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选举制度与八股文的文化职能

随着科举制在明代选举制度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作为科考首场考试内容的经义、四书义,即后世所谓八股文,遂成为最主要的选拔人才的依据。然而,八股取士却不尽符合执政者的用人理想。实才、德行与文艺:实才需要借助庶吉士制度和进士观政制度加以培养,德行也只能落实为对儒家经典知识的熟练掌握;而士人对经典的解读又有严格的限定,则真正在选拔过程发挥作用的只有文艺而已。而八股文最重要的文化职能———控制和引导士人意识形态的作用,实则实现于八股文成文之前,亦即士人们潜心研读四书、五经的过程中。

明代选举制度与八股文的文化职能

科举与荐举 在洪武初年的政治体制中，科举制度并不占有重要地位，此期选举以荐举为主。征辟、荐举便成为当时最可行、最便捷的选择方式。在洪武朝的政治运作中，荐举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方丽保证了明初政权的正常运行，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政府人才储备之匮乏。此后，科举与学校相结合的选举制度则有效地弥补了这种缺失。

2017年明代散文研究成果举隅

谨奉《斯文》执行主编张德建先生之命,兹对2017年明代散文研究略做回顾和总结,目的是推介若干具有突出的创新性的学术成果,或发现一些新的学术动向,以引发学界更加广泛的关注与探讨。限于学养与识力,笔者无力做全面总结与整体判断,只能谈一些自己的研读体会,求教于方家。且恐挂一漏万,多有纰缪,祈请师友海涵。

“顺题成文”与“因体立格”——明代八股文的结撰模式及创作空间

就技术层面而言,八股文的创作是一个"拆分"、"重组"的过程:先将题文内容拆分开来,再按照八股文的体式要求调整、变化、结撰成文。"顺题成文"与"因体立格"是八股文最基本的两种结撰模式。"顺题成文"立足于题文内容,依据题文自身的叙述顺序安排文章的基本结构。"因体立格"则是根据文体格式的需要,对题文内容的顺序或逻辑结构加以调整,最终以规范的八股文体式完成表述。成功的八股文,务必兼顾题文与体式,既要准确、妥贴地阐述题文内容,又要突出八股文的文体特征。因此,如何在"顺题成文"和"因体立格"之间做选择,如何处理好题文与体式之间的微妙关系,便成为八股文作者首先要面对的难题。然而,也正是两者之间的张力关系,在"拆分"与"重组"的过程中,为八股文的写作提供了最重要的创作空间。

归有光崇尚“质实”的文学思想

崇尚"质实"是归有光文学思想之根基,"以质为文"是理解归有光文学思想"两面性"特征之关键。"实"的多重内涵生发出归有光文学思想的不同侧面。为学强调"真知力行",为文主张"文以明道",两者共同影响了归有光"经世致用"的文学观;"道事实"的创作原则,真情实感的抒发,以及"以质为文"的艺术追求,则构成了归有光文学思想的核心内容。

“本色论”的原初内涵与理论张力

近年来关于唐顺之"本色论"性质和价值的争论,实则与文学史的研究理念密切相关,即:我们应该如何妥善处理探求本义与阐发意义之间的平衡关系?结合唐顺之自身的学术思想与诗文创作来看,其"本色论"的确具有浓重的心性主义色彩。然而,其自身具备的理论张力对传统的文学思想构成了极大的冲击,并对明代中后期文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我们只有全面地了解其原初内涵与理论张力,才能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充分认识其于明代文学思想史上的重要价值。

袁中道晚年审美旨趣与文学态度转变及成因探微

本文对袁中道晚年文学思想的转变问题做出了两点补证:由“素淡”而“清寒”的审美旨趣和从“寄”到“弃”的文学态度,并将其置于万历、天启间社会思潮与文学思想的整体转变中,结合袁中道独特的人生际遇与个性特征,以及由此产生的心态变化,对其晚年文学思想的转变原因做出适度的阐释。

唐宋派“师法唐宋”辨析

“师法唐宋”似乎是唐宋派文学思想中最容易理解的部分，但其中包含了很多复杂而微妙的东西。首先，“师法唐宋”不是唐宋派作家全部的文学思想，而是其整体文学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要在与其他文学思想的相互参照中发现其意义与价值。

“自得”与“自鸣”:徐渭古文创作的个性化趋向

论者多关注徐渭'真我'说之'真'的内涵,其实更多地体现于其诗文创作中的是'我'的特征。其所谓'真我'主要是强调'出乎己',既有书写自我本来面目之意,又有别出心裁、自辟蹊径之意。'真'与'奇'构成徐渭'真我'观的两端,'真实'是徐渭古文思想的基本要求,'奇特'则是其标志性的、最具生命力的风格取向。徐渭本人将其个性化的创作倾向概括为'自得'与'自鸣','自得'是自我的生命体验,'自鸣'是独特的表达方式。自我书写的密度与强度,以及其创造性的书写方式,决定了徐渭在古文发展史中的独特地位。

