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透明度与主权债务成本

本文分析了在确定主权债务成本方面看似发挥重要作用的因素。具体来说,我们评估了透明度、腐败程度、公民对政治人物的信任度以及信用评级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主权债务利率。为此,我们建立了透明度指数,把2007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经合组织)/世界银行预算数据库中的条目与经合组织预算透明度的最佳做法进行对比。我们还采用了国际预算合作组织的开放性预算指数以及非线性变换的指数来检验我们的假设。此外,我们对2008年103个国家的样本使用了几个控制变量。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预算透明度、政治信任度以及信用评级越好,主权债务成本就越低。最后,与预期相符,腐败程度、预算赤字、经常账户赤字以及失业率越高,主权债务利率就越高。对实践工作者的启示本研究对于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的专业人士的意义有两方面。首先,尽管信用评级引起了很多批评,但是很显然,评级越差,政府的融资成本就越高。因此,政府应该增加那些影响主权债务信用评级的指标。其次,政府应该变得更透明,因为透明度会降低欺骗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改进决策,进而降低债务成本。透明度会降低政府与金融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进而减少投资者所要求的价差。

增强治理而非推进民主:地方政府采纳参与式治理的原因

参与式治理的创新已经受到广泛的讨论,但其实施却鲜少得到检验。本文试图解释在既有民主制度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为什么要采取参与式治理。我们运用2000—2012年1505个瑞士城镇实行微型公众协商(min-publics)的数据库来验证5个关于实施参与式治理的假设。研究发现,瑞士城镇中的微型公众协商是政策导向性的程序,只涉及一小部分市民。实施微型公众协商的城镇是那些没有"城镇大会"传统的地方,它们的公共服务存在增长压力,其特点是政治团体众多,政党和社区纽带强,且公共管理高度专业化。我们的结论是,参与式治理扩张的动力源于在集团利益强大且分裂的不利背景中提高治理水平的需求。

爱尔兰公私合营的演变:一条可持续的路?

爱尔兰1998年才采用公私合营,接受这种制度较晚。在信贷危机之前,爱尔兰采用了英国的模式,公私合营主要在运输、教育、住房/城市重建和水/污水等领域实行。在信贷危机中,公私合营一度停顿,最近它又在国内的基础设施刺激项目中重启了。本文关注作为公私合营新手的爱尔兰以及爱尔兰公私合营的实施模式和可持续性特征之间的联系。本文利用文献分析和探索性采访,考察了爱尔兰对公私合营感兴趣的原因,它不能仅仅归因于经济理性。我们考察了三种解释:自愿实施——采取英国模式是国内现代化议程的一部分;强制实施——公私合营政策是强加于公共部门组织的;以及制度的同构性——围绕公私合营的制度的创造和变化是为了协助公共部门组织获得制度合法性。所有这三种模式我们都找到了例证,而强制实施在近年变得更为重要,这可能不利于公私合营的可持续,除非自愿实施得到加强且制度能力建设得到促进。

自由化时代的产业政策:欧洲运输企业的国际化

30多年来,欧洲机构一直在致力于开放公共服务市场,这些市场传统上都是各成员国垄断管理的。以前在公共部门中运营的公司的国际化是对中央政府与国家产业之间关系的重塑。因此,在这些市场中形成比较优势,成为每个国家政治经济体中的关键议题。虽然很多学者强调重商主义策略是创造国家龙头企业的最重要的策略,但是也有人提出市场建设和追求产业目标可能是自我强化的。本文对欧盟的公共交通运输市场进行了公司层面的分析,为监管与产业政策的关系之争增加了经验证据。

哪些因素阻碍了日本公共和私营部门的职员意识到性别不平等?

尽管女性在日本劳动人口中的占比在过去30年里有极大的增长,但是收入和地位上的性别不平等依然如故。这里涉及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社会中缺乏对性别不平等的意识。本研究的目的就是探讨阻碍公共和私营部门的职员认识到性别不平等的因素,尤其是日本式的管理和文化规范。我们用职业生涯调查收集1999—2011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本研究发现,公职人员和私企员工在性别不平等的意识上没有显著的差异,但是影响他们的性别不平等意识的因素确实不同。本文还讨论了我们的研究发现对促进全日本职场性别平等的意义。

比较地方政务官与事务官对民主参与的评价:以挪威和瑞典为例

鉴于人们越来越强调地方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供应和输出,一方面公民传统上通过输入的渠道影响政府,另一方面政府的输出和绩效影响公共服务。政务官和事务官如何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本文比较了挪威和瑞典的地方高层政务官和事务官对这些问题的态度。本文分析使用的数据来自挪威和瑞典地方政府中的政治与行政领导层。我们也比较了两个公共服务部门,其中一个部门公共管理改革很广泛(养老),另一个以管制和法律执行为主(规划和建设)。分析表明,尽管政务官比事务官更加重视公民影响政府的输入渠道和能力,政务官和事务官的态度之间仍然有显著的相似性。对实践工作者的启示公共管理改革为民众提供了直接影响公共服务的新渠道,即通过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而非传统的政治途径影响公共服务。本文以挪威和瑞典自治市的地方政务官与事务官为研究对象,研究他们如何评价民众影响服务供应的传统渠道和新兴渠道。我们也比较了两个公共服务部门,其中一个部门的渠道选择非常广泛,而另一个部门的选择受限颇多。总体而言,我们发现政务官更青睐民众影响政府的传统政治渠道,而事务官对民众参与地方政府的行政事务更为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