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宣传鼓动”到“宣传教育”:中国共产党宣传话语的历史考察(1921—1949)

名词的使用与言说的方式往往被时代赋予了一定的意义。20世纪的中国处在中西方思想文明强烈碰撞的时代,也是处于儒式话语、西式话语、三民主义话语和苏式话语激烈交锋的时代。受十月革命和苏式话语的影响,早期中国共产党直接沿承了共产国际的“宣传鼓动”话语并据此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在“宣传鼓动”的话语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步完成了对“宣传”和“鼓动”的系统区分。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深入,中国共产党有效地强化了宣传工作同群众实际之间的联系,推动了宣传思想的系统化与成熟,进而完成了由“宣传鼓动”到“宣传教育”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彰显了“宣传的民族化”特质。

论乡贤文化在农村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的时代价值

乡贤文化根植于乡土社会,是我国几千年来乡村治理智慧的结晶。突发公共事件给农村社会秩序带来极大的冲击,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农村的发展进程。乡贤文化在处置农村突发公共事件中发挥诸多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努力激活乡贤文化在新战略地位时代农村突发重大公共事件处置中的积极影响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新时代劳动教育消解大学生消费主义倾向的价值探析

对于青年大学生而言,消费是生活的必需,但不是生活的全部。在西方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大学生群体中出现了消费主义倾向,部分学生形成了不良的消费观念,影响其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不利于自由全面发展,极其容易导致大学生误入歧途。新时代赋予了劳动教育新的内涵,能够使大学生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扭转消费至上、相互攀比等错误观念,避免养成铺张浪费、过度消费等不良消费习惯。因此,新时代劳动教育对消解大学生消费主义倾向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限度。

情感视域下习近平治国理政的三维探析

数千年的华夏文明造就了中国人重情重义的感情特质,讲感情、重信用也是中共百年奋斗史的宝贵经验之一。习近平治国理政充分体现了党和人民、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情感互动,有利于夯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情感基础。从情感意蕴来看,习近平治国理政体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无限忠诚、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至高敬畏、对人民群众的由衷热爱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自信;从表达方式来看,习近平治国理政主要通过饱含深情的语言形式、多种多样的纪念活动和潜移默化的行为实践等方式进行情感传递与深化;从情感功能来看,习近平治国理政传递了马列经典作家的情感特质、构建了党同人民共同奋斗的情感记忆、超越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情感囹圄、促进了世界人民对中国的情感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