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时代的人文危机与“新人文”建设

主持人语:有专家预言,在2030年左右,机器智能将与人类智能相当,“奇点”即将到来。如此便意味着,人类即将迈入事实上的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机器作为将思维、感知和行动一体内嵌与循环的模型,不仅拥有“类人的大脑”,能够“独立思考”,甚至进一步“发育”拥有了“类人智慧”乃至“超人智慧”,构成对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严峻挑战!面对自有人类以来世界未曾有之的数智时代大变局,人类及其文明将向何处去?进而言之,“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世界将何去何从?

论学术期刊之刊格

“在烟花烂漫中坠落”,①乃学界中人之于时下学术界盛产“文化垃圾”乱象的生动描述。此一描述与21世纪初年业界同仁对于学术期刊界粗劣生产模式的如下描摹大有异曲同工之妙:“我是编辑我可耻,我为祖国浪费纸!”由学界而刊界,缘何乱象频出,以致徒唤奈何?其实,学界与学术期刊界本就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二者相与共生,荣损与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文化与文明--兼榷亨廷顿“文明冲突”观

作为人类共同价值准则的文明,发端自多元经验文化而又反哺之。文化乃文明的源泉,文明是文化的归宿。二者往复映射,构成互为成就的有机共生关系。不同文化之间互为交叠和印证的普遍性价值,即是人类共同文明的基因与扩展性文明秩序的基质。因此,人类赖以扩大共识的更大可能性,存在于文明层面而非文化层面。以文化与文明之“双重自觉”理念视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当以文化为用、文明为本。在无可回避的全球化时代,立足于人类共同文明视域,以普遍性价值理念观照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提供新的理念养料;并以本体性思维介入文明进程,将人类共同文明之普遍法则抬升至超验信仰境界,使之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追寻,进而化解特殊性文化与普遍性文明之间的抵牾,无疑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所无以回避的巨大挑战。

深耕厚植 笃行致远——简谈《文史哲》的办刊经验

办刊理念的高下,决定一本期刊的运势。如果对七十余年来《文史哲》的办刊路径与理念予以凝练,那就是坚持“长期主义”原则,着眼于“潜结构”和“长时段”,倾力于学术史价值及其追求。从办刊策略来看,期刊影响力取决于内容的集中度。围绕集中度做文章,获取人文学界话语权,无疑就抓住了办好学术期刊的“牛鼻子”。围绕主打专题栏目这一核心,进行“归核化”经营,即构建以主打重头栏目为轴心的同心多元体系,形成围绕同心圆之圆点的集束簇及其向心力,从而完成期刊自身的特色化与个性化定位,不失为一种积极而能动的办刊理念与策略选择。而所谓期刊风格或特色,一言以蔽之,就是“不可取代性”;没有人能够无视或取代你的存在,就是你最为根本的个性和特色。对此办刊风格予以代际传承与遵循,进而形成传统,便会最终达至“以个性塑就品牌,以品牌张扬个性”的化境。

面对人文学术危机,学术期刊当如何作为?

所谓“人文学术危机”,也就是作为文学、史学、哲学和艺术等学科而呈现的“人的学术”即人文学术的生存危机。中国当下人文学术危机的成因,表现于宏观层面,是拘泥于传统理念的回归,欠缺甚至拒斥中外人文交流与互动;就学界及其管理思维而言,是重“术策”轻“学思”、重功用轻基础、重“有用之用”而轻“无用之用”,功利主义思维盛行;就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的组织方式而言,重“大兵团式作战”而轻“单兵细作”,深沉的学术创发供给不足;就学术评价体制而论,则是形式化定量评价独占鳌头、内质化定性评价几无踪迹。欲扭转人文学术日陷危境的态势,学术期刊共同体自然责无旁贷,宜舍术向学,回归本真;宜尊重传统,塑就品牌;宜同行评议,定性为先。

学术期刊的学术史价值及其追求--基于《文史哲》的办刊实践

新中国成立之初,新创办期刊极为少见,学术理论性期刊只有几家一一《新建设》《学习》《文史哲》,以及之后的《史学月刊》。《新建设》和《学习》在“文革”初期停刊后再没有复刊。与之不同的是,《文史哲》虽经历两次停刊的坎珂,但停刊和由此造成的间隔无论长短,随后又接续新命,绵延至今七十余载而不绝,几与共和国同龄,近乎全程参与因而见证了新中国人文学术发展的风雨历程。从这层意义上说来,它在新中国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界乃至人文学界,更在新中国人文学术发展史上,无疑具有标本意义。

