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文化、行政伦理与行政责任

库珀的行政伦理观就本质而言是一种责任行政理论。行政伦理作为公共行政管理的灵魂,在中国现实行政行为中主要涉及政治与行政格局、宏观行为主体内部格局以及行政机构与公民格局。以这三大利益格局为基础,可以解剖出中国行政伦理的责任层面和协调层面,借鉴行政人员伦理思考水平和决策能力的责任基础,以及道德品质、组织制度、团体文化与社会期望作为相互作用的结构性要素。

PX事件的参与方博弈与危机治理

自2007年至今,全国多个地方先后出现反对PX项目的非理性事件。在相似的危机情境中,地方政府、企业、公众和媒体等参与方形成了复杂的博弈与分立态势。危机治理旨在通过对公共事件的多方分析和治理系统的逐步完善,构建出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参与式情境,进一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发展。在处理PX事件中,具体表现为知情权、参与权的维护以及大众意识的纠偏,从而培育具有公共精神的公民实体。广泛包容性的国家治理系统离不开参与式危机治理的均衡走向,在多方博弈管理的路径下提升整体参与者行为预期的制度化:一要健全外部机制,二要培养多元参与方的协作意识。

非常规权力组织与角色交叉:四清运动动员主体的权力困境分析

规范性的制度文本与政治过程的实际情境常常存有差异。在四清运动的全过程中,社队干部、工作队和贫下中农协会是不同的动员主体。后两者作为非常规权力组织,于行为模式中累积一定的动员资源和利益诱导、宣传教育、组织控制及典型示范等动员技术。然而,工作队和贫协终难遮掩其"角色暂时性转换"的发展性质,并于政治动员的权力互动中显露出实际运作的困境。

阶段现状与行为本质:哈贝马斯危机理论再考

哈贝马斯曾于阶级结构、生态平衡和人类学等角度揭示西方发达国家面临的严峻问题。当前,受国家强化干预功能、推进科研与技术依存等内在特点的影响,这些西方社会问题与合理性层面、合法性层面和动机层面的危机相联系。"危机理论"以温和的态度对它们进行揭露和批判,并试图建构一种基于交往合理性的现代道德,为我国现阶段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与借鉴。

国家治理视域中的“普京主义”

乌克兰局部事件和俄罗斯地缘版图的碎片化,引起学者们再度关注普京政府的主权式民主和普京主义的基本问题。在俄罗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构过程中,具有主权式民主色彩的"普京主义",以适应渐进改革的可控性作为现实基础,发展出强调主权独立与动态政治过程的主权性特征,体现在文化价值、政府—社会互动以及经济政策等多个方面。普京主义的治国理念孕育在普京及其政府启动的主权式民主治理举措之中,将强有力的国家决策权威作为发展目标,关注民生和创新型经济,同时离不开军事潜力与外交、经济手段的并重,宣扬一种突出宗教价值和道德基础的新思想。

哈贝马斯当代危机理论述评与反思

在哈贝马斯看来,当代发达国家社会已暴露了阶段性发展的新生特点,表现在阶层分立、社会与自然、文化与心理以及国际系统自身的不平衡状态。与之相连的多种危机形式,在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中寻找到各自的结构位置,并随着国家干预导致市场承担社会一体化的现实。交往行为的合理性被视为社会分化整合的基础,但也受到自然法原则在道德可行性方面的质疑。危机输出与放大的政治效应需要从文化和动机角度进行追问,对哈氏的社会批判进行再批判,才能部分回答社会进步所提出的理论要求问题。

外部性与自主治理:公共危机应对路径的差异性视角

自发秩序下的个体选择可能趋向群体非理性结局。三种模型的公共危机对人性改造和制度供给提出要求,差异性视角为其注入各有特点的解决思路与应对路径。外部性内在化削弱政府管制,借助市场政策提供私人激励;己他两利主义强化现实社会的多元道德情状,增进整个社会和成员个体的利益总量;制度性自主治理突破正式权威和规章制度,向社会赋予合法治理权,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调节系统。

