精神利益的保护——关于歪曲、篡改与戏仿非物质文化遗产行为的认定及责任

歪曲、篡改与戏仿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严重损害传承人精神利益的行为,其危害性远大于未经授权的无偿复制、散发、表演等行为。此类行为不仅破坏文化价值体系、影响民族团结,而且阻碍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群体性、活态性和人格优位等特点,决定了它比现代著作权作品更易受侵害,而其客体的广泛性、复杂性,又决定了歪曲、篡改等行为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未来的立法应当着重在行为认定标准、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出明确的规定。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性回归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以牺牲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为代价,不能落入"人权"论者的圈套。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形势下的尴尬局面乃文化变迁规律之必然结果,但尊重文化发展规律与保护文化遗产并不矛盾,关键是要防止保护理念的情绪化。将传承优秀文化理解为复兴传统文化,由此出现了极端的产权化、政治化倾向都是情绪化的表现。文化发展规律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必须有赖于政府行为,但政府的行为不能违背市场规律,不能强制性的挽救,而是应当因势利导挖掘遗产持有人主动传播文化的积极因素。

国家所有权面临新的挑战──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对国家所有权制度的构建

《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向国家所有权的统一性和唯一性理论提出了挑战。它否定传统的两权分离原则，对占有经营性国有资产的法人单位，一概认可其享有法人所有权，缩小了国家所有权客体的范围。《建议稿》对我国传统的国家所有权理论的改造，过于生硬地照搬了大陆法系的物权法理论，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物权法是一国财产法律制度的核心，即将交付九届人大会议讨论的物权法草案，绝不可偏离巩固、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基础这一基本方向，而单纯追求理论体系的完整性。

我国法上的合理预见规则及其完善

合理预见规则作为限制违约损害赔偿范围的一项重要原则 ,早已被两大法系和国际公约采用。我国自《合同法》颁布后 ,才将其适用于国内合同。正确地理解和操作该规则 ,尚须进一步完善立法 ,丰富司法经验。学界应重视合理预见规则的研究 。

传统工艺美术法律属性探析

在法律上对传统工艺美术及相邻客体区分保护 ,是修订《著作权法》和制定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办法不能回避的问题。传统工艺美术是一各特殊的无形财产 ,其丰富的知识内涵是其他相邻客体无法比拟的 ,目前立法上对它的保护必须得到全面理解。

论私法责任制度上的“理性人”

:“理性人”被普遍地用作认定过错或检验违约方对违约损害是否有预见的标准 ,但法学界对该标准的讨论极少。“理性人”的界定应当是法律所拟制的、具有同一类型人的技能和处事能力 ,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法律之所以确立这一标准 ,不仅为克服主观标准存在的缺陷 ,也是为实现法的平等。

意思表示理论对法人本质学说的检验——以法人受胁迫为例

法人意思的表现形式为法人的决议,包括社团大会的决议和董事会的决议。法人意思的形成与表达以其成员的自然人意思为基础,效力必然受自然人意思状态的影响。对法人受胁迫予以考察的结果表明:胁迫是施加于表意人的,而胁迫又只能对有心理活动的自然人起作用,因此法人只能是自然人意思表示的承受者,不可能成为表意人。法人机关是自然人的集合,它与机关成员个体均可作表意人,其地位为法人的法定代理人,依照代理人的意思归属与知情归属原则其行为后果由法人承受。法人本质拟制说即揭示了法人行为的现实,又保全了传统民法理论体系的完整性。而实在说不仅欠缺逻辑的自洽性,更脱离了法人制度运作的实际。现行立法受法人本质实在说和表示主义影响,未将法人成员意思表示瑕疵作为法人决议瑕疵的影响因素,故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论虚假陈述与损害间的因果关系

套用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分析和认定虚假陈述之赔偿责任,难以保护投资人的合法权益。只要投资人在虚假陈述之后为投资行为,就应推定存在交易上的因果关系,而无需投资人证明。同时,不论投资损失是否因虚假陈述直接引起,虚假陈述者均应对投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完善我国劳务输出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的构想

劳务输出劳动争议的处理对劳动者一方存在诸多不利因素,国内省际劳务输出劳动争议的处理存在地方保护主义,而对外劳务输出则因法律环境的变化,劳动者维权更加艰难。国内劳务输出引发的劳动争议适用国内法,但存在程序拖沓及非正式程序流于形式等问题,而外派劳务人员则因缺少明确的立法指导和专业人才的支持,陷于告状无门的境地。出现上述问题既有立法因素,也有劳务输出市场监管因素。因此,必须完善我国劳动立法,统一法律用语并增加劳务外派规定,对非正式程序解决劳务输出劳动争议做出合理设计。发挥行业组织和工会的作用,构建多层次调解网络,提高调解效率。同时建立多方协调保护机制,并加强对劳务外派企业的监督和管理,动员各方资源为劳务输出者提供程序上的保护。

物业股权实现途径之理性思考

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实现业主无偿获取物业公司股权,并由业主作为惟一股东组织和运作物业公司,以达到物业自治的目的,尚存在诸多法律上的难题。无论由开发商投资设立公司,还是业主利用共有公用的物业财产自设物业公司,均存在一定的障碍。因此,物业股权的设想并不具有现实意义。

略论“小康社会”是法治社会

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要全面建设的小康社会,应当是一个法治社会,它是在法治国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更高层次的法治目标;它与法治国家不是完全的替代关系,它是一种更理想的法治状态。

我国住房制度改革中的优先购买权问题

目前我国住房制度改革中确立的优先购买权 ,与民法上有关先买权制度的规定有许多不同之处。实践中 ,如何把握其适用条件 ,尚缺乏明确的法律解释。文章从理论上对房改中先买权的适用条件作了探讨。

工商食官“制度论”的法理障碍

工商食官最多是一种习惯,或者政治家的设想,因为一旦它被制度化,周代就不可能存在自由工商业者。从法理上分析,既然工商业者是在官奴隶,周代也就不存在工匠、商人纳税问题,市场也因为缺少交易对象而失去存在必要。《周礼》所述市场上诉讼制度、官府放贷于民制度都只能是虚幻的构想。然而,周代的人口规模和市场密集程度,使我们相信工商食官不是制度,存在自由工商业者。

东史郎败诉与日本的“司法危机”

东史郎诉讼案引起了人们对日本司法制度的关注。握有铁证的东史郎的败诉是冷战后日本司法危机的表现 ,其深层原因是日本政府为推行“行政大国”、“军事大国”战略 ,而对日本官僚司法体系进行的干预 ,破坏了司法独立。

“代表意识”是执政党法律意识的重要内容

落实“三个代表”首要的是在全党同志的头脑中形成坚定的意识———“代表意识”。从“代表意识”的内容看,“代表意识”是执政党法律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代表意识就是增强法律意识,这是执政党领导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不可少的思想和心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