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陂鲁台山M30与西周康王时期铜器墓

鲁台山M30是1977年10月至1978年1月黄陂县文化馆等单位,为配合滠水改道工程而发掘的墓葬中的一座,发掘简报见《江汉考古》一九八二年二期,此外,陈贤一和涂高潮两同志还就墓葬的时代与有关问题,发表了专题文章,读完简报和文章,不禁令人油然生敬。频年以来。

静方鼎等三器是西周昭王十六年铜器

本文根据■叔鼎、■叔簋及静方鼎铭文,结合文献资料及静方鼎所反映的月相时日,考订了上述三器的制作时代为西周昭王十六年。

西周懿王时期纪年铜器续记

本文对元年伯吕父盨、十六年士山盘及廿三年倗伯爯簋的时代进行了考察,认为它们分别属于懿王元年、懿王十六年及懿王廿三年。

西周孝王时期铜器的初步清理

过去我曾讨论了西周武、成、康昭、穆、共、懿诸王~①及文王迁丰至武王灭商前后时期的铜器~②,现在接着讨论西周孝王时期的铜器。文献中有关这个时期的记录较少,不利于把铭文涉及的内容与文献对勘,但自共王以后,带有纪年铭文,特别是带有年、月、月相和日干铭文的铜器多了起来,确定了这些纪年铜器的时代,就为判定各该王世的铜器树立了标尺,这个龙越性却是前一阶段铜器不能比拟的。

试说甲骨文中的■字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下列诸字:(一)■(《铁云藏龟》二○八·三)■(《殷虚书契前编》四·二四·一)■(《殷虚文字缀合》五八)■(《殷虚文字乙编》八九九八)(二)■(《甲骨续存》二·三一)■(《殷虚书契前编》五·三八·三)(三)■(《殷契粹编》一○二○片)

西周宣王时期铜器的再清理——[附]共和及幽王时期铜器

过去我讨论过西周武王至历王时期的铜器[1],还讨论了文王迁丰至武王灭商前后时期的铜器[2],现在接着讨论宣王时期铜器。与前一阶段相比,讨论这个时期的铜器有一个显著的优越性,即自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后,我国已有了可信的纪年,一件铜器如果具备了年、月、月相和日干,就可以直接与近人所推定的历表对勘,从而确定它的时代,这项工作我已经试做了一次[3],但过去只涉及了纪年铜器的时代,对于它们的形制、花纹、铭文的内部联系,以及其他一些不带纪年的铜器未作探讨,本文试图结合这些因素再作一次清理。

我是如何推出西周300年的

众所周知,我国有确切的纪年始自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共和以前王年无定说。据近年统计,仅武王灭纣之年就有44种之多,而西周诸王在位年数也有40多种说法,其中有相同的。

微氏家族铜器与西周铜器断代

1976年12月,扶风庄白大队一号西周窖藏出土了一百零三件铜器,这批铜器中,许多带有"(?)"这个符号。在殷周铜器上,有许多符号,有的同志认为:这种符号是家族的族徽,但也有人持不同意见。由于在这批同一个家族,但为先后不同世代的成员制作的器物上,都出现了"森"这样同一个符号,由此可以进一步断定,这种符号确实是代表家族的族徽了。这批铜器中,初步研究属于一个家族成员的铜器有五十五件,它们记述了不同世代的次序,连接起来就可以得出这个家族七代人的世系:

伯■父盨铭与厉王在位年数

1978年9月,陕西省岐山县京当公社贺家大队凤雏村发现了一批西周铜器(简报见本刊11期),这批铜器共五件,出土于一个西周窖藏中,计:鼎一、段一、甗一、盨二。两件盨的大小、形制及纹饰均相同。五件铜器中,只甗和盨有铭文,而以盨的铭文最为重要。两件盨的铭文是相同的,每一件盨的器、盖铭文又相同,只是行款略有差异,铭文如下:

