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GF与CTLA-4Ig双基因修饰增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的免疫抑制和促增殖作用

【目的】探讨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hUCMSC)经肝细胞生长因子(HGF)和细胞毒性T细胞相关抗原4免疫球蛋白(CTLA4-Ig)双基因修饰后免疫调节能力的变化及其促进肝细胞增殖作用的影响。【方法】酶联合消化法提取并鉴定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对照组的hUCMSC转染携带绿色荧光蛋白(EGFP)基因的Ad5-EGFP,实验组的hUCMSC转染携带HGF和CTLA-Ig双基因的腺病毒Ad5-HGF/CTLA-4Ig。流式细胞仪检测对照组hUCMSC转染Ad5-EGFP后72 h表达EGFP细胞比率;实验组Ad5-HGF/CTLA-4Ig转染hUCMSC 72 h后,CCK8检测细胞存活率,同时再次检测hUCMSC免疫表型和向成骨细胞分化的能力,ELISA检测细胞上清中HGF含量,Western blot检测细胞中CTLA4-Ig蛋白的表达水平,通过CCK8法检测双基因修饰后hUCMSC对淋巴细胞增殖的影响及其上清对L02细胞增殖的影响。【结果】携带外源基因的腺病毒可有效转染hUCMSC,不影响其干细胞特性和多向分化能力,经HGF/CTLA-4Ig基因修饰hUCMSC可分泌高浓度HGF并高表达CTLA-4Ig,同时能有效地抑制淋巴细胞增殖,其上清能明显促进肝细胞增殖。【结论】hUCMSC经HGF/CTLA-4Ig基因修饰后生物学特性无明显改变,并能高表达HGF和CTLA-4Ig,其免疫调节及促进肝细胞增殖的能力进一步加强,为肝移植术后存在的肝细胞损伤的保护治疗提供了新思路。

肝移植术后严重感染的治疗与预防

自1963年美国Starzl教授进行了世界第一例肝移植手术以来，肝移植手术目前已经成为治疗终末期肝病最行之有效的方法。自1990年代以来，肝移植手术在我国迅速发展，使得众多终末期肝病患者获益，仍有一部分患者移植术后预后不良，其中肝移植术后感染就是严重影响患者预后的重要因素之一。终末期肝病患者常合并不同程度、不同部位的感染，手术复杂，耗时长，涉及胆道系统甚至肠道系统。

鼻肠管肠内营养在重型颅脑损伤患者中的作用

目的探讨经鼻肠管肠内营养在重型颅脑损伤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6月至2014年12月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重症医学科收治的54例重型颅脑损伤患者的资料。按照肠内营养方式的不同,分为鼻肠管肠内营养支持组(鼻肠组,26例)和鼻胃管肠内营养支持组(鼻胃组,28例)。在两组患者均于入住重症监护室(ICU)第2天开始给予鼻饲整蛋白制剂(瑞代),观察两组患者达到肠内营养支持目标的时间、肠外营养支持时间、营养指标(白蛋白、血红蛋白等)、入住ICU时间、感染及胃肠道并发症等的发生率。结果 (1)按照体质量计算热卡需求量,鼻肠组较鼻胃组更快达到肠内营养支持目标的时间,分别为(3.0±0.8)d和(7.7±2.5)d,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鼻肠组较鼻胃组联合肠外营养支持的时间明显缩短,分别为(2.0±0.8)d和(6.7±2.5)d,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2)治疗第30天时,鼻肠组的血清总蛋白和血红蛋白水平均高于鼻胃组,分别为(64±6)g/L和(61±6)g/L,(120±17)g/L和(106±16)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4)鼻肠组较鼻胃组平均ICU住院时间明显缩短,分别为(11±5)d和(14±6)d,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4)两组患者肺部感染、高血糖、腹泻等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经鼻肠管肠内营养支持能更快达到肠内营养支持目标,缩短入住ICU时间。

