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QCA方法的智库成果决策采用撰写要素及其组态研究

[目的/意义]智库成果决策采用的关键在于撰写,但是鲜有文献对智库成果撰写要素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在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的驱动下,有必要对决策采用成果的撰写要素进行系统解析。[方法/过程]基于智库成果撰写,提炼出研究选题、开篇导言、数据信息、调研分析、解决对策、上报时机6个要素,以湖北发展战略研究院64篇咨询报告为考察样本,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探究撰写要素是如何共同作用、多重互动影响智库成果决策采用的。[结果/结论]研究挖掘出智库成果决策采用的4种典型撰写要素组合,社会热点与政策方针的撰写组态不同,良好的开篇导言有助于增强决策部门对于政策选题的关注,切实具体的解决对策增加了热点选题的采用机会。调研分析和解决对策在其他条件的配合下,可以更大程度地促进智库成果决策采用,数据信息并未发挥显著效果。此外,决策未采用的组态路径也不是决策采用的反向表达。

新型智库成果产出的影响因素与组态路径

文章分析影响新型智库成果产出的多种因素及其组态路径,为促进新型智库成果产出提供借鉴。从交流合作、运行机制、发展环境、人才队伍等方面选取交流互动、媒体合作、建设规划、成果考核、经费保障、转化平台、科研人员、后备人才等影响因素,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对湖北11家新型智库进行考察。研究发现:新型智库高成果产出存在7条组合路径,可归纳为3种类型:强成果考核和强科研人员、强交流互动和强后备人才、强媒体合作;低成果产出存在4条组合路径,且与高成果产出之间存在非对称性。

影响世界一流高校智库建设的组织因素及创新启示——基于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

组织形式及其发展规律是高校智库建设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国外高校智库创新组织形式为中国提供了镜鉴。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基于组织建制、组织人员、组织运行与组织文化四个因素提炼出教育背景、任职经历、管理结构、资金来源、科研模式、全职配置、成果转化七个解释变量,选取十所国外高校智库进行系统比较,分析影响世界一流高校智库建设的组织因素及其多重互动。研究发现,科研模式是影响世界一流高校智库建设的必要条件,管理结构和全职配置在其他条件的共同作用下有效促进了高校智库建设。世界一流高校智库通过广泛的成果转化提升影响力,而非取决于智库成员政府任职。研究提出,以成果为导向优化高校智库资源配置,完善全职与兼职人员管理体系,拓展中国高校智库成果转化与传播路径。

扶贫动态管理和贫困退出中的矛盾及其解决——基于湖北省徐家村贫困户和普通农户的调研分析

随着精准扶贫工作进入攻坚期,我国贫困人口脱贫进程不断加快,相对静态的扶贫管理方式已难以满足当前贫困退出工作需要。对湖北省徐家村的田野调查显示:贫困户与普通农户对于扶贫动态管理和贫困退出的意见和态度既存在相似性,也存在差异性,贫困户希望动态管理能够更加全面,普通农户则希望贫困进出通道更加畅通。扶贫动态管理和贫困退出机制不够健全,如进出机制不够灵活、动态监测指标单一等问题是贫困户和普通农户的共识;贫困户认为动态监测不全面,导致自身部分贫困问题得不到及时帮扶;普通农户认为贫困进出机制不灵活,一旦成为贫困户便可以长期占有扶贫资源,新的贫困群体则难以介入。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但要强化扶贫动态管理,并逐步构建科学规范、公平高效的贫困退出机制;还应坚持正向激励,强化问责督导,让贫困退出经得起社会和时间的检验。

扶贫资源分配和贫困退出中的矛盾及其化解——基于湖北陈村贫困户和脱贫户的调研分析

随着精准扶贫工作进入攻坚克难关键期,贫困人口脱贫节奏不断加快,如何保证扶贫资源分配的公平性与持续性成为贫困退出工作面临的重要难题。对湖北省陈村的田野调查显示:贫困户与脱贫户对扶贫资源分配和贫困退出的意见和想法既有共识也有差异,贫困户希望扶贫资源能够更加全面和深入,脱贫户则希望贫困退出与资源分配能够更加公平。扶贫资源分配和贫困退出机制不够健全,比如扶贫资源分配不够均衡,资源配置有效性不足等问题是贫困户和脱贫户的共识;贫困户认为扶贫资源配置与现实需要仍有偏差,部分贫困问题难以获取相对应的资源帮扶;脱贫户认为退贫以后受到关注的频率降低,扶贫资源获取较从前明显减少,难以得到持续的扶贫资源帮扶。为及时解决社会矛盾,巩固脱贫攻坚的不易成果,需要不断优化扶贫资源分配体系,充分发挥资源分配在贫困退出中的积极作用,尽快形成持续有效和公平公正的贫困退出机制;还要强化惩处机制,加强精神扶贫与思想引导,让贫困退出不仅经得起时间和社会的检验,更能有力带动贫困人口内生发展。

