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高中物理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

教学改革的深入已经让课堂教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课堂上教师不断武装自己,形成全新的教学新模式,能够更加明显地凸显出学生的全面发展理念和学生综合素质能力的提高。在高中物理课堂中,同样需要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到物理课程学习中,不仅发挥出自己的技能,而且能够体验物理学科的学习本质。教师在全面提高课堂教学效果的过程中,将物理学习与学生的思维能力提高相连接,培养学生对物理现象的继续探究,实现自学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特别是在物理学习思维形成过程中,抽象思维能力有助于学生解决学科难题,在形成自主学习体系的过程中,能够提高学习效率。抽象思维能力使学生对物理规律和物理现象的形成有着更加明确的追求目标,在兴趣的带领下,学生愿意去探究物理的抽象性和独特性,从而形成对物理学科的独特情感。

化解产能过剩的政策建议

首先,需要加强国有资本占比较高行业的内部竞争,适度开放此类行业。其原因在于,国有经济较为集中的行业的行政性进入壁垒较高,由于国有企业存在投资软预算约束问题,相比市场需求,国有经济占比较高行业的投资过度的可能性较大,因而国有资本占比较高行业往往存在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通过简化此类行业企业进入的注册审批手续,并且让这类行业的项目招标更加透明和公平,最大程度地降低民营企业的创业门槛,促进行业内部的竞争与创新。

中国的信用评级真的影响发债成本吗?

信用评级制度旨在通过提供真实可靠的公共信息而改善市场效率,但在发行人付费模式和评级选购机制下,信用评级机构的公信力有待检验。由此,本文基于中国债券数据研究了信用评级对企业发债成本的影响。与既有文献一样,OLS分析表明良好的信用评级显著降低了债务融资成本,但考虑到内生性问题,此结果的可信性值得怀疑。基于理论分析和计量判据,我们以各地区评级机构的竞争程度作为债券评级的工具变量重新进行了回归,发现信用评级对发债成本的经济效应明显降低,且该效应在统计上也不再显著。这表明,中国的信用评级机构并没有获得市场认可的公信力,而评级膨胀也不会真正降低企业的发债成本。

中国企业的专利行为:特征事实以及来自创新政策的影响

本文为中国专利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13年)提供了一套科学的匹配方法,并由此梳理了中国企业专利申请行为的5个特征事实。从中可以发现,2006年似乎构成了中国企业创新模式转换的分水岭,因为专利申请在企业规模、地区和行业维度上的集聚性以及出口企业对非出口企业的相对优势,都以此为界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特征。受此启发,本文以准双重差分法研究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简称《纲要》)这一重大创新政策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发现《纲要》显著促进了企业专利数量、专利质量以及TFP水平的提升,但在规模、地区和出口状态维度上却没有导致企业创新上的异质性效应。对2006年之后新进入企业与全样本企业的对比分析表明,上述“倒U型”趋势主要是由《纲要》实施后新进入企业的异质性所导致的。

“五年规划”与中国企业跨境并购

在国家产业政策的激励下,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通过跨境并购来贯彻产业政策,以在短期内实现产业升级。然而,中国企业的跨境并购普遍存在溢价高和完成率低的现象。针对此现象,本文以1991—2015年间中国企业的跨境并购交易为样本,考察"五年规划"中的产业政策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之间的关联。实证结果表明,与所在行业不受当期"五年规划"产业政策支持的企业相比,受到支持的企业支付了更高的并购溢价,平均达到8%—10%;然而,并购完成的平均概率却要低36%左右。进一步,本文发现,受产业政策支持的企业能从金融体系中得到更多廉价的资金,并从政府得到更多补贴。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本文认为,在完成"政策性任务"的激励以及金融体系等的支持下,中国企业倾向于支付高价以实现并购。然而,正是因为中国企业跨境并购的重要意图是为了贯彻国家战略,因此更容易受到被并购企业所在国的阻挠,导致完成率较低。

产业政策导致了产能过剩吗?——基于中国工业行业的经验研究

近年来,产能过剩已成为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去产能已经是政府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之一。在此背景下,本文从国家产业政策角度出发,区分鼓励类、限制类和淘汰类产业政策,剖析中国产能过剩的成因,考察各类产业政策对产能过剩的作用效果。本文首次将发改委四次出台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量化为分行业政策指数,并使用可变成本函数法估算中国33个工业行业1999至2014年的产能利用率,进而实证分析"选择性"产业政策对产能过剩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显示,一方面,产业政策对产能过剩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鼓励类政策会导致产能过剩,而限制类和淘汰类产业政策则没有显著的影响;另一方面,产业政策对产能过剩的影响具有所有制异质性,鼓励类产业政策会提高国有经济占比较高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即产业政策具有"国进民退"的效应,没有将金融、土地、人力等稀缺资源配置到民营部门,而是配置在国有部门。针对这一状况,本文进一步从行业内部竞争、地区间竞争与产业政策制定及实施等角度,提出了化解产能过剩的对策与建议。

征收碳税和发展可再生能源研究——基于OLG-CGE模型的增长及福利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OLG-CGE情景模拟,比较征收碳税与发展可再生能源在未来35年对经济增长及居民福利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两类政策都将抬高平均能源价格,但其宏观经济效应恰恰相反。如果中国逐步提升可再生能源份额至35%,短期内,能源推动型价格上涨将抑制消费、投资及产出增长;长期内,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将加速资本与劳动供给、推动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最终带动增长回升。碳税影响取决于其收入循环方式,如果用于扩大公共转移支付,将提高当前收入和消费,但不利于长期资本深化与技术进步作用:如果用于降低所得税,不仅能够改善短期收入,还将通过要素积累与能源效率改善产生持久增长效应,但却对能源结构提升作用有限。在福利再分配上,发展可再生能源对老年世代损害较小;碳税则具有对年轻世代有利的再分配特征。两类政策在宏观效果上都有两面性,中国应当依据其短期和长期的动态影响演变,建立多种手段并用且重点突出的灵活低碳发展战略,以应对未来气候变化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