加速康复外科方案改善肝移植受者结局

目的探讨加速康复外科(ERAS)方案在肝移植受者中实施的合理性及有效性。方法回顾性分析465例肝移植受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有否接受ERAS方案治疗将受者分为ERAS组(163例)和对照组(302例),ERAS组病情重于对照组。观察并记录肝移植受者的手术情况,包括手术时间、无肝期、术中输血量;记录肝移植受者的术后恢复情况,包括术后重症监护室(ICU)住院时间、总住院时间、术后28 d总撤除呼吸机时间、术后再插管率;记录肝移植受者术后90、180 d及1年的生存率,分析肝移植受者生存率的影响因素。结果ERAS组受者的无肝期为45(39,53)min,明显长于对照组的40(32,48)min(P<0.05)。ERAS组红细胞输注量为10(7,13)U,明显少于对照组的18(10,28)U(P<0.05)。ERAS组受者的术后ICU住院时间、总住院时间分别为135(84,212)h、24(18,33)d,均短于对照组的154(103,253)h、34(20,50)d(均为P<0.05)。ERAS组受者的术后28 d总撤除呼吸机时间为26(25,27)d,明显长于对照组的26(23,27)d(P<0.05)。ERAS组受者的术后再插管率为11.0%,明显低于对照组的20.8%(P<0.05)。ERAS组受者术后90、180 d以及1年的生存率均为92.8%,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受者的81.1%、78.1%、75.7%(均为P<0.05)。ERAS和手术时间是肝移植受者生存率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结论肝移植术后ERAS管理模式可提高受者生存率,同时可缩短受者的住院时间、降低再插管率,对肝移植术后康复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2019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医院工作人员防控培训方案、内容与标准

有效的员工全员培训是防控2019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在医疗机构传播的重要措施。该文介绍将医院员工按岗位性质不同分为临床科室主任护长,隔离病房、发热门诊及预检分诊医护人员,标本检测技术人员,其他医师、护理及医技人员,行政、后勤及辅助人员等5个类别,进行分层次、分批次、针对性强、覆盖全员的防护培训。培训内容包括理论学习与考核、实践技能培训与考核。培训由教官组人员按统一的培训标准,使用客观结构化多站的形式开展。

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分离扩增方法的优化

【目的】探讨一种高效稳定分离和扩增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hUC-MSC)的方法。【方法】取脐带20条,获得Wharton’s Jelly组织,分别用酶联合消化法(12例)和酶序贯消化法(8例)来分离、提取hUC-MSC,比较两种方法分离hUC-MSC的成功率、原代培养时间及获得的细胞数量;利用低糖DMEM(LG-DMEM)完全培养基和LD-Mesen培养基(MesenProRSTM与LG-DMEM的混合培养基)分别培养hUC-MSC,比较两种培养体系的扩增效率。对所获取细胞的免疫表型以流式细胞术进行鉴定,并诱导成脂、成骨分化验证其多向分化潜能。【结果】酶联合消化法和酶序贯消化法成功率分别为100%(12/12)和12.5%(1/8),两者相比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1.03×10-4),前者原代培养平均时间为(14.17±1.14)d,获得细胞(1.30±0.14)×106个。2×105个hUC-MSC用LD-Mesen和LG-DMEM两种体系培养12 d后,扩增所得的细胞数分别为(14.86±0.08)×106和(5.08±0.08)×106,两者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1.38×10-8)。hUC-MSC高表达CD73、CD105、CD90、CD29、CD44,不表达CD31、CD34、CD45、HLA-DR;并可向成骨细胞及脂肪细胞诱导分化。【结论】酶联合消化Wharton's Jelly组织并以LD-Mesen体系进行扩增可高效获取hUC-MSC,效率明显优于传统方法。

