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与上古学术传统——刘宗迪博士言谈录

廖明君(以下简称“廖”):宗迪兄,最近你发表了关于《山海经》研究的系列论文,对《山海经》这部古老典籍提出了与传统观点大相径庭的解释,尤其是你证明此书的《海经》部分其实讲的不是地理,也不是神话,而是上古天文历法制度,是一部被人遗忘的“天书”。

两种文化:田野是“实验场”还是“我们的生活本身”

1923年2月,中国文化界爆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科玄论战”。论战缘起于张君劢在清华大学的题为“人生观”的演讲,张在演说中对科学万能的思想倾向提出批评,力主划清科学与人生观的界限,着力提倡宋明理学。这一观点受到了以丁文江为代表的科学派的严厉批评。西方世界将这种观念分歧称做“斯诺命题”。1952年,经济学家哈耶克(F.A.Hayek)的《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出版,率先在西方文化界掀起了对于科学的反动。几年之后,物理学家斯诺(C.P.Snow)在剑桥大学做了题为“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的演讲,认为科学所应得到的尊崇和重视还远远不够。后来,人们就把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之间这种对于文化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判断的互相对立现象称为斯诺命题。今天,在一贯波澜不惊的民俗学圈内,也掀起了一场关于人文与科学的论战。最近,“民间文化青年论坛”网站关于“田野是什么”的论争,无疑可以看做是斯诺命题在民俗学界的一次强势回应。其中涉及到许多关于人文学科的学术伦理与科学哲学的问题,对于我们清理民俗学乃至整个人文科学的学术思路无疑具有积极意义。有意思的是,这场论争不是发生在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之间,而是发生在人文学科内部。论争的两个发起者施爱东和刘宗迪,都是原本出身于自然学科,后来从事人文学科的青年学者,这一论争被学界同人戏称为“石榴(施刘)之争”。论争引起了许多民俗学同人的关注,成为近期民俗学界的一个热点话题。以下为论争双方的前期论辩整理稿。

从节气到节日:从历法史的角度看中国节日系统的形成和变迁

节日系统和历法系统密不可分,节日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的观象授时制度,在成文历法产生之前,农时周期和庆典周期是合而为一的,节气亦即节日。随着成文历法的创立,由于中国传统历法制度即夏历采取的是阴阳合历,以阳历纪农时,以阴历纪年月,庆典的日期被按照阴历纪时周期固定下来,而节气则按照阳历安排,从而导致了庆典周期和农耕周期、节日和节气的分离,因此形成了与节气系统并行不悖的传统节日体系。

二十四节气制度的历史及其现代传承

二十四节气源于物候历,即根据自然现象的季节变化划分时间,确定农时,现行的二十四节气名称大都与物候和气象有关,《诗经·七月》、《夏小正》、《月令》等文献关于物候和农时的记载保存了节气制度的原始形态,直到汉代,才演变为统一的太阳历。节气制度自始至终就是农事历法,与农耕生活相始终,在此意义上,它无法保护,也无需保护。但节气制度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了中国人尊重自然秩序、追求天人和谐的古老智慧,这为它在现代化条件下的继续传承和文化创造提供了契机。

七夕拜魁星习俗的异域渊源

在东南地区闽、浙、赣、台诸省,七月七日不仅是乞巧节,还被视为"魁星生日",七日之夕,女子拜织女求手巧,男子拜魁星求功名。东南地区的七夕魁星崇拜始于宋代,是随海上贸易而来的西亚风俗与中土七夕节俗相互融合的结果。魁星崇拜源于西亚的天狼星崇拜,在西亚被视为文人保护神的天狼星,传入中国之后,就演变为主司科场功名的文运之神了。

神话、想象与地理：关于《山海经》研究的对话

一、《山经》：怪物符号学 周志强（以下简称周）：你的（佚落的天书》（以下简称饫书》）一出来，我就有幸拜读，最近看到网上和报刊上关于此书的评论，尽管基本上是正面意见，但我觉得这些评论主要着眼于你对《山海经》之“谜”的破解上，似乎并未真正把握你这本书的学术价值。我认为，你这本书尽管是从对《山海经》一书的解读入手，但你的学术野心其实远远超出了《山海经》本身，你在书的结论部分，

华夏上古龙崇拜的起源

本文证明,华夏上古龙崇拜源于原始历法的龙星记时制度,龙的原型即四象中的东方苍龙群星。龙星周天运行,春、夏、秋、冬四时分居东、西、南、北四方,正与农时周期相始终,因而成为古人了解时间和岁时的主要依据,并成为天道自然的体现,成为古人万民共瞻的神圣象征,商周二代作为王者标志的龙旗上描绘的就是龙星。龙星之被命名为“龙”(虫),则与龙星被作为昆虫惊蛰的标志有关。

