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研发补贴的异质性与政策协同:基础研究的视角

健全科技领域的新型举国体制,发挥整个科技链条上政策组合的协同效应,是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突破关键技术瓶颈的核心问题。为此,本文构建了基础研究投入和企业研发决策的局部均衡模型,设计科技创新链条上的政策组合,探究政府研发补贴如何精准发力和提质增效。基于校企联合申请专利信息,识别出2014—2020年上市公司与高等学校形成的校企创新联合体,利用“双一流”高校建设作为基础研究投入变动的外生冲击,通过上市公司披露的政府补助明细构造政府研发补贴变量,评估基础研究投入变化对政府研发补贴政策效果的影响差异。理论研究发现,基础研究投入和政府研发补贴的政策组合能够产生更高的创新效能,基础研究投入对研发补贴政策效果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支持了理论发现,并在科技成果转化率的不同情景下解释了政策组合的效能差异,这对于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和提升政府研发补贴的政策效能具有重要价值,为尽早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

财税激励、产业链溢出与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及能源短缺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发展新能源汽车成为未来汽车产业的重要趋势。我国针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出台的财税激励政策,在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本文基于财税激励政策对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产生的影响展开探讨,进一步区分产业链位置进行实证检验,最后探究产业间技术溢出水平,力求寻找财税激励政策优化空间,对进一步完善新能源汽车产业相关财税激励政策、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可持续发展、提高新能源汽车产业国际竞争力,具有参考意义。

碳强度的双重红利:环境质量改善与经济持续增长

本文构建了一个由代表性家庭、政府和八个不同行业组成的一般均衡模型,同时在模型中嵌入了碳强度、碳交易两种不同的环境政策工具,并基于2007年我国投入产出表数据进行校准。本文通过数值分析指出我国约束全行业的碳减排政策对福利损失的边际影响最小,约束重点行业的碳减排政策对实际GDP的影响存在倒"U"型关系,在碳强度目标约束不高于17%时,碳强度政策对社会福利的损失影响要低于碳交易政策;在碳强度目标约束不高于21%时,约束重点行业的碳减排政策对实际GDP的边际损失影响要低于约束全行业的政策。我国的碳减排政策在当前碳强度约束目标下实现了环境质量改善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双重红利,该结论支持了环境Porter假说。双重红利产生的原因是由于碳减排政策使得资源要素使用成本上升,进而提高了劳动等低碳要素需求,使得行业之间生产要素重新配置,在一定情况下实现了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进一步,本文给出了环境规制政策的设计方案,根据边际减排相等以实现总减排成本最小化的原理,给出了约束全行业减排的环境政策下各行业碳强度的任务分解,通过模拟计算各行业的边际减排成本,可以为政府根据行业维度制定更为科学、合理的减排方案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此外,本文还估计了产业需求变动、行业最终消费结构变动、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行业需求中间投入品替代弹性技术变动等各种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对碳排放量和碳强度的边际影响,深入分析和理解经济发展方式与碳强度变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利于识别经济系统中相互关联的各种因素如何对碳强度的政策目标产生影响。本文的研究指出我国应大力提高各项中间投入品的单位碳排放节能技术水平,这是降低碳排放强度最直接的、最有力的政策措施。政府应进一步加大投入,通过引进、消化和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国际合作开发和自主创新等方式,鼓励企业使用清洁能源,提高工业废气、尾气的处理技术水平,鼓励低碳部门的技术研发,鼓励企业提高资本、劳动的生产技术水平,提高中间投入品的使用效率,这些对于实现我国总体的减排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雾霾治理的经济基础:动态环境规制的适用性分析