外科ICU院内感染的病原菌及其耐药性分析

目的了解外科ICU内引起院内感染的主要病原菌及其耐药性,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2010年1月至2014年5月确定为ICU院内感染137例患者的感染病原菌及其耐药性。结果 137例患者中分离出感染病原菌223株。病原菌中革兰阴性杆菌最多,为120株,占53.8%,前三位分别为鲍曼不动杆菌、铜绿假单胞菌、肺炎克雷伯菌;革兰阳性球菌41株,占18.4%,前三位分别为金黄色葡萄球菌、屎肠球菌、溶血葡萄球菌;真菌62株,占27.8%,前三位分别为白色念珠菌、光滑念珠菌、季也蒙假丝酵母菌。耐药性结果显示革兰阴性杆菌耐药性鲍曼不动杆菌呈现多重耐药或泛耐药趋势,铜绿假单胞菌对碳青霉烯类药物的耐药性普遍升高,而敏感性降低,肺炎克雷伯菌表现了相对于鲍曼不动杆菌及铜绿假单胞菌较好的敏感性及较低的耐药性。阳性菌菌株及真菌菌株对药物的敏感性下降,耐药性上升,但目前尚未发现对万古霉素及利奈唑胺耐药的阳性菌株及对两性霉素B耐药的真菌菌株。结论该ICU的院内感染中以革兰阴性杆菌为主,鲍曼不动杆菌、铜绿假单胞菌、肺炎克雷伯菌为主要构成菌,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和真菌的感染比例也较高,且耐药性严重。

肝移植术后脓毒症:1例报告并国际严重脓毒症和脓毒症休克指南解读

目的总结肝移植术后脓毒症的治疗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9月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外科重症监护室收治的1例肝移植术后脓毒症的临床特征及治疗方法,并复习国际严重脓毒症和脓毒症休克治疗指南(SSC指南)解读及相关文献。结果 1例50岁男性患者在肝移植术后1 d出现高热、血压下降,诊断为感染性休克,经过适当的目标导向性液体复苏、抗感染、血液净化等治疗获得缓解,患者病情稳定出院。结论肝移植术后患者易发生感染,由感染引起的脓毒症病死率高,因此一旦发生脓毒症,临床医师要积极地按照SSC指南进行早期的目标导向性治疗及集束化治疗,根据病原培养结果选用合适的药物,降低病死率。

成人慢加急性肝衰竭肝移植围手术期管理专家共识

慢加急性肝衰竭(ACLF)是在慢性肝病的基础上发生的急性肝衰竭合并肝外器官衰竭综合征,肝移植是目前治疗ACLF唯一的有效手段。ACLF最佳手术时机的选择、围手术期感染防控、营养及器官功能的维护等难题仍存在探讨空间。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移植免疫学专业委员会和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加速康复外科委员会肝移植加速康复学组组织了相关专家从手术时机、器官保护、营养支持、感染防控、康复锻炼以及内环境调节等方面对ACLF肝移植围手术期管理进行了讨论并制定专家共识,以供临床医师参考。

慢加急性肝衰竭肝移植围手术期康复评估与干预专家共识

尽管肝移植能治愈慢加急性肝衰竭(ACLF),但ACLF患者在肝移植围手术期面临多器官系统衰竭和术后并发症风险高等问题,严重影响移植疗效。近年来,急危重症、肝病和外科领域的早期康复使得患者器官储备功能和手术耐受能力显著提升,术后生存质量也得到了显著改善,这些理念也在ACLF肝移植围手术期得到很好的实践。为此,在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移植免疫学专业委员会、中国康复医学会器官移植康复专业委员会和广东省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的共同倡导下,通过文献证据总结,结合临床最佳实践,对肝移植围手术期综合康复措施进行了广泛探讨,在心肺和躯体康复的评估、干预以及其实施安全性达成了一定共识,为肝脏内科、移植科和重症医学科临床医师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间充质干细胞抑制MEK/ERK信号通路改善盲肠结扎穿孔所致急性肺损伤中肺泡Ⅱ型上皮细胞的凋亡

