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魅力与学术尊严中的哲学人生--刘同舫教授学术访谈录

多年来，刘同舫教授潜心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其对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等问题的深度探讨已以专著、论文、学术访谈和学术讲座等多种方式呈现于学界，受到学界广泛的关注。近年来，刘教授的学术核心观点较为集中地体现在其专著《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人类解放境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和《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演进逻辑》（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战略思维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新时代中国文化建设整体格局的谋划和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及其未来方向的判断,深刻体现了全局视野和长远眼光的战略思维。基于对“两个大局”双重现实语境及其互动关系的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新时代文化建设需要以呈现文化主体性为实践指向,通过探索和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文明叙事,丰富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文化章节书写。习近平文化思想秉持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守正创新原则,立足人类文明演变的历史长河,准确认识资本主义文明与社会主义文明相互交织影响的发展规律,揭示人类文明发展的未来方向在于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文明生产模式和以“文明交流互鉴”为原则的文化交往范式。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战略思维在本质上呈现出对文明时空结构的认知诉求,内在决定其能够真正破解单线论文明观的理论困局,进而创造性提出一种以平等包容的心态理解多元文明共生状态的科学文化理论。

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破解

实现现代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显著标识和各个国家的发展需要。各国现代化实践道路的多样性源于现代性的本质规定,这一本质规定内蕴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有机统一,既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也包含自身的民族特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开辟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并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现代化发展的单一模式,以资本现代化的文明面向来掩盖其剥削实质,衍生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视域。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史进程中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在坚持社会主义文明定向的基础上,拒斥了西方一元现代性叙事的强制逻辑,向世界展现出多元现代性的文明图景。

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的逻辑进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具有战略性的伟大构想,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和解释框架。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实践中,共同体理念与文化构建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共同体理念决定文化构建的起点及其发展导向,而文化构建在文明论意义上对共同体理念加以约束与调整,使得共同体理念契合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与共同体合法性的生成和确证是同一过程,社会共同体及其文明发展观在“人类主体”维度上的现实生成体现了人类共生关系的普遍性和世界性。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的表现形式,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历史积淀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科学指导,形成了“世界性”的文明特质,在目的维度上指向对世界文明格局的历史性重塑。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与文明新能量的增添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体现出当代中国推动世界文明发展进步的使命和担当。文化构建需要正确把握主体性原则,超越认识论层面的主体认知限度以汇聚人类共同意识,探寻符合人类普遍利益的共同价值。人类的共同价值内蕴着世界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公共性特质,公共性体现了社会成员共同的存在状态,公共性的凝合过程构成了共同价值生成机制的具体表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具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是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相互融合的产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超越了认知主体性的二元对立思维,在价值维度上致力于凝聚指向公共性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增添了新能量。

人类文明新形态对资本逻辑的超越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基于现实历史发展和反思资本主义文明提出的时代命题与中国方案。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根基在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要求充分调动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规训资本逻辑的恶性竞争,引导资本有序参与市场,推动资本力量的创造性转化以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需要凸显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体性,始终将党的领导摆在首位,加强执政党能力建设,强化党的领导和执政水平,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实现人类解放的文明新形式,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高扬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群众史观,以此持续赋能规训资本的精神力量。

重思马克思“消灭哲学”的经典论断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消灭哲学”的经典论断。“消灭哲学”论断中的“哲学”特指黑格尔法哲学,并非针对全部西方传统哲学。“消灭哲学”论断体现了内容和方法的双重现实性,其中“消灭哲学”和对应的“实现哲学理想”在思维方式上都呈现自我否定的特征。“无产阶级”是“消灭哲学”的必要“物质武器”,“消灭哲学”的论断以“无产阶级”作为实践主体,在理论逻辑上具备可行性。“消灭哲学”的论断与现代西方哲学推崇的“哲学终结论”存有本质性差异,实现了对“哲学终结论”的根本超越。“消灭哲学”的经典论断既体现了马克思早期哲学观的精髓,也为重建当代哲学提供了理论支撑。

重释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本质

马克思在论述辩证法的“合理形态”时明确指出,辩证法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然而,关于“批判”本质的本体论根基、理论指向以及在现实运用中的表现形式,学界还尚未达成共识。在特定的叙述语境中,马克思论述了“社会存在”为辩证法的“批判”功能发挥本质性作用奠定根基,使得辩证法的批判性在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根基上获证自身的本质地位;马克思在深入社会历史总体以揭示资本主义生成逻辑的过程中,呈现了辩证法“批判”本质的理论指向在于历史总体的批判性思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实运用中,马克思揭露了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本质对立,并在审视人与人之间差异性统一关系中形成了应然批判的现实运用方式。只有回到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与实践语境中,才能获得对辩证法“批判”本质的充分理解。