生态政治论

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绿色革命运动及其理论代言人从政治与生态相结合的角度阐明了一种宏观的、自觉的生态政治理论。生态政治具有三个生态层次，即政治体系内生态、政治－社会生态、政治－社会－自然生态；它与中国传统伦理政治有相通之处，但亦存在显见的本质差别；它与斗争政治不仅无共通之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相互对立的两极；它与民主政治密切相关，是对民主政治在新的视角上的补充、完善和发展。在民主基础上的生态政治是人类政治的未来走向，而协调与综合发展则是生态政治的价值追求。

公民社会理念与和谐社会建设——政治生态理论的视角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纽结。调整、理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重点在于从建设公民社会的理念出发,改革与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建设不相适应的制度机制,使之满足和谐社会的目标要求。当前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改革,关键在于制度设计与执行的社会化、公开化与民主化。而实现“三化”的逻辑前提,是尽快确立构建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社会发展目标与进程。只有社会主义公民社会,才会是社会化、公开化、民主化的文明社会,才会是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也才会是孕生良好制度的法治社会。简言之,社会主义公民社会,是建设民主与法治的和谐社会的逻辑前提。

论转型时期的国家能力与社会能力

在国家理念极强的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社会转型时期，传统的国家能力和社会能力，将面临新的变革和调整，二者的关系也将产生新的变化。与旧体制下国家能力的强化以社会能力的相应弱化为代价的状况不同，由于社会转型时期国家能力的强化以社会发展为目标，因此，转型时期国家能力与社会能力的关系，不再是此长彼消，而是相谐共进。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政治生态理论诉求

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国家与社会是一对矛盾体。考察政治体系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必须充分虑及国家与社会这对矛盾体彼此间的结构变动、功能转换与力量消长,以及国家与社会间的历时性关系转换和共时性关系变奏,从中探寻社会体系与政治体系之间生态化关系建构的契合点,以期实现政治体系与社会体系的生态化和谐互动。

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环境思想意蕴

生态政治理论的产生 ,虽然是晚近的事情 ,但它却是东西方思想文化共同浸润、滋养的结果。生态政治意识 ,在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就已有萌生。儒学思想中的“中和”与“仁学”传统 ,道家思想中的“无为而治”与“任自然”精神 ,墨家思想中的“兼爱”意旨 ,都内蕴着丰富的生态政治思想意识 。

民主与法治:构建良好党内政治生态的两大制度基石

从政治生态学的角度来判断,一个政治体系,既能保护公民的自由和正当权利,维护公共利益而不滥权,又富有公共效率,基本上就是一个富有良好政治生态的现代政治体系。如此政治体系的养成,得之于对政治权力的必要限制,即把政治权力限于社会正义和公民权所设定的范围之内。而其限制方式和制度程序,一在民主,二在法治。二者有机融合,互为表里,缺一不可。无论从制度设计的科学性还是历史实践的进程来看,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都是社会与人性自然演进与优化构设在现时段的必然逻辑结果。民主与法治所内蕴的开放、阳光、公正的制度属性,以及因此而生发出的对于政治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功能,比起单纯的思想教育和道德训诫,显然更加富有制度性效率,更加符合构建"良好政治生态"的内在要求,更加符合人类进步的历史潮流和趋势,无疑代表着人类政治文化发展的愿景。只有民主和以之为前提的政治与法律制度设计,才能够在制度层面一揽子解决权力的来源、权力的制约这两个关涉政权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根本性问题。在此大前提之下,我们所呼唤的良好政治生态,包括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必将如人所愿,自然地生发出来。

学术期刊评价:形式为王还是内容为本?

尊重学术期刊发展生态规律的评价体系,应当具备如下特点:内容评价而不是形式评价;非功利性评价而不是功利性评价;非可操纵性评价而不是可操纵性评价。只有通过发扬学术民主,以读者为主体所进行的评价,才是基于内容的、超越功利的、不可被操纵的评价方式。在当下量化评价体系强行介入学术与学术期刊评价,严重破坏学术生态,污染从业者学术良心的不良生态环境下,高校学术期刊界、社会科学院系统学术期刊界、党校系统学术期刊界三者之间亟需加强呼应与联动。在此基础上,最终形成一个以三大学术期刊系统为基础架构的学术期刊联合体或自治组织,统一思路,统一行动,协同进退,共同抵御行政性量化评价体系对于学术期刊的"格式化"侵扰与阉割,切断行政性量化评价体系与学术期刊界的"外溢性"权力联系,恢复学术期刊的独立性、主体性和学术尊严,还学术期刊界一片净土,让学术期刊回归学术、回归本真、回归"自然",为学术期刊评价的民主化扫清外部障碍。此一思路或动议倘若得以实施,不仅是对满目疮痍、伤痕累累的学术期刊界的自我救赎,更会是学术期刊界对于中国人文社科学术的拯救性贡献,必将在中国人文社科学术史上留下其深刻而不可磨灭的印痕。