【目的】研究间充质干细胞(MSC)可通过抑制MEK/ERK信号通路改善脓毒症所致急性肺损伤(ALI)中肺泡Ⅱ型上皮细胞(AECⅡ)凋亡水平。【方法】本研究取30只balb/c雄性小鼠,随机抽取其中20只通过盲肠结扎穿孔(CLP)建立小鼠脓毒症所致急性肺损伤的模型,CLP术后6h随机分成2组,每组10只,通过尾静脉分别注射间充质干细胞(MSC)、生理盐水,同时将剩余10只小鼠建立假手术组作为对照组。该三组分别命名为CLP/MSC、CLP/saline、SHAM。CLP术后24 h收集肺组织及肺泡灌洗液(BALF)进行模型评估及分析检测。通过与抗生素联用,分析3组7 d生存率差异。【结果】模型制备达到ALI水平。在肺损伤程度上,经MSC治疗后,髓过氧化物酶(MPO)活性、肺血管通透性及病理表现,经MSC治疗后较CLP/saline组均有明显改善。7 d生存率CLP/MSC、CLP/saline分别为32%和0(P<0.05),CLP术后24 h BALF中SP-A含量CLP/MSC组(3115±93)ng/m L较CLP/saline组(2344±192)ng/m L明显改善(P=0.002)。CLP/MSC组AECⅡ凋亡水平较CLP/saline组明显降低(P=0.001)。肺组织fas、bax/bcl-2及caspase3 m RNA扩增倍数CLP/Saline vs CLP/MSC p值分别为0.09、0.004及0.037,均<0.05,蛋白水平fas、bax/bcl-2、cleaved caspase3、p-MEK、p-ERK CLP/MSC组较CLP/saline组也明显降低。结论 MSC可能是通过抑制MEK/ERK信号通路磷酸化,影响外源性死亡受体(FAS/FASL)途径及内源性(线粒体)凋亡途径来减少ALI中肺泡上皮细胞尤其是AECⅡ凋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ALI死亡率。

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移植预防兔缺血性胆道病变的初步实验研究

目的探讨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human umbilical cord-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hUC-MSC)移植在防治兔肝内缺血性胆道病变中的作用。方法将18只新西兰大白兔随机分成3组(每组6只):(1)A组(假手术组),仅切开腹腔,不予任何特殊处理,术后分层关腹;(2)B组(实验模型组),建立肝内缺血性胆道病变模型;(3)C组(hUC-MSC移植组),术前12h经耳缘静脉注射hUC-MSC(2×106/kg)5ml,然后按B组实验操作建立肝内缺血性胆道病变模型。术后定时监测生化指标变化情况。术后4周开腹行胆道造影。处死动物后,取第一肝门处汇管区肝组织做病理学检查。结果与A组比较,B组和C组术后多个时间点各项生化指标均有不同程度升高(均为P<0.05),但C组的生化指标升高程度明显低于B组(均为P<0.05),下降趋势明显。术后4周胆道造影、病理学检查结果示,B组的肝内胆管上皮细胞破坏严重,C组的胆管上皮细胞破坏较B组明显减轻,管壁结构完整。结论术前hUC-MSC移植能够有效减轻缺血性胆道病变的程度,预防缺血性胆道病变的发生。

劈离式肝移植203例临床应用

目的:探讨劈离式肝移植(SLT)临床应用的安全性与疗效。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回顾性分析2014年7月至2023年7月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肝脏外科暨肝移植中心连续完成的203例SLT、79例活体肝移植(LDLT)及1298例全肝移植(WLT)供者和受者的临床资料。203例SLT供者中,公民去世后捐献109名,离体劈离产生127个移植物,在体劈离产生76个移植物;成人受者90例,儿童受者113例。根据时间先后将SLT患者分为两组:SLT开展早期组40例(2014年7月至2017年12月),SLT技术成熟期组163例(2018年1月至2023年7月)。分析各组生存情况及影响SLT患者生存率的主要原因。生存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和Log-rank检验。结果:SLT开展早期组受者术后1、3、5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74.58%、71.47%、71.47%,SLT技术成熟期组分别为88.03%、87.23%、87.23%,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560,P=0.018)。LDLT组术后1、3、5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93.41%、93.41%、89.95%,WLT组分别为87.38%、81.98%、77.04%,SLT技术成熟期组、LDLT组和WLT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4.016,P=0.134)。腹腔出血、感染、原发性移植肝无功能和门静脉血栓形成是SLT患者术后早期死亡主要原因。结论:在技术成熟的肝移植中心可实现与LDLT和WLT相当的疗效,但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学习曲线。

