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史记·晋世家》和司马迁的“春秋”

在《史记·晋世家》的编撰中,司马迁自由支配和运用着《春秋》三传。司马迁主要依靠《左传》,但在试图重述某些事件时,常常会综合参考《春秋》三传,其中一些文本重述融合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春秋》经传。这种文本重述通常涉及缩写原文,但有时似乎不够细致,以致于《史记》相关记载的语意表达会模糊不清。由此推测,在《史记》的编撰过程中,有助理或抄写员参与其中。另外,司马迁的时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所谓“文本”,而只有口述传统和各种不便携带的书写载录(在丝绸或竹简上),司马迁所理解的“春秋”就是他所研习、记诵并阅读的与经典文本《春秋》相关的所有书面和口述文献。

以文资史——以欧阳詹为例

通过比较四种载叙唐代文人欧阳詹生平的文献可知,唐代的三种文学文献即韩愈的《欧阳生哀辞》与《题哀辞后》、孟简《咏欧阳行周事》的诗序以及李贻孙的《欧阳行周文集序》,是宋代官修《新唐书》“欧阳詹传”这一历史文献的重要源文本。以里法特尔(Micheal Riffaterre)的传记“三体系”理论观之,唐代的三种文学文献分别侧重于投射作者的自我关怀(道德体系)、呈现传主的常人本性(人性化体系)与赋予传主以卓越之能(主角塑造体系),而官方正史“欧阳詹传”则遮蔽了源文献的观点和叙事偏重。同时,三种文学文本通过“他者”之声所呈现的历史情境,与欧阳詹本人作品所折射的历史片段,相互应和而拼接出欧阳詹的生平图景,显示出文学文本作为作家生平传记源文献的重要性。所以,新批评理论中将文学文献与历史文献加以区分的做法值得进一步商榷。

如何阅读四言诗的经典——《诗经》

《诗经》是中国诗歌的源头。《诗经》中的风、雅、颂,其体裁界定并不明确,诗歌来源也存在着争议。这就给后世读者留下了许多想象空间,而不同的读者对于同一首诗也会有不同的解读。与和《诗经》同时期但今仅存残篇的许多希腊诗歌一样,《诗经》中的许多作品也因缺乏语境而令人感到困惑,因此读者往往会寻找上下文加以解读,例如将《诗经》中的爱情诗当做政治诗来读,就深刻影响着数百年以来的读者与作者。但《诗经》中大多数杰作或者自带历史背景,或者不需要语境化解读。《诗经》的各种主题尤其是其语言,是后世乃至今天无数诗作的典范及典故来源。对现代读者来说,《诗经》中的许多诗篇因其意象简单又纯美、意蕴复杂又晦涩,仍然充满了理解的张力和解读的潜力。

王巾《頭陀寺碑文》:佛教駢文一例

《頭陀寺碑文》作爲王巾的代表作被六世紀著名的文學總集《文選》收録。以它爲代表的駢文作品以最文雅、精巧的方式書寫,爲六朝時期的南方文人所接受的怫教思想内容提洪文獻依據和佐证,并對某些怫經與中國怫教作品的普及性以及文人善把佛教教義與本土傳統相聯系的偏愛予以確認。《頭陀寺碑文》除囊括《文心雕龍》中所舉言對、事對、反對、正對等四種對偶類型,還有一種對偶句式值得注意,這些句子把怫教的觀念、典故擬配於儒家或道家的觀念、典故,從某種意義上説,它屬於“格義”的一種。王巾與六朝其他佛教作家通過這種媒介來傳達佛教思想與中國本土傳統思想的類比,但這種修辭手法至九世紀已呈衰退之勢,逐渐爲文人所棄。

日本汉学家泷川龟太郎对《史记》研究的贡献

在学界眼中,日本汉学家泷川龟太郎至少有三种形象。中国学界眼中的泷川,对《史记》的研究有贡献,但又因其研究多有谬误而常常受到质疑。日本学界眼中的泷川,不论是作为老师还是作为学者都备受尊崇,泷川的《史记》版本更是取代了《史记评林》,成为日本大多数《史记》研究和翻译的底本。欧美学者眼中的泷川,有着极为崇高的学术地位,其《史记》版本亦是欧美学者翻译与研究《史记》的重要参考文献。这三种泷川形象,反映着中国学界、日本学界和欧洲学界对泷川《史记》研究的不同评判和不同程度的接受与认可。但无论如何,泷川龟太郎对《史记》的研究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其著作在当今的《史记》研究中已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