在新古典理论的鞍点路径上,文章构建了包括雾霾污染损失和企业治污机制的理论框架,刻画以要素投入为主的中国经济发展特征以及雾霾污染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动态过程,将经济增长内生化,从动态环境规制政策的视角,分析经济发展与雾霾污染关系的影响机制,并基于中国88个城市2007-2018年期间雾霾治理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理论研究发现,渐进递增的动态环境规制适应了经济增长路径上经济结构特征的内在变化,避免了由于环境规制造成生产投入要素的大幅度波动,保持了均衡投资额和能源消费量的平稳增长,提高了鞍点路径上消费增长的平滑性,实现了鞍点路径上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同时,企业逐渐加大治污投入,雾霾治理的效果开始呈现,动态环境规制政策是经济发展与雾霾污染存在着"倒U"型关系的主要影响机制。实证研究支持了动态环境规制政策是经济发展与雾霾污染关系的内在影响机制的论述。此外,实证研究还发现,全国雾霾污染持续蔓延的趋势仍未得到根本扭转,各地区之间的雾霾污染程度具有显著的空间滞后效应,并且空间溢出效应突破了相邻地区的区域限制,这意味着污染产业的跨区域转移现象比较突出。值得肯定的是,三大经济区域雾霾治理效果初步显现,这对于坚定政府污染防治的战略定力和制定新一轮的环保税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政府应进一步强化雾霾治理的战略定力,一方面要不断加大环境规制政策执行力度,通过提高环保税额,加大税收征管力度,推动企业加大治污投入;另一方面政府也要关注污染产业的跨区域转移问题,协调好产业转移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环境规制、产业升级与雾霾治理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能源消耗排放污染和企业具有污染治理机制的理论研究框架,分析环境规制推动下产业升级对雾霾污染的综合影响状况,并基于2007—2018年省际PM2.5浓度的卫星监测数据,采用面板门限模型,评估产业升级对雾霾治理的非线性影响效果。理论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政策是企业进行治污投入的必要条件,也是实现单位GDP能耗下降的关键因素;随着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力度不断加大,产业升级对雾霾治理的效果愈加明显。实证研究表明,在产业升级的初期阶段,工业经济仍然是造成雾霾污染的关键因素;随着产业升级水平的不断提升,工业经济中新兴产业的比重持续增加,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系数显著下降,尤其是沿海地区,清洁产业的污染减排量已经超过了传统行业的污染排放增量,使得环境空气质量得到了明显改善,这对于加强政府污染防治的战略定力和制定新一轮的环境规制政策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人际功能视角下大学英语课堂教师话语分析

教师话语存在盲目性和随意性,这不仅影响到学生的语言习得,还阻碍了学生英语交际能力的提高。以Halliday系统功能语法三大纯理功能(Metafunction)的人际功能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大学英语课堂录音片段进行语篇分析,发现教师话语的语法结构特点,建议教师根据特定的语言功能选择合适的语法表达,并根据发话者和受话者社会距离选择合适的人称代词,从而优化课堂情景语境,促进学习者的语言习得及英语交际能力的提升。

企业研发风险、央地选择偏好与政府补贴政策优化研究

如何发挥好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着力打造企业成为原创技术策源地,建立完整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是根本性改变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战略性问题。本文构建了包括研发项目预期剩余期限的理论模型,分析中央与地方政府补贴对象的选择偏好差异,探讨影响企业研发投入行为的决策因素以及中央与地方研发补贴政策的异质性影响。在此基础上,基于2007—2020年我国上市公司样本,手工整理了中央与地方研发补贴数据,并对两者的效果进行评估。研究发现,中央与地方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活动预期收益影响的变化方向不同,使得企业研发投入产生了异质表现;具体而言,中央研发补贴具有激励作用,而地方研发补贴具有挤出效应。上述结论为优化科技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以及加强企业原创技术供给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参考。

企业研发风险与补贴政策优化研究

企业创新活动直接关系创新链和产业链对接的成效,是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动力。如何积极应对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风险,以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是政府研发补贴政策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无论在理论探索还是政策优化方面都极具研究价值。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政府补贴和企业研发投入的局部均衡模型,分析不同风险阶段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行为的影响,厘清研发补贴政策产生激励作用和挤出效应的内在机制。基于2007—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本文进一步对不同研发风险阶段政府补贴的政策效果差异进行评估。理论研究发现,在具有较高风险的研究阶段和较低风险的开发阶段,政府补贴对研发活动预期边际收益影响的变化方向不同,从而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了异质性影响。实证研究为这一理论观点提供了经验证据。政府对企业创新活动的补贴政策需要综合考虑研究阶段补贴的激励作用和开发阶段补贴的挤出效应,这为新一轮的研发补贴政策优化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支撑。

清洁生产补贴、收入分配失衡与碳排放权再分配机制研究

碳排放权分配机制是推进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建设的制度保障。初始碳配额分配无法解决清洁生产补贴中产生的新的不公平问题。本文构建了符合中国渐进式碳减排特征的理论框架,采用shooting方法计算新古典鞍点路径上的均衡解,研究清洁生产补贴引发的收入分配失衡问题和碳排放权的再分配机制。主要结论为:渐进递增的清洁生产补贴政策实现了鞍点路径上福利最大化的目标,但会导致清洁部门过度投资,由此引发主体间的收入分配失衡问题。进一步研究指出,清洁部门获取的碳排放权数量应高于交易市场中的实际排放量,且随着对清洁部门扶持力度的不断加大,应通过再分配方案持续提高该部门获取的碳排放权份额,这有助于实现各方经济利益的帕累托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