慢加急性肝衰竭肝移植围手术期康复评估与干预专家共识

尽管肝移植能治愈慢加急性肝衰竭(ACLF),但ACLF患者在肝移植围手术期面临多器官系统衰竭和术后并发症风险高等问题,严重影响移植疗效。近年来,急危重症、肝病和外科领域的早期康复使得患者器官储备功能和手术耐受能力显著提升,术后生存质量也得到了显著改善,这些理念也在ACLF肝移植围手术期得到很好的实践。为此,在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移植免疫学专业委员会、中国康复医学会器官移植康复专业委员会和广东省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的共同倡导下,通过文献证据总结,结合临床最佳实践,对肝移植围手术期综合康复措施进行了广泛探讨,在心肺和躯体康复的评估、干预以及其实施安全性达成了一定共识,为肝脏内科、移植科和重症医学科临床医师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器官捐献者转介时的临床特征分析

目的分析器官捐献者转介时的临床特征变化,为器官捐献者临床管理策略的优化提供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至2019年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器官获取组织完成的218例器官捐献者临床资料。比较不同年份器官捐献者转介时留置静脉管路情况、病原体携带情况,以及血红蛋白、血白蛋白和血钠等内环境指标,采用血管活性药物评分(VIS)评估捐献者血管活性药物使用情况。比较转介时留置不同静脉管路的器官捐献者VIS。结果218例器官捐献者中,男性185例,女性33例,平均年龄(42±15)岁。2016至2019年分别完成35、48、50和85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不同年份器官捐献者性别、年龄和血型等构成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218例器官捐献者转介时均留置静脉管路并不同程度地使用血管活性药物,留置上腔静脉导管、下腔静脉导管和外周静脉导管的捐献者分别为149、29和40例。2016至2019年上腔静脉导管使用率分别为48.6%、68.8%、58.0%和82.4%,VIS分别为(74±49)、(51±43)、(65±57)和(49±44)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F=29.65、2.90,P均<0.05)。上腔静脉导管组VIS为(34±27)分,低于下腔静脉导管组和外周静脉导管组[(110±50)和(105±45)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器官捐献者转介时痰液标本病原体培养阳性率最高,不同年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2.52,P<0.05)。器官捐献者转介时血红蛋白、血白蛋白和血钠均处于异常水平,不同年份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结论器官捐献者转介前的临床管理仍需继续完善,除电解质紊乱、贫血和低蛋白血症外,静脉通道的选择和感染防控需得到更多关注。

中国肝移植受者肾损伤管理临床实践指南(2023版)

肾损伤是肝移植术后常见并发症,主要包括急性肾损伤和慢性肾脏病。肝移植受者肾损伤严重影响受者长期生存和生活质量,是导致受者术后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规范化和优化肝移植受者肾损伤的诊疗,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和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组织专家在《中国肝移植受者肾损伤管理专家共识(2017版)》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循证医学依据和我国临床实践经验,制订了《中国肝移植受者肾损伤管理临床实践指南(2023版)》,以适应诊疗模式快速发展的新形势。本指南重点阐述肝移植受者肾损伤定义、分类、评估以及术前、术中和术后防治等内容,并科学规范地提出了系列推荐意见,旨在优化我国肝移植受者肾损伤管理。

器官移植受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治策略与健康管理中国专家指导意见(第一版)

自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首次发现以来,截至2022年12月21日,全球确诊病例已超过6.49亿例,且死亡病例达660多万例[1]。目前我国境外输入和本土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以下简称"新冠病毒")主要流行株是奥密克戎变异株[2]。该病毒变异株传染性更强、传播速度更快、再感染率更高,在已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以下简称"新冠疫苗")的人群中易发生免疫逃避及突破感染[3]。实体器官移植受者(solid organ transplant recipient,SOTR)因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且可能伴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基础性疾病,感染新冠病毒后重症率和病死率均高于普通人群[4]。

