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标共存协议的证据法分析

商标申请驳回复审诉讼中法院在商标共存协议立场与标准上的频繁转换,对于作为诉讼两造的协议主体与行政机关而言无法形成相对稳定的预期,围绕商标共存协议展开证据法分析有助于化解这一症结。按照证据种类划分,商标共存协议属书证范畴,以其文义内容发挥证明作用。通过对协议文本条款的分解与证明对象的分析,协议中的权利处分条款对私主体不存在利益冲突的法律事实以勘验文书的直接证据性质发挥强证明力,混淆及公益损害评价条款对不存在混淆和公益损害风险的法律事实因报告文书的间接证据性质仅具较低证明价值。法官针对混淆及公益损害评价条款进行事实推定具有可行性与合理性,鉴于事实推定结论的盖然性与经验法则的主观性,有必要对推定予以限制并补充其正当性的论证。

违约金调整排除特约的效力认定——兼析《民法典》合同编解释(征求意见稿)第68条

违约金调整排除特约的效力认定问题是长期困扰中国理论界与实务界的难题,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探寻私法自治与司法干预的衡平之道。如此可形成一个调和方案,即尊重契约自由,但在不予调整违约金将导致明显不公时借道契约正义,实现司法介入的“矫正”功能。《民法典》合同编解释(征求意见稿)第68条以“显失公平”规则审查特约排除条款,未考虑到《民法典》第151条“乘人之危”的主观要件,仅以满足客观要件“对待给付失衡”即认定排除特约无效,系对第151条要件和效果的修改,故不建议从“显失公平”的角度认定此类条款的效力。可基于实务经验并运用动态系统理论重构效力审查体系,以公平原则为“尺”,以对待给付失衡、意思自治、商事风险负担、违约金的性质以及违约金调整权的规范属性等因素为“度”,综合判断违约金调整排除特约的效力。

论民事调查令制度的运行障碍及完善

民事调查令制度的产生迎合了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及减轻法院工作负担之现实需要。然而,该制度不仅存在无法律依据以及持令律师取证权利属性不明之问题,且其本身程序构造不甚合理,取证效果存疑,更会与第三人文书提出命令制度重复,造成向案外人收集证据方法之制度“叠床架屋”。故应当适时废除该制度,贯彻证据收集与证据调查之主体相分离的原则,同时构建第三人文书提出命令制度与第三人勘验协力义务制度。

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制度检视与优化路径——基于100份裁判文书的分析

“大数据”时代下,如何有效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引入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有利于弥补既有规制模式之不足,对强化个人信息保护、维护公共利益极有裨益。但是,检视相应制度规范和实践案例,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仍存在起诉顺位错乱、起诉主体单一、赔偿责任适用混乱之问题。要以法律解释与制度供给为进路,确立“社会组织优先、检察机关后备”的起诉顺位、充分调动社会组织参与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明确适用损害赔偿责任和惩罚性赔偿之合法性并对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构成要件作出严格限制规定,以期制度臻于完善。

实体法和程序法双重视角下错误汇款排除强制执行的效力研究

当错误汇款至另案被执行人账户时,错误汇款人能否以“错误汇款”为由排除对被执行人财产的强制执行,法律规定不明,司法裁判结果存在分歧,无论是支持排除强制执行抑或相反的裁判之论证逻辑均存在瑕疵。从法教义学的视角分析,错误汇款人的请求权性质存在物权性解释路径和债权性解释路径,物权性解释路径忽略了转账汇款中银行的法律地位,债权性解释路径可堪合理。错误汇款返还请求权性质系债权请求权,根据案外人异议之诉的制度逻辑,案外人与申请执行人实际上不存在权利冲突,故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从利益衡量的视角考察,错误汇款排除强制执行同样正当性不足。