全面深化改革与新型社会关系的发展

全面深化改革与新型社会关系的发展之间关联紧密,理解这一关联性的前提在于准确把握新型社会关系的独特时空内涵。不同于西方现代化语境中传统社会关系呈现的同质性时间与占有性空间的内涵,新型社会关系具有符合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差异性与交互性的时空内涵。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新型社会关系也在不断革新自身的发展目标。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新型社会关系的发展目标应该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人民至上的立场相适应。依据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原则,新型社会关系在当前阶段的发展目标与全面深化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具有一致性,即将新型社会关系进一步提升至符合当前阶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所需的社会关系形态。全面深化改革是发展新型社会关系的实践路径,新型社会关系的发展同时也构成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发展新型社会关系,既要从整体高度把握系统部署的总体思路,也要从具体层面以全面深化改革的三重指向实现新型社会关系的发展目标,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定决心和实践魄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的当代任务及其哲学阐释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具体方案,蕴含深厚的理论智慧和哲学基础。在存在论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应当聚焦剖析文化发展的“动力因”,营造公平合理的全球化发展图式,推动多元文化交流共鉴,凝聚全球发展的思想共识。在认识论层面,人类迈向“命运共同体”的力量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需要在准确认识历史必然趋势的基础上,树立共同利益至上与“和而不同”的交往原则,秉承互惠互利的合作理念。在价值论层面,从“市民社会”到“人类社会”的转变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提供了价值立场上的理论遵循,指引其在与西方“普世价值”截然不同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高度上重构世界文明整体及其精神内核。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文化气度的形塑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内蕴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精神气质与追求天下大同的内在品格。中华文明在古今传承中映射出经久不衰的旺盛生命力,体现了文化多元化与一体化相统一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并且伴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进程而越发彰显民族性、时代性与世界性的文化精神。中华文明始终秉持人类命运与共的价值理念,批判性审思“西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比较式思维”,提出走向“合作式对话”的崭新文化气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世界文明发展的中国方案,内在潜藏关切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公共性价值共识,擘画了世界文明互鉴共赢的文化图景,积极塑造和展现出中华文化的气度。

在党的全面领导研究领域的新探索——评《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四川实践》

“万山磅礴,必有主峰。”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定海神针’”。党的十八大以来,理论界坚持与时俱进,守正创新,加强了对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问题的研究力度,涌现出了一系列高质量成果。其中,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四川行政学院)郭祚教授主编的《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四川实践》(以下简称该书)就是-个典型代表。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新发展与历史突破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智慧结晶,依托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创新和理论突破得到具体化表达。中国共产党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发展的计划经济模式,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以全面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了物质基础,实现了基本经济制度的创新。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无产阶级专政与人民民主有机结合,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并根据时代需要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理念,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制度保障,展现了国家治理制度层面的创新。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运动规律的认识,根据具体国情作出从改革开放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展现了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创新,体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孕育出伟大理论,集中体现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创新,实现了思想理论的历史性突破。

论资本主义危机的三个维度

对资本主义危机进行多维审视,是揭示资本主义症结并实现批判性超越的必由之路。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以经济危机的形式集中爆发,引发了全球发展的失衡问题;治理危机与资本主义相伴而生,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与其在世界历史中的霸权主义地位密切相关,而资产阶级及其政权在全球范围内的剥削与压迫必然导致世界秩序的失序问题;在由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西方中心主义”衍生出将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现实复杂关系转化为文化差异或文明冲突的危机形式,力图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为自身利益服务的话语霸权。资本主义世界呈现出的经济危机、治理危机和文化危机呼唤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全球范围的积极建构,以期对人类未来发展的命运予以创新性回应。

论资本主义文明的现代性困境

资本主义文明在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进程中衍生出自身无法克服的现代性问题,具体呈现为经济、政治、文化三重发展困境。资本主义文明是资本逻辑不断增殖与反噬自身的历史,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导致了人在微观领域的劳动异化和宏观层面的生存异化的经济困境。资本主义文明所宣扬的自由与平等是对市民社会现代性诉求的抽象表达,其囿于政治解放的维度而沦为虚假的意识形态,陷入自由平等的形式与实质断裂的政治困境。资本主义文明的精神困境则集中表现为理性的自我矛盾,理性作为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的精神内核却在资本逻辑主导下异化为操纵人的工具理性而必然走向虚无主义的深渊。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辩证法基础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处理文明性与现代性、文明发展的目的与手段等关系中推动形成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自觉和实践自觉,内蕴深厚的辩证法基础。在文明塑造的连贯性与阶段性相互统一的历史辩证法基础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逐步展开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自主选择和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在人民主体性与客观历史规律良性互动的认识辩证法基础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效突破了西方现代化的文明定式,确定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文明主体地位和现代化主体力量;在“两个结合”与“两种作用”有机融合的实践辩证法基础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循序推动本土文明自信与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辩证法基础在具体构建中成为不同文明有效对话和共同规范现代性的方法论基础。