从“可控民主”到“主权民主”的危机应对——“普京主义”下俄罗斯国家治理的模式调整

针对叶利钦执政末期出现的一系列经济社会转型危机,普京开启了非常复杂的政治改革过程,并同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价值观念、意识形态转变构成一种多要素的互动关系。自"可控民主"到"主权民主"的国家治理,承载着"普京主义"应对危机的战略调整使命,具体探索了决策权威、行政能力、经济绩效、核心价值与国家-社会互动的国家发展道路。为有效化解威权色彩与民主因素的内在张力,需要突破易被固化的自由-民主理论视角,实现新世纪俄罗斯在国家治理五大要素下的转型发展。

“五五体制”与经济—社会转型——日本自民党政权后半期的国家治理研究

20世纪50-70年代,日本的经济社会发展开始显现继工业化转型之后的又一次转型特征。在自民党政权"五五体制"下,该转型过程托出了强制性经济治理、"无责任体系"政府治理,并伴有观念、意识形态和社会政策的转换。为有效化解转型危机阶段政治领导能力缺位的症结,需要开启同社会演化方式相吻合的国家体制改革与国家治理发展轨迹。

欧亚战略与国家治理:俄罗斯的经验

国家治理的发展,要求普京政府将各领域的有效管理同各种形式的多元治理相结合。以此为基础的俄罗斯欧亚战略经过了独联体、欧亚经济共同体和海关联盟的反复培育,最终通过欧亚经济联盟、身份认同等内容得到具体体现。面对地缘政治生态的一系列变化,俄罗斯希望通过巩固后苏联空间,促进与独联体国家在人文领域与安全领域的合作和共进。欧亚经济联盟是欧亚战略的经济载体,而国家定位和软实力则是欧亚战略的文化载体。俄罗斯的经验优势在于以动态发展的角色支持特定的传统价值,履行现代国家需要承担的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及政治稳定等多重职能。

正义原则与制度守卫——现今中国行政伦理与行政文化的构筑

约翰.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对西方行政伦理和行政文化的塑造有重要影响,其中所提及的对自由、平等关系的平衡恰与行政文化发展取向中对效率、公平关系的处理有对应之意。现今中国行政伦理处于构筑新期,从工具意义的视角来看,行政主体的价值观、公民参与意识、制度守卫等方面成为不能回避的思索点。对外来行政方式的借鉴有助于我们处理好问题,而建立于客观的物质条件和成熟的社会条件基础之上的行政文化和精神则难以实现"进口"。

现代教育理念起源探究——欧洲三次解放思潮中的教育观

希腊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启蒙运动时期的三大解放思潮推动了欧洲历史进程。教育进步把过去和现在连接起来,当代教育理论和实践是随着时代要求而逐渐形成的。本文通过不同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来阐述三次解放思潮如何成为现代教育理念的起源,客观反映出它们对各类学校的育人传统之贡献。

责任行政与要素分析:论中国行政伦理的构建

在美国行政伦理学的理论发展过程中，特里·L·库珀（Terry L．Cooper）的行政伦理观具备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其著作《行政伦理手册》集中阐发了公共行政中的伦理思想，核心在于确立一种负责任的行政伦理模式，即责任行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其中涉及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而有效的政府治理，创新的行政管理方式，较强的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均需要公务人员坚持职业操守、积极、敬业和清廉。当前在公务人员群体中出现了一些共性的问题，如腐败、不作为、乱作为等，尽管已经实施多种手段进行治理，并没有达到遏制不良趋势的效果。