智能合约背景下差异化定价的反垄断法分析

智能合约的应用解决了个体级差异化定价的技术问题。作为平台经济领域的新兴产物,差异化定价被冠以“大数据杀熟”来粗略概括和全盘否定。对此,应明确差异化定价的准确内涵,进行类型化梳理和实际效果分析,架构立足于平台经济自身特点的审查分析路径。仅凭形式外观符合性和消费者福利的一元价值保护理念否定差异化定价模式的规制逻辑是不足取的,应回归反垄断法多元价值保护理念,结合经济学上的价格歧视理论,重新审视法律意义上的价格歧视认定标准;应做好市场规制法的综合衔接,确保法适用的准确性;结合平台经济发展现状,反思调整宏观监管理念;坚持市场化解决途径,构建数据开放规则,将竞争机制引入差异化定价模式。

论仅有转账凭证之借贷事实的证明责任分配——对《民间借贷规定》第17条之检讨

原告仅以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为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以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为由否认借贷关系的存在,这是司法实践中一类颇为常见却很难处理的案件,其主要待证事实往往最终仍处于真伪不明状态。针对该类案件的证明责任分配问题,各地法院曾经存在四种不同的处理意见,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6日公布的《民间借贷规定》第17条则对此作出了专门规定。但是,该条款对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之设计有违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理,不当降低了借贷事实的证明标准,混淆了附理由的否认和抗辩以及本证与反证的关系,从而造成了证明责任分配的不当,故应当对该条款予以修正。

小额诉讼一审终审制之评述

在小额速裁程序的试点过程中,存在受理案件类型单一、调撤率过高,以及当事人对小额诉讼程序选择的积极性不高等问题,而2012年修正的《民事诉讼法》绝对化地规定对小额案件实行一审终审,这一制度设计将不利于充分、平等地保障当事人权利,且会使程序的正当性基础不牢。借鉴域外的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小额诉讼案件实行简易的二审终审制并辅以假执行程序之制度设计,不失为一种合理的改进对策。

关于民事诉讼中抗辩与反诉的辨别标准

在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理论中,抗辩与反诉的辨别标准一般情况下有两个:一是,甄别被告的主张是一种防御方法还是攻击本身;二是,判断其主张是通过抗辩制度功能就可以实现,还是必须凭借反诉的制度功能才能实现。而在形成权领域,则依据被告主张的意图来辨别抗辩与反诉,即判定其主张是为了阻止原告实体权利的实现,还是为了实现自身的实体权益。以此来审视我国司法解释的规定和司法实践,可以发现,对于抗辩与反诉的辨别标准这一问题,不仅司法解释的规定并不准确,而且司法实践中的把握也存在诸多混乱。基于此,有必要以大陆法系的基本理论为依据,从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的操作标准两个层面,构建未来我国民事诉讼中抗辩与反诉的辨别标准。

民事诉讼中“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评析

《民诉法解释》第109条针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以及口头遗嘱或赠与的事实规定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以区别于一般案件的"高度盖然性"之标准。这一规定错误理解了域外国家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层次化理论,混淆了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界限。拔高此类事实之证明标准的所谓"系根据实体法的立法意图"、"维护法律秩序的稳定、保障交易安全"等理由,实际上均难以成立。在实践中,该标准的适用将会不适当地增加受害人或权利人的证明难度,并对相关民商事活动具有负面的导向功能。

网购纠纷诉讼中的消费者住所地管辖规则

互联网购物快速发展,网购纠纷诉讼相较于传统合同纠纷诉讼呈现出当事人不确定化、合同条款格式化、标的额小额化和合同履行虚拟化等特点。这使得我国传统的原告就被告、合同履行地、协议管辖等合同诉讼管辖规则受到挑战。域外很多国家和地区对此类纠纷确立了"消费者住所地管辖规则",我国也进行了一定探索。从加强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和便于管辖法院的确定等角度看,将消费者住所地作为网购纠纷诉讼管辖的一般连接点,有其合理性和科学性,故我国未来相关立法也应当明确确立这一管辖规则。

区块链电子证据的研究与思考

区块链技术与电子证据的结合是区块链技术的法律化应用又一创新,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认可了区块链电子证据的合法性。区块链电子证据产生的目的是通过区块链技术补足电子证据一些先天性弱点,但不论从电子证据的证据资格认定还是电子证据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不予采纳的理由,区块链电子证据的优势并不明确。过分的推崇工具的先进性而忽略司法实践中的问题,无益于法律与技术的相互结合。区块链电子证据存证作为一种法律工具,应当理性回归其工具价值。

