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与冶金:政治电影与世界记忆

全球数字文化中,到底何为政治电影?经典政治电影承认存在的合理性,在世界历史或人民记忆中占有一席之地,苏联导演谢尔盖•爱森斯坦的《罢工》(1925)与《战舰波将金号》(1925)等便属于此类。然而,当代电影的政治行为却今非昔比,人民不再疾风暴雨般地夺取政权,电影更加单刀直入地处理历史、回忆、档案,重塑“人民”的力量。而音像档案作为一种“世界记忆”,对其进行创造和加工则显得愈发举足轻重。

非电影性:电影中的政治体现

一度似乎过时的哲学由于那种借以实现它的要素未被人们所把握而生存下来。[1]——西奥多·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1973)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惨经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尽管哲学似乎变得与整个时代格格不入,但却仍得以存活下来。阿多诺认为,哲学自身并未意识到其落后与过时,同样,阿兰·巴迪乌近来更提到哲学的低靡,他将其缘由称之为“离域”,认为哲学要么在“挣扎着将自己嫁植于已有的活动譬如艺术、诗歌、科学、政治行为、心理分析等等之上,要么仅限于传承自身历史、直至本身变成一座博物馆”[2]。

现代主义无边界

帝国主义时代虽然已经终结,但其现代主义的文化却再一次引发了人们的兴趣。后殖民阶段新的力量布局让人们思考现代主义非西方历史的可能性及意义所在。随着新的"当代"概念的应运而生,后殖民批评为新的"当代"认识论构建了基础,"多元现代性"的宏伟蓝图被描画出来,现代主义被称为"没有国界的艺术"。恩维泽用黑格尔式的逻辑证明非洲当代艺术不是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拒绝,而是现代性"目的论延展"的结果。现代性不能被否定,只能被完成。

现代主义的迷失未来

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的一百年间,现代主义与先锋派一直心系未来,现代主义艺术家希望获得权力,用自己的独特方式来表现对未来的征服。然而,在二战前几年,现代主义者塑造和拥有未来的想象力与自信心受到压制并逐渐淡出人们视野,现代主义者与先锋派艺术家曾经想去拥有的力量消逝不见。当文化的焦点从未来转向了现在以及过去,现代主义的愿景就逐渐失去了它的根基,也越来越失去了自身的重要性。“现代主义”需要对未来充满信心的强大艺术家,他们坚信能为人类带来未来,但这种信仰和力量现在已成为历史。

关于审美世界主义的思考

世界主义作为一种冲动和野心,指出了人们在熟悉的参照系之外发现更多关于社会和文化世界的方式,超越了人们的当下处境和有限的人类关切,它伴随着全球化和全球文化的前景浮现而产生,通过团结和认同陌生他者的道德理想而获得动力。然而,世界主义的愿景在处理多元文化主义时遭遇了困难,因为它对人类更高层次的身份认同里蕴含着更严重的从现有文化抽象出来并分离的危险。理解世界主义,必须放弃绝对性和普遍性的观念,把它看作为一个充满变化又没有终点的动态过程,多元文化所产生的差异的情感电荷为审美世界主义和消费文化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