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委会权力运作嬗变下的村庄治理——以皖中DG村“老板”村干部为例

村庄权力研究是透视乡村社会性质的重要视角和理解村庄政治的基础。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法律对村委会权力虽然有着明确相关规定,但村委会法定权力和实际运作仍然名实分离,因此,"老板"村干部主导下的村委会权力运作模式应运而生,从而导致村民自治被事实上的"村组织自治"所置换。在这种模式下,面对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各种治理压力,村委会("老板"村干部)依赖所拥有的资源,选择和使用相应的方式,利用组织起来的各种力量——村干部、离职村干部、党员、积极分子、有影响力的村民以及普通村民——形成紧密联结的利益网络,来应对和解决自身面临的治理困境,并积极争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各种机会。诚然,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村庄的经济发展,然而,对于村庄民主政治的发展却是"险"多于"美"。因此,要构建相关的制度框架,对"老板"村干部的权力运作进行严格的规范、约束。

匮乏阈限内的政府默许:个体弈争模式——以A市B区L庄城中村为例

在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原处城郊的自然村落被城市环境包围或者半包围起来,但仍保持着村落的形态,形成了"城中村"。大约从20世纪末开始,"城中村"日益被学者们所关注。但整体而言,现有多数研究停留在对城中村物质环境和社会问题的描述层面,只是静态地讨论城中村的现状,对村落的历史变迁、这一进程中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变化,以及共同体在村落走向衰亡过程中的作用,缺乏细致的讨论和深入的反思。本文通过对A市B区城中村"L庄"拆迁过程的个案研究,探讨在村落共同体的衰落的过程中,村民在拆迁过程中逐渐由希望回迁的集体诉求转向以争取经济补偿为目的的个体弈争过程,理解在"匮乏阈限"状态下,村民个体、无序、离散、自利的"弈争"行为,如何得到国家权力的默许与认可,并形成了特有的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本文一方面关注国家权力在村落拆迁过程中的具体运作方式和过程,另一方面分析村民面对被拆迁境况的心理和行为,以期全面深入地理解拆迁与抗争如何发生,及其匮乏阈限下的国家默许—个体弈争模式对村民社群乃至当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和意义。

社会组织与城市社会基层治理转型研究——一项基于上海市T街道的个案研究

在社会管理创新、转变政府职能、新时期社会组织体制建设等一系列宏大叙事的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以"小政府、大社会"为初衷的社区建设持续推进,其突出的表现便是在街道办事处机构外围,发展了数量庞大的"社会组织"。一些基于国内不同地区社会组织产生、发展和运行的经验研究表明,在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政府治理转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线性因果联系,通过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就能促进社会治理转型的论断过于简单和理想化。本研究通过描述上海市T街道市政工作中的物业管理,民政工作中的社区建设以及基层党建领域引进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个案,分析了各个项目产生的基层治理背景,以及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各社会组织与街道办事处、居委会以及其他基层自治群团组织之间的交往和互动关系。通过建立起基于条块关系、街居关系和基层党建三个维度的基层治理实践制度分析框架,初步考察了社会组织介入基层社区治理对于T街道治理模式的实质作用和潜在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