乡镇政权与博弈选择：村委会选举的基础模型分析

村民自治民主制度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层村委会选举的质量，当前乡镇政权并未完全践行国家对村民的民主承诺。乡镇一级对村委会选举的干预，可以通过利益博弈的视角进行分析和解释。基础模型的构建以理性视角明确了增加村民博弈能力和降低乡镇行为预期的重要功用。具体借助培育组织化社会力量与村委会管理制度改革，确保村委会选举的公正性，维护村民选举权利。

建立高校质量联盟 促进研究生教育协同发展--兼论行业联盟在质量保障和监督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提出借鉴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建立高校质量联盟,使之逐步发展成为政府、高校之外的第三方组织,是完善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提高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重要保证。认为建立质量联盟,应本着自愿、合作、发展的原则,以追求卓越质量的研究生教育为目标,凝聚具有共同志向和相当基础的国内研究生培养单位,通过高标准的自我规约进行质量自律和深度合作,促进成员单位的协同发展和整体进步。指出建立质量联盟,需要重视对质量主体共识、信息公开化、标准合理化、组织规范化等关键问题的把握。

选举民主与发展中国家政体转型困境的理性反思

选举民主及其政体安排在目前全球政治格局中处于主导地位,导致不少发展中国家将选举作为政体转型合法化的最重要衡量标准。通过比较不同国家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出,大部分新兴民主国家在政治实践中将选举置于政体考量之前,直接或间接引发了政体转型过程的诸多负效应。当国家政治体制尚未真正确立并实现稳定运行时,便开启国民普选行为并非明智之举。不少发展中国家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具体表现在导致民主政体的具体模式选择迟迟无法落定,选举民主的权威难以得到真正落实,以及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在整体层面的区隔和撕裂。

日本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联动机制与居民自治会的重要作用

城市生活垃圾的迅速积累已经对市民生活产生严重影响。然而,尽管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企业积极将垃圾处理市场商业化,民众的环保节能意识也逐渐提高,我国距离"减量化、资源化"和"循环经济"的政策目标还存在一定距离。文章记录和分析了日本熊本市某自治会对生活垃圾的处理方法,在该案例中,日本政府、企业、民间团体和普通居民在生活垃圾处理问题上形成联动机制,其中,民间团体担任了细化、执行和监督相关法律法规,同时平衡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利益冲突的责任,在推进日本环保事业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分税制下县级政府财政能力与民众政治信任——基于全国代表性样本的实证分析

县级政府的财政能力对当地民众的信任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关联机制在于,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决定其是否能够提供较好教育、医疗、卫生等非经济公共物品,而民众对政府所提供的非经济公共物品的满意度直接影响到相应的政府评价和信任。分税制改革后,其"层层上收"和"驱赶效应"造成了基层政府的财权事权的不平衡状态,这对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和地方治理提出了挑战,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将削弱民众对当地政府的信任程度。

2021年世界网信前沿技术领域发展综述

网络信息前沿技术具有前瞻性、先导性战略地位,正在引领网络信息领域的未来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当前科技竞争的焦点。2021年,世界主要国家从战略、投资、管理、技术研发、应用等多角度入手,积极布局并推动网信领域持续发展。文中回顾了年度发展节点事件,归类梳理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方向的年度进展,同时总结了各技术方向取得的年度突破。

转型期权力制度重塑与政府治理——基于S省Y市和J省S市的案例研究

随着中国转型期经济结构的错动,政府治理能力的相对弱化与法治建设的不完备可能构成了不廉不公问题的结构性根源。国际组织已经发布了一系列测量指数,为中国公权力组织的有效制约状况提供了参照和反思。行政决策权力和执法权力都是地方政府权威体系的组成要素。作为稳增长调结构情境下的案例创见,S省Y市和J省S市在权力监督与廉政决策方面做出了较为有益的探索,同区域自身的差异性特征相配合。重大行政决策的规范、目录化管理和网上公开运行,离不开行政系统对经济和科技精英、政策专家的体制化吸纳。同时,权力决策项目的实施评定和社会个体的参与机制,推动构建出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趋于理性合作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