培育贫困地区青年内生发展动力的机制探究

青年群体是贫困地区长远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贫困地区产业发展的新型市场主体。随着精准扶贫进入脱贫攻坚关键期,激发青年创业活力成为完成脱贫攻坚的重点问题。对湖北广水市陈家村调查显示,贫困地区青年产业发展既面临供需不匹配、产能过剩等典型问题,也存在着探索发展新动力的制约,贫困地区青年产业发展内生动力不足。因此,要重新整合贫困地区产品、市场、产业等资源要素,形成促进青年产业创新推动机制,充分发挥精准扶贫和各类公共服务政策优势,形成良好的贫困地区青年产业管理促进机制。

民族贫困地区发展山地旅游的探索与思考——以贵州省为例

山地旅游是近年来贵州旅游的新特色。贵州山地旅游资源丰富,既有良好的自然禀赋,又有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但是山地旅游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生态与开发不易平衡,旅游品牌尚未建立,文化元素融入不足,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等问题。借助精准扶贫等国家政策的推动,结合贵州少数民族特征,以及国外先进的发展经验,该文提出加强少数民族群众参与度,突出人文生态体验,适度开发功能设施,加强互联网营销等发展路径。

农村社会关系对贫困退出机制的影响——基于湖北贫困村G村的个案研究

针对湖北农村贫困退出机制2016年的实施情况,使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对湖北贫困村G村社会关系现状的观察,深入分析了农村社会关系对贫困退出机制的影响及其机制问题。研究发现:农村社会关系复杂,退贫工作易受人为干扰;农村社会势力较多,存在利用退贫机制维护私利的情况;基层社会治理困难,退贫工作易成众矢之的;民主评议机制较为不足,退贫结果受到质疑;社会矛盾不易调解,缺少权威评判;农户之间存在攀比,导致退贫被动。最后,探讨了退贫过程中贫困户、普通农户及村委干部之间的社会矛盾及相关政策建议。

强化科技成果转化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需要新动力。脱贫面临的主要问题表现在四个方面:产学研售协同不足,缺乏利益联结机制;保障机制不够健全,配套措施亟待完善;技术转移平台落后,缺乏复合型人才;农村科普进程缓慢,农技推广难题较多。强化科技成果转化以解决深度贫困地区脱贫问题,其主要路径为: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建立健全使用机制;强化政策措施保障,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建立产学研联盟,充实成果转化人才队伍;优化升级产业结构,重点发展特色产业。

民主监督视角下脱贫攻坚工作的调查与思考——基于四川广安市的监督性调研分析

2017年11月,民族监督调研组前往四川省广安市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调研。期间,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广安市龙安乡群策村、兴平镇龙孔村、丁坝村、文明村等地,重点调研脱贫产业示范园、易地扶贫搬迁、廉租房机制等具体扶贫工作。深入观察和了解脱贫人口收入与生活状况、道路建设、集中安置点、村卫生室等基础设施和贫困村产业发展情况。并与广安市扶贫移民局、卫计委、教育局等部门同志开展专题座谈,围绕广安市脱贫攻坚经验做法、完善预防返贫机制、提高产业发展持续性、健全政府救助机制以及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提出思考和建议。

积极应对“双创”热潮下的人才缺失

引言2018年2月2日,《人民日报》公众号发布了全国42所双一流高校2017届毕业生的就业质量报告,近35万中国顶尖学子的就业去向再次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该报告显示,国企、金融机构、华为、BAT等大型单位依然是顶尖学子们的就业首选,也有越来越多的毕业生投身到基层公务员的行列。值得关注的是,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政策环境下,双一流学子的创业占比却极低,据统计,清华大学2017届毕业生选择创业人数为68人,北京大学为50人,上海交大只有26人,比起进人银行、华为、国家电网等大型单位动辄成千上万的就业规模.