黑格尔哲学在马克思哲学共产主义建构中的地位——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考察

黑格尔哲学在马克思对哲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建构中具有重要地位。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构筑起作为异化劳动的扬弃和人的本质的复归的哲学共产主义。哲学共产主义虽然使用了“本质与异化”的费尔巴哈式的话语,但不应看作是受费尔巴哈哲学影响的产物。马克思辩证吸收黑格尔哲学关于“对象性关系”的强调及其合理内核,并将其作为哲学共产主义建构的内驱动力,以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统一”超越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中人与自然的“直接统一”。在哲学共产主义的具体建构中,马克思展现出“对象性关系”中自我生成的运动过程和不断发展的“中介”思维,搭建起哲学共产主义的历史性地基。“对象性关系”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之间联系的理论枢纽,也是马克思哲学共产主义理论走向科学的重要理论地基。

蒯因的知识论范式能否验证本体论的相对性

针对传统知识论以科学知识多类型演进与语言表达式为视角对本体论相对性所提出的质疑,蒯因以整体主义知识论予以回应。蒯因将科学知识视为不断接受经验证伪和修正的系统,据此证实本体论只有相对于特定的知识背景才能彰明自身的理论意义。蒯因的整体主义知识论以实用性为准则来构建科学知识的系统,对满足本体论相对性合理需要的部分知识加以过滤和选取,结果在承认科学知识可被修改的同时否认各部分知识之间相互比较的可能性。蒯因验证策略的实质在于借用知识论的相对性为本体论的相对性进行辩护,这致使他跌入狭隘的相对主义深渊,其本体论对“何物存在”的探讨也沦为空洞的承诺。

人类共同价值建设的伦理旨趣与中国方案

人类共同价值是反映世界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的人民利益与需要,超越多层次的宗教、阶级、阶层、党派等具体主体界限的价值信仰、价值理想、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人类共同价值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伦理价值思想,集中彰显了马克思追求自由个性和全人类自由解放的价值观,并在建设过程中对普世价值及其意识形态渗透给予正面回应。马克思的伦理思想彰显“批判”与“建构”的双重维度:在批判西方传统哲学的社会伦理观念的同时提出构建以人的需要和现实实践为生成基础的伦理观,最终建立符合人的生命存在和自由解放理想的价值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共同价值具有伦理指向的一致性,体现了人类生存性、国际社会关系发展以及世界政治秩序建设的价值需要。人类共同价值建设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摆正这一历史进展方向的有效倡议,是在真实平等公正的交往环境中体现人类共同价值现实的实践依据和生存论奠基,是彰显全球伦理观念和价值形态得以创生的建构性力量。“建构性世界观”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断拓展和深化中得出的结论,是满足当前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现实需要和解除发展窘境的哲学思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践行“建构性世界观”有效方案。建设共同价值是为了化解摆在人们面前的全球化时代价值分化和精神失落的危机,凝聚人类协同并进的伦理力量来协助政治治理完成人类社会的整合,满足整个人类的根本需要。共同价值建设的主体是全人类,它依靠全人类的共同实践,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达成价值共识的必经之路。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以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为指导,立足于人的感性实践并激发人的实践自由自觉地趋向价值共识,促使价值共识成为内在于人的生命存在和实践发展的本质力量,有力推动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建设。

资本逻辑的内在张力及其解放方案

资本逻辑及其批判是马克思哲学研究的重要维度。世界历史进程内蕴世界市场的生成,世界市场的发展构成世界历史演进的基础,两者内在的时空辩证关系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时空维度中的总体存在状态,本质上指向资本逻辑的时空双重维度。资本通过世界市场使得其抽象统治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全面实现,在凸显资本主体性的同时消解和遮蔽了人的主体性,导致“个人受抽象统治”的异己性力量的生成。西方学者对资本逻辑的诊断呈现为回到“前现代性”、走向“后现代性”以及自反“现代性”等多样化的“现代性批判”思潮,但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逻辑的现代性危机。马克思在“解蔽”和“澄明”的双重进路中利用资本自身的内在否定性提出了辩证扬弃资本逻辑的科学解放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