七夕故事考

本文探讨了牛郎织女故事的天文学渊源,揭示了这一故事与七夕之间关系的来历,并证明七夕原本完全是一个农时节日,无关乎爱情与婚姻,更非什么中国的情人节。

民俗志与时空观的地方性

作为经典研究范式的民族志与民俗志,近些年来在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对话中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特别是在中国民间文化研究已成为“显学”的当代,随着田野调查的普遍展开,民族志、民俗志的书写也成为绕不开的一个核心话题。2006年12月16日至17日,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民俗文化普查与研究中心、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主办了“民族志·民俗志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三十多位民俗学界、人类学界的知名学者围绕“民族志·民俗志的理论与实践”这一议题展开了充分而热烈的讨论。由于篇幅所限,本期摘引的发言主要涉及“民族志”与“民俗志”的概念辨析和学理渊源、“民族志”与“民俗志”各自的学科定位、民族志的书写和表述、民俗志的地方性、多村落的民俗学调查、“在地化”研究的得失等几个方面的问题,以飨读者。

西王母信仰的本土文化背景和民俗渊源

西王母信仰在中国古代民间信仰和原始道教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现代学者一般认为西王母信仰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与流行的观点相反,本文揭示了西王母信仰的本土起源,证明西王母信仰源于上古时代的秋尝仪式,而西王母的原型则是秋尝仪式上祭拜的祖妣之神,此种民间信仰在汉代演变为以传“西王母筹”为特征的民间宗教。

西王母神话的本土渊源

西王母神话来自西方,学界几无异词。西王母神话最早见于《山海经·大荒西经》,古人因西王母见于《大荒经》世界的西方,遂认定西王母为西土之神,这完全是误解。因《大荒经》世界并非像古人想当然地相信的那样,涵括整个九州方域,它所描述的仅仅是东夷文化区内一个方圆百里的地理范围,完全与西域无关。因此,西王母完全是东方本土文化的产物,源于东方的神仙道教信仰。

重黎“绝地天通”与上古历法改革

人们一直从宗教学的角度理解著名的重黎"绝地天通"神话,认为它反映了专制帝王对祭祀权和通天权的垄断。实际上,这一神话应该在上古历法学和天文学的语境下进行理解,它反映了上古时代用天文历取代原始的物候历的历法改革运动,而重、黎之工作则系辨方正位,为天文观测确定正确的方位基准。

《山海经》与古代朝鲜的世界观

朝鲜王朝时期所绘制的《天下图》,其基本图式和主要内容都与古老的华夏典籍《山海经》所载地理知识一脉相承,可以说,这幅地图就是对《山海经》所记述内容的形象图示。《山海经》之所以对古代朝鲜影响如此之大,是因为它是世界上最早明确记载朝鲜地理的文献,它让古代朝鲜人据此来想象世界和自我,进而得以确认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价值。这种观念的背后则是朝鲜王朝对于华夏文化的强烈认同意识。实际上,《山海经》不但能证明朝鲜与中华在地理上同气连枝,而且也是古代朝鲜文明悠久、早得华夏文明真传的重要依据。从《天下图》对《山海经》中地名的标注方位不难看出,朝鲜学者为了拉近本国与华夏中心在文明和空间上的距离而对《山海经》的记载着意操弄,朝鲜王国从中获得了其他文本所无法提供的身份证明和自我满足。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下图》其实是古代朝鲜人的一幅较真实世界地图更令人着迷的精神地图。

烛龙考

《山海经》的《大荒经》和《海外经》两篇中关于夔龙、应龙、烛龙、相柳的记载,并非谬悠荒诞的神话,而是对于原始历法中龙星纪时制度的真实写照。夔龙、应龙、烛龙、相柳分别是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的龙星,四者在《大荒经》和《海外经》图式中分居东、南、西、北四方,正好对应于龙星在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方位。这一记载,为证明《山海经》与上古天文学之间的关系以及《山海经》其书的史料价值提供了一条有力的线索,同时也为理解龙崇拜及其神话与龙星纪时制度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陇南七夕风俗的异域渊源

七夕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各地的七夕风俗千差万别,陇南西和等县的七夕风俗尤为独特。比较陇南七夕风俗与古代西亚的塔穆兹祭风俗,不难发现两者之间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来自于历史上陇南与中亚的粟特人的文化交流。对陇南七夕风俗的异域文化色彩的揭示,有利于我们认识中古以来西域文化对中国节日风俗的深远影响。

翩然起舞 羽化成仙──神话丛考之二

本文通过对几则神话文本之叙述结构的分析及诸神名号的字源学考察，揭示了凤凰、鹏鸟、女娲和女魃等神话个体的文化原型。文章认为，它们都源于原始巫术舞蹈中身饰羽毛进行表演的旱巫，这一渊源决定了它们的“鸟人”形象以及止雨治水甚至肆虐为旱的旱神品格。

地理学与华夏世界观的构建

《尚书·禹贡》一直被视为华夏地理学的原典,呈现了一个华夏居中央、四夷处四方的华夏中心世界观。《山海经》是一部较之《禹贡》更为古老的地理书,呈现了一个异姓方国杂然共存、一视同仁的世界观,这是一个较之《禹贡》的华夏中心世界观更古老的“前华夏世界观”。战国时期,随着天下一统局面的呼之欲出,《山海经》的世界观被《禹贡》华夏中心世界观所代替。秦汉以后,天下为郡县,历代正史中的《地理志》与《四夷志》并存,华夏居中央、四夷处四方的世界观格局成为固定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