强化贫困动态管理 持续提升退贫质量

在精准扶贫政策的大力推动下,2016年全国减少1000万以上农村贫困人口的任务超额完成,我国的扶贫攻坚战再次取得了不俗的阶段性成绩。但是在扶贫对象退出贫困的过程中,还是暴露出一些贫困动态管理不足的问题,这些问题也直接影响了贫困退出工作的实际成效,为今后出现返贫现象埋下了隐患。

推动湖北建立与完善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建议

2019年是精准脱贫三年行动计划的行动之年。湖北虽已全面进入脱贫攻坚收官期,但在实现稳定脱贫上仍面临着公共服务体系亟待重构、贫困地区资源有待进一步开发和保护、扶贫项目后期管理不足以及缺乏核心人才等不利因素。对此,需要尽快通过创新发展、增强开放活力、稳定收入来源、优化新型公共服务体系等方式共同建立与完善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增强困难群众发展能力,力争永久跳出"贫困陷阱"。

武汉对接“一带一路”抢抓发展新机遇的思考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是我国实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也是近期国家发展的热点问题。在国家划定的"一带一路"终极版面中,武汉成为规划中的重要节点城市,被多次提及。武汉作为中部地区的重镇,近年的发展也比较迅猛,各项发展规划都在有条不紊的开展中。抢抓"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是复兴大武汉的一次历史机遇。武汉本身具有政策、区位、交通、物流、科教、人文等诸多优势,可以为助力"一带一路"的顺利实施提供有力支持。但是武汉近年的发展也存在许多短板,城市软环境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武汉要克服困难,采取建立协同发展机制、加大政府投入、加快基础设计建设、打造信息共享平台、加紧申报自贸区、加大专项科研刻度等措施,切实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转型升级背景下实现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转型升级是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大背景。过去以人力等低成本为优势的发展时代一去不复返,民营经济在市场转型升级中遭遇到的考验更加严峻。面对日益激烈的国内外市场竞争,商品与服务更加多样,如何快速适应新常态发展环境,在技术升级与产品盈利之间谋求平衡.

新消费引领形成新供给湖北路径研究

2016年湖北GDP增速为8.1%,2017年GDP增速为7.8%,全省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整体呈现出L型走势,发展逐渐进入平稳期。投资、出口对于全省经济的贡献率有所减弱,而消费对于全省经济贡献率已超过60%,上升趋势明显,对经济发展起到良好的稳定作用。共享经济、信息消费、服务消费、旅游健康、绿色消费等新消费模式不断涌现,成为全省经济新的增长点。充分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为全省实现"率先、进位、升级、奠基"总体目标提供更持久、更强劲的新供给。

经济增长出现结构性减速下的商业银行对策研究

目前,中国经济出现了结构性调整,经济增长在较长一段时间处于减速的态势。商业银行作为传统经济行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势必会受到强大的冲击,面对新的形势,商业银行必须拿出新的发展对策,积极面对中国经济增长出现的新形势。

组态视角下红色旅游发展多元路径及区域差异研究

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新时代红色旅游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深入研究红色旅游发展路径,对促进区域发展与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中基于组态视角,构建驱动红色旅游发展理论模型,对全国31个省份样本进行定性比较分析,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红色旅游发展基础、红色旅游发展资源、旅游发展创新支撑及旅游发展生态环境等不同层面的因素条件,揭示红色旅游发展的组态路径及区域差异。研究结果证实了红色旅游发展路径的多元性和异质性,以及因素条件组合的复杂性,获得了促进红色旅游高水平发展的3条组态路径,即红色资源-品质服务融合路径、循环发展-政策引导协同路径以及生态赋能-科创媒介共促路径。研究不仅能深化学界对各因素条件与红色旅游发展之间存在的非对称因果关系的认识,还为不同区域促进红色旅游发展的创新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中国乡村旅游高水平发展模式与路径选择

乡村旅游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是促进农村消费与提升农民收入的重要动力。文章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以31个省份为样本,根据“五位一体”的政策理论,选取旅游开发与接待体系、旅游生态与环境保护、文化资源与群众文化、政府推动与监督管理、旅游经济与居民收入5个条件变量,探讨中国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区域差异与组态路径。研究发现:中国乡村旅游高水平发展路径有4条,可以归结为3种发展模式:文化价值共享模式、产业提质协同模式、创新资源激励模式;非高水平发展路径有3条,且非高水平发展路径并不是高水平发展路径的反向表达;西部省份拥有更加多元的乡村旅游发展路径,旅游开发与接待体系、文化资源与群众文化的条件组合则是中东部省份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路径。乡村旅游高水平发展需注重区域差异,优化乡村文化资源配置,促进乡村旅游产业协同互动,打造更具特色的中国乡村旅游发展路径。

扩大内需视阈下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路径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已成为扩大内需和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依托。本文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模式、路径及区域差异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存在5条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高水平建设的组态路径,可归纳为商业激励模式、美好生活模式、人口效应模式和文化引领模式。企业入驻、人口规模和营商环境的条件组合是东部地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重要路径,而中西部地区则更加倾向于营商环境、旅游发展和城市宜居的组合。因此,应强化优质企业对扩大内需与促进消费的积极作用,深入挖掘城市人文与生态资源,建设更加多元的国际消费中心特色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