论民事诉讼中的直接言词原则

直接言词原则是直接审理原则和言词审理原则的统称。直接原则强调审理案件时法官的亲历性,而言词原则强调陈述方式的口头性。这两项原则符合诉讼运行的规律,有利于发现事实真相、提高诉讼效率,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故民事诉讼法应当在贯彻直接言词原则的同时,对于某些适合于间接审理和书面审理的例外情形作出规定,并对实践中某些违背直接言词原则的行为予以有效规制。

论执行时效制度之理解误区及其矫正

执行时效是指执行依据所载的债权人之私法上请求权的消灭时效,而不应当是指公法上强制执行申请权的存续期限。债权人申请执行时,法院不应主动审查、适用执行时效。执行时效届满后,债务人作出同意履行的意思表示的,应发生时效抗辩权之放弃的法律后果,故法院仍可就债务人为强制执行。执行时效届满后双方对债务重新予以确认或达成新的履行债务协议时,亦发生时效抗辩权之放弃的效果。债权人向法院提出执行申请时,执行时效是否中断和重新计算,应根据情况作具体分析。申请执行之前达成和解协议的,发生时效中断的效果;而执行程序中达成和解协议时,因法院对本案执行程序采取中止执行或终结执行之处置方式的不同,其时效中断效力的认定也存在区别。

论生态损害赔偿磋商协议的法律性质及其争议解决路径

生态损害赔偿磋商协议的法律属性应为行政契约,将其定位为民事契约或按阶段将行政机关行为分别定性为“双阶构造解释论”,系对其性质的误解。生态损害赔偿磋商协议司法确认制度的推行会造成司法确认制度的不统一、行政救济理论的不协调,并使得磋商协议的违约救济程序趋于复杂化。应废除生态损害赔偿磋商协议的民事司法确认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以下简称《行政强制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中规定生态损害赔偿义务人应签订自动履行磋商协议条款与接受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条款。

论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十大区别

司法权运作的行政化倾向是我国司法制度的主要弊端,进行司法改革,必须深刻认识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差异,以期消除这种行政化倾向,因此本文从裁决对象、价值追求、社会功能、启动方式、权力性质、独立性与公开性等角度分析了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十大区别。

消费者团体诉讼的当事人适格问题之再探讨

基于所保护的权益的性质不同,消费者团体诉讼应当区分为公益保护型和私益保护型两种类型。前者主要表现为消费者团体针对侵害或可能侵害不特定多数消费者的权益的行为可提起不作为之诉,其当事人适格的根据应采取实体权利说,即赋予该团体实体法上不作为请求权。后者主要表现为消费者团体为受害消费者诉请损害赔偿,其当事人适格的根据应采取任意诉讼担当说,即由消费者授予其诉讼实施权。

略论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本文探讨了民事诉讼中证明标准与证明要求的区别,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过去所实行的证明标准存在诸多弊端,应当从立法上确立"高度盖然性"之标准,并进行相关制度的改革。

论反诉当事人的扩张

反诉当事人的扩张制度可以发挥同一诉讼程序一并解决相关纠纷的优势,对提高诉讼效率、实现诉讼经济、防止裁判矛盾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民诉解释》第233条将反诉的当事人严格限定为本诉的当事人之范围,不利于当事人反诉权的平等保障和反诉独立性的保障,与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必要共同诉讼制度相冲突,容易造成裁判之间的矛盾,不符合纠纷解决之统一性的要求。未来应当允许被告以原告和第三人作为反诉共同被告而提起反诉,或者被告与第三人一起作为反诉共同原告而对本诉原告提起反诉,其重要条件是该"第三人"与原当事人一方之间具有"必要共同诉讼人"的关系。

既判力论在中国的困境探析——以民事诉讼为视角

民事判决的既判力制度是维护司法的高度权威性和法律的稳定性之必然要求,但在我国却处于理论上重视而立法、实践中忽视之尴尬窘境中。造成这种状况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应当多角度地寻求其解脱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