凤县古文化遗址清理简报

一、遗址的位置及发现、发掘经过遗址在陕西省凤县龙口村郭家湾附近,位于南北二个相邻的台地上,西滨嘉陵江(当地农民称为县河),川陕公路由此通过,把南北二台地各分为东西两半,北台地的东半部分,调查时没有发现灰层。为叙述方便,我们把南台地的东西二半称为东西二台地。遗址范围,已勘查部分,北台地约44,000平方公尺,南台地约25,000平方公尺。

“隞都”质疑

1961年《文物》第四、五期合刊"试论郑州商代城址——隞都"一文,以较多的篇幅描述了郑州商代遗址,断定:它就是仲了迁隞的都城(隞、敖、嚣均同)。1961年第8期《考古》刊载了安志敏同志"关于郑州‘商城’的几个问题",对原文中的有些问题,特别是地层叠压打破关系,前后发表的文章中有不相符合之处、提出了质询。我们除了同意安志敏同志所提的儿个问题外,还有几个问题也想提出来,进行商榷、探讨。

广西云南所见古文化遗址

一九五七年三月下旬至六月中旬,文化部文物管理局派出了一个工作组到广西云南了解文物工作情况。工作组由古建所祁英涛、纪思、杨玉柱、宋森才及文物局刘启益五人组成。前后约三个月,经历了广西省的容县、玉林、贵县,桂西僮族自治州的扶绥、忻城及云南省的昆明、姚安。

略谈卜辞中“武丁诸父之称谓”及“殷代王位继承法”——读陈梦家先生“甲骨断代学”四篇记

陈梦家先生在"甲骨断代与坑位"——"甲骨断代学"丁篇一文中列举了见于武丁时代卜辞中武丁诸父的称谓自甲至癸者共十名:

考古材料的运用问题

近来,有关探讨古史的著作里,引用考古学的材料越来越多;中学历史课本中,考古材料的比重也加多了;在考古论文中,也有很多拿其他地区的考古材料来作对此说明的例子。历史工作者运用古代物质文化资料,以补充文献的不足;考古工作者把一些发现的地下材料联系起来,去说明更多的历史问题,这都是好现象。肯定地说,在这方面的工作目前做得还不够,还应该予以更多的努力。但在另一方面,也要防止不把考古材料的时代及其基本内涵弄清楚,便进行联系。

一九五四年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址與遺物

一九五四年是祖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第二年,配合基本建設保護文物的任務較過去任何時期繁重,發現文物的地區較過去广泛,發掘的規模也比過去龐大,新的考古材料日益不斷地湧現出來。現在我們把報刊已發表了的和手頭所獲得的有关新石器時代遺址與遺物方面的资料,初步作了一個簡要輯錄;但由於了解的和掌握的崞县衛村西南,定襄東關,山西西北五寨南峯台梁,恆山區廣靈縣蕙花村等地發現了灰陶文化遗址,採集石斧、石刀、石環及各種紋飾的陶片(文參,一九五四年第四期)。河曲二月,省文管會在石墕城發現遗址一處,採集石器、陶鬲足、彩陶片及灰陶片等(文參,一九五四年第四期)。

许顺湛著:“灿烂的郑州商代文化”

考古学材料,一方面供给专业人员研究社会历史的真实面目,揭发社会发展的规律;另一方面也应通过通俗的敘述,使广大群众从物质文化演进的角度上,了解祖国历史的过去。因此,我们不仅需要考古学的专门论著,也需要一般的通俗读物。目前,关于前者出版了不少刊物,取得了很大成绩;而在后者的工作上,还有待更多的努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清除考古學研究中的資產階級思想

编輯同志: 在目前批判我國考古學研究領域中的資產階級思想,是很必要的。我國的考古科學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裹發展起來的,因此正如尹達同志在"悼念梁思永先生"一文中所說:"在中國考古工作的進展中,在中國考古學的理論深處,到處都套上了帝國主義的枷鎖,打上半殖民地性的烙印"。雖然,幾年來我國的考古工作者和全國其他工作崗位上的知識分子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