社会本位:新型党社关系建构的逻辑前提

不同于传统的依附性社会,当下中国社会发展所呈现出的主体性的新趋势,为我们分析党社关系演进的新逻辑、新景观,提供了不同既往的现实性基础。无疑,现代政党是实现政治民主的一种组织形式,更是服务于社会建设的政治工具。之于以交互主体性而不是主客二分为本质的新型党社关系的构建,执政党应当持守以社会为本位的价值理念,立足于社会及其根本利益,并以此为基本视点,观察和评判自我的作为及其成败得失;而不是相反,以政党为本位,从政党自身利益出发,观察和评判自我的作为及其成败得失。应当改革与完善政党建设与社会建设的机制,将政党建设纳入民主化与法治化的轨道,将社会建设纳入主体化与自治化的进程。与之相得益彰,"服务型政党"的长久生命力即孕生于此。

尚贤制抑或民主制？--“贤能政治”论争述评

新近一个时期,因应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兴与文化"走出去"的现实需要,原本被束之高阁的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思想文化资源,得益于意识形态触媒的接引,而与当下时代发生了化合反应,重又走向思想文化论争的前沿,接受时代的检视、省察和创造性转换。恰值此时,国际思想文化市场的风向也发生了逆变,英美民粹主义思潮的意外涌起和政治自由主义的严重受挫,又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思想文化资源的开掘,提供了全球性文化环境和难得际遇。也因此,相关学术讨论一时风生水起。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对话的异军突起,即得益于古今中西之思想资源在这一时代节点上的因缘际会。贝淡宁的贤能政治主张并非"在沙滩上起高楼",而是有其历史与思想文化基础,它是西方社群主义、精英主义基因与东方儒家政治文化资源的奇妙杂糅。这一理论主张所存在的致命缺陷,是既不能周延地解决权力来源合法性也即政治(程序)合法性这一根本性问题,也不能自足自洽地解决权力的制度性监督与制约难题,更无力提供根本性制度安排,以保护"少数派"的权利甚至基本人权不受侵害。本质上隶于总体性权力架构的贤能政治,其未来命运究当如何,取决于儒家政治哲学、中国道路以及民主政治之间的互动及其前景。

社会建设中的现代政党——政党社会属性演化的新动向及由此所决定的党社关系

政党社会属性变移的一个典型表现是政党由阶级性政治组织向阶级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社会政治组织的转变,以及由此所决定的政党组织和政党观念的日益开放。在此背景下,党社关系已经或即将出现如下重要转变:政党由以阶级为基础向以社会为基础转变;政党由强调阶级利益向注重社会整体利益转变;政党由社会控制向社会协调转变。当前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以和谐社会建设和社会民主为主轴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呼之欲出。面对这样的社会新局面,中国共产党宜在社会性向度上积极探索,适时进行执政方式的变革,形成以交互性为互信原点的新型党社关系。这对于执政党拓展执政合法性,提升自身权威,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制度文明建设与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

制度文明是存在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第三种文明形态。它包括社会基本制度的文明 ,也包含一定社会形态下具体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体制的文明。其实质是法治文明 ,因而具有民主、制度权威、平等与公正、宽容与大度的内在规定性。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 ,制度文明建设的核心是 ,通过制度创新 ,实现由人治文明向法治文明、由政治灌输文明向政治制度文明的转变。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看本土话语体系建构

就近年来本土话语体系构建过程中所呈现出的态势来看,我们对于优秀传统资源的继承与时代性转换,相比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无疑判若云泥,有长足的进步;但与此同时,我们对于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所凝练出的、为绝大多数文明形态所共同认可的思想成果,抱持的却并非宽容与开放的接纳态度,而是日益趋于排斥与自我封闭,甚至不免有"文化孤立主义"之嫌。这与我们所倡导的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的理念主张,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全球化时代,普遍主义以全球性共同文明为分析问题的逻辑基点,以共性为前提看待个性,以普遍性为前提看待特殊性,以全球性知识为前提看待"地方性知识",因此,便在二者之间建立起有机生态联系。而与之对垒的特殊主义方法论,片面强调"地方性知识"的独特性,以至于忘记了特殊性赖以立身的共性与"共通性知识"。如果我们不能够秉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宽容开放理念,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宽阔胸怀,去筹划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构,而是仍以陈旧思维方式去回应新时代的话语体系建构欲求,无疑会导致"名新实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