早期肠内营养对重症肝炎肝移植患者术后恢复的影响

目的 探讨早期肠内营养对重症肝炎肝移植患者术后恢复的影响.方法 本前瞻性研究对象为2012 年6 月至2014 年4 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行同种异体原位肝移植的32 例重症肝炎患者.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符合医学伦理学规定.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随机分为肠内营养组和肠外营养组.其中肠内营养组14 例,均为男性;平均年龄（42±9）岁.肠外营养组16 例,男14 例,女2 例;平均年龄（44±10）岁.肠内营养组术后1 d 经胃空肠管注入温水、乳果糖,术后2 d开始使用肠内营养混悬液,并逐渐加量至1 000 ml/d,同时逐步减少肠外营养;肠外营养组术后即给予肠外营养,两组均待肠道功能完全恢复后开始正常饮食.分别于术前、术后1、10 d 抽取静脉血检测两组患者肝肾功能.观察患者术后2 周内胃肠道功能恢复情况、肝肾功能及感染发生情况.两组观察指标比较采用t 检验或秩和检验,率的比较采用Fisher 确切概率法.结果 肠内营养组患者术后胃肠道功能恢复时间为（6.1±1.4）d,明显短于肠外营养组的（10.6±3.8）d（t=-4.21,P〈0.05）.肠内营养组患者术后10 d 的ALT、AST、TB、前白蛋白、尿素氮（BUN）中位数分别为106（50～163） U/L、62（27～135） U/L、67（35～116） μmol/L、201（105～389） mg/L、12.5（6.4～18.8）mmol/L,与肠外营养组的276（46～716）U/L、119（33～447）U/L、131（89～391）μmol/L、162（103～238）mg/L、26.1（12.9～37.6）mmol/L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3.76,-3.15,-4.01,2.93,-3.79;P〈0.05）.术后2 周内肠内营养组感染发生率为43%（6/14）,明显低于肠外营养组的69%（11/16）（ P〈0.05）.结论与肠外营养相比,肝移植术后早期肠内营养能促进患者胃肠道功能恢复、改善肝肾功能和营养状态,降低术后感染发生率,有利于术后恢复.

供者管理模式对器官捐献结局的影响

目的探讨器官捐献工作组(ODWG)管理模式对器官捐献结局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到2020年6月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器官获取组织接收的182例供者临床资料。其中男150例,女32例;平均年龄(42±15)岁。以2019年3月作为时间节点将供者分为ODWG组(108例)和对照组(74例)。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符合医学伦理学规定。比较两组供者捐献类型、捐献器官质量控制指标等。两组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结果本组捐献成功率为70%(128/182)。脑死亡器官捐献(DBD)供者91例,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80例。ODWG组DBD占67%(68/102),明显高于对照组的33%(23/69)(χ^(2)=18.37,P<0.05)。ODWG组器官紧急获取率为1%(1/102),明显低于对照组的10%(7/69)(χ^(2)=5.71,P<0.05)。ODWG组获取器官数295个,丢弃器官数22个,器官利用率93%(273/295),器官产出率268%(273/102),对照组相应为198个、26个、87%(172/198)、249%(172/69),ODWG组的器官利用率和器官产出率优于对照组。结论ODWG管理模式可明显提高器官捐献率,扩大器官池,是保证捐献-移植安全有效的方案。

鲍曼不动杆菌感染和耐药性分析

目的探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鲍曼不动杆菌感染及耐药情况。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6月至2014年12月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发生鲍曼不动杆菌感染的209例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男160例,女49例;平均年龄(55±18)岁。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符合医学伦理学规定。观察鲍曼不动杆菌来源、病区分布及耐药性。耐药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及Bonferroni法。结果全院共分离出236株鲍曼不动杆菌,其中分离出最多的科室为肝移植科(50株,21.2%),其次是康复科(34株,14.4%)和外科ICU(21株,8.9%)。3个病区中鲍曼不动杆菌主要来源均为痰标本,分别占各自来源的84%、76%、71%,且均对临床常用抗生素有较高的耐药性。肝移植科鲍曼不动杆菌对磺胺甲噁唑的耐药率为76%,明显高于外科ICU的33%(χ2=11.60,P<0.017)。结论我院鲍曼不动杆菌检出最多的科室为肝移植科,其次为康复科和外科ICU,痰标本为其主要来源。3个病区检出的鲍曼不动杆菌对常用抗生素均具有较强的耐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