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法国骚乱后的法国移民政策研究

2005年法国骚乱凸显了法国政府在移民问题上的治理危机,作为其移民政策的共和模式亦受到广泛质疑。本文以2005年法国骚乱为切入点,研究法国政府在2005年法国骚乱这一少数族裔群体性事件爆发后,做了哪些政策调整,以及这些调整能否有效地应对2005年骚乱凸显的问题。2005年法国骚乱后的法国移民政策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在对外的入境与入籍政策上进一步收紧,在对内的移民社会融入政策上注重从移民个体和群体两个方面促进移民的社会融入。但总体而言,新政策虽有局部微调,但本质不变且还有加强,技术层面上的变化并不意味着价值层面上的变革。

产业转移背景下广西工业园区发展的对策思考——以北海工业园区为例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东部发达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我国掀起了新一轮由东向西的产业转移浪潮,而工业园区是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平台和载体。从北海工业园区的发展可知,我国工业园区在产业转移背景下的发展面临着诸多问题,对此,应发挥中介机构和企业在招商引资中的作用;明确园区定位,走特色化、差别化路线;加强园区政府服务和监管力度;注意对中小企业的孵化,特别是加强金融方面的扶持。

少数民族地区农会在培育乡村公民社会进程中的独特意义——对广西壮族聚居山区钦北区新棠镇荔枝协会的调查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农会作为市场经济和村民自治发展的产物应运而生,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公民社会培育中发挥积极作用;如凝聚原子化的村民个人,唤起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以乡村社会组织形式制约基层政权,防范行政权力对村民利益的侵犯。此外,还有助于协调乡村社会关系,化解乡村社会矛盾,促进乡村秩序的稳定和谐,减轻基层政权的压力,并建立起农会自身的权威。

互联网+背景下高职院校专业课程教学改革探析

"互联网+教育"需要更新传统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在线上和线下都能获取更多知识和信息,特别是在"新冠"疫情背景下,更显示出其巨大的优势。利用校内网络资源学习平台这个有利的条件,将课堂、课程和课本实现"互联网转变",课堂内容上传为网络资源,传统课堂变身为翻转课堂,逐渐由课堂教育向"互联网+教育"转变。

高认同与高冲突:反思共和模式下法国的移民问题及其政策

在法国,一方面移民少数族裔对国家的认同度较高,而另一方面却频频发生移民冲突。法国政府处理移民少数族裔融入问题的政策模式,即共和模式,是造成这一"高国家认同、高族群冲突"逻辑背反的现实困境的重要根源。共和模式强调法兰西共和国的价值观,只承认个体的公民权利,制度性地否认移民少数族裔的群体身份在政治和法律上的存在。从政策效果而言,共和模式能够有效同化移民个体,因此移民少数族裔对国家认同度较高,此即"高国家认同";然而,另一方面,共和模式使得国家政策无视结构性歧视、大众歧视以及移民少数族裔政治参与的弱势,未能有效解决移民融入的障碍,从而导致移民冲突频发,此即"高族群冲突"。共和模式难以克服其内在困境。

民粹主义的蔓延与欧洲的未来

十年前，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只是星星之火，迄今它已呈蔓延之势。以2014年5月欧洲议会选举为标志，欧洲民粹主义群体性崛起。2016年，英国通过“脱欧公投”拉开脱离欧盟进程、意大利宪法改革公投失败、奥地利总统选举在绿党与极右翼之间角逐扣人心弦，以及早已觊觎总统宝座的法国国民阵线民意支持率蹿升等，无不标志着欧洲已进入民粹化时代。

民族主义、政治危机与选民分野——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的崛起

在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大幅崛起。极右翼政党具有族裔民族主义的实质属性。欧洲议会选举显示,欧洲选民分野从阶级分野向族群和地区分野转化,极右翼政党是得益于该政治转向的族裔民族主义政党。从供给—需求模型的角度看,极右翼政党崛起的供给因素主要在于极右翼与民族国家共同体构建模式的契合,以及主流政党在移民问题上内化了极右翼的主张,共同(合流)趋向极化;更为重要的是需求因素,即与民族主义紧密相关联的、由其产生危机的民族国家模式、代议制民主、福利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四方面的共同放大作用,急剧增加了欧洲选举市场中对族裔民族主义政党的政治需求,从而导致极右翼政党的崛起。

多源流模型下政党政治视阈中的地方分权政策制定机制——以苏格兰地区分离为例

在没有诸如暴力冲突等压力,且担忧地方分权会加剧分离风险的情况下,国家为什么还要制定在民族主义地区实施的地方分权政策?既有理论对于英国苏格兰的地方分权这一重要案例未能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笔者运用并发展公共政策经典的多源流模型,基于一手史料,发现地方小党——苏格兰民族党的崛起固然是促使国家决策者即全国性大党——保守党和工党由反对转为支持地方分权政策的必要条件,但“扣动扳机”的条件却是小党崛起对大党构成的政治压力,包括由大党在选举竞争中的激烈程度或票仓分布所影响的选举压力,以及执政党处于少数政府困境而需与小党联盟的执政威胁。

美国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决策机制及其困境

美国未能有力遏制新冠肺炎疫情,遭到疫情的沉重打击,与美国政府应对疫情的决策机制及其困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决策机制在结构上受到政治制度的决定性影响。美国政府应对疫情的决策机制由纵向和横向双重分权制度所决定。纵向上,联邦制决定了各州及地方政府掌握州内疫情应对的决策权,联邦政府则在国际和州际的疫情防控、给各州提供资源支持方面拥有决策权。横向上,分权与制衡使得联邦和各州的立法、行政及司法分支都拥有不同方面和程度的疫情应对决策权。在双重分权的阴影下,美国应对疫情的决策机制困境在于:面对国内的突发性重大危机,联邦制使得应对决策难以"全国一盘棋";分权与制衡使得重大应对决策难以迅速做出,决策司法化突出;双重分权使得决策受到高度制衡,相互嵌套,政党极化加剧,决策机制难以迅速做出有力的、科学的决策。在决策机制困境这一结构性限制下,特朗普政府应对能力欠缺和政党极化加深了美国应对疫情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