从观念到文本:唐顺之古文与八股文的文体互动

唐顺之古文与八股文之间的文体互动建立在观念会通的基础上。“真精神”是唐顺之论文的宗旨与命脉,也是他对古文与八股文的共同要求。“法寓于无法之中”是唐顺之理想的法度观,包括“文之必有法”和“神明之变化”两个层面。共同的创作宗旨和衡文标准是文体会通的基本前提,严谨而通达的法度观则赋予其实践品格。在“以古文为时文”和“以时文为古文”的创作实践中,唐顺之的古文和八股文实现了真正意义的文体互动。我们可以在这一独特的文体现象中把握明代古文的细部变化及其变化动因与机制,并从中感知明代文章家探索文法的现实驱动力及其用力之所在。

明代八股文的初期形态

在从洪武到天顺近百年的时间里,八股文经历了一个长期、缓慢的发展过程。洪武初的应试文字,几乎完全沿袭了宋元经义的创作模式。此后八股文不断地向着规范化、精细化的方向发展。永乐至天顺,六十余年的时间里,八股文的各种基本特征渐趋完备。本文将洪武至天顺,即成化之前,视作明代八股文发展的初期阶段,重点考察其对宋元经义文体特征的继承与发展,及其新的文体特征的形成过程。

文学史视野下的八股文研究

八股文越来越引起明清文学研究者的重视,并渐次进入文学史的叙事框架。随着新的学术成果不断涌现,我们对八股文的认识也在逐步加深。然而,目前在主流的文学史著述中,八股文依然处于十分边缘的位置。

《文心雕龙》“八体”本义及其理论价值考辨

“八体”是在作家才性与作品风貌之关系这一特定视角下,分别从体式、事义、辞理和风趣等不同角度,探讨文学作品可能具有的两极化的体貌特征;并非简单的文学经验的总结,而具有鲜明的理论建构性;不宜笼统地称作文学风格,而应视为八种基本的语体类型。其批评论层面的价值,不只在于对语体类型的提炼,更在于为精准、细致地阐述作家风格和文体特征提供了有效的批评路径和参照体系。其创作论层面的意义,既在于引发作家对自身才性和文风的思考,又能在论证文体的体貌要求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实质上体现了刘勰对当时丰富多样的文学风貌的认知和接受,以及与其宗经思想的折中与融合。“风骨”即是这种文学思想倾向的一个生动展现。

“以古文为时文”的创作形态及文学史意义

作为明正德、嘉靖时期一种独特的创作现象,"以古文为时文"包含言辞、法度和意境三个不同的层面。言辞上,"融液经史"是最突出的特征;法度上,主要表现为:运用"寓骈于散"的行文方式,追求结构的新奇、独特,多方借鉴古文技法,务求自然、流畅而富有层次感;在此基础上,极力描摹古人神情,使文章具有一唱三叹、跌宕起伏的古文意境。我们应该更加公允地评价八股文的艺术成就,并充分认识到它对文人创作力的极大激发,及其对明清古文理论发展的推动作用。

唐宋派的分化、演变及其流派属性问题

唐宋派的文学思想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茅坤与唐顺之在嘉靖二十四年前后的往复论争,以及此后二人文学思想不同的发展走向,集中体现了唐宋派的分化与演变。唐顺之在此过程中提出的"本色论",为晚明文学思潮的兴起奠定了理论基础,却将唐宋派自身的文学思想与创作引入重重困境之中。茅坤对唐顺之"本色论"不甚透彻的理解,及其"得其神理"的创作思想,反而令其在唐宋派摆脱道学气、走向审美化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唐宋派文学思想发展的几个理论维度

唐宋派文学思想的演变主要在三个维度上展开:一、义法关系从平衡走向断裂,其后又渐趋融合;二、表现对象逐渐内移,主体心灵的地位日益彰显;三、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逐渐从"道学"向着"文学"自身回归。唐宋派诸人对义法关系的处理方式,体现了他们对唐宋以来古文创作经验的总结与承继,从中亦可看到清代桐城派"义法"理论的雏形。他们对创作主体之心灵地位的大力张扬,及其浓重的道德或心性主义色彩,则体现了阳明心学对明代文学积极的和消极的复杂影响,以及唐宋派在明代文学从重格法到重自我的转变过程中的过渡性角色。而他们在"道学"与"文学"之间的摇摆与游离,则体现了中国古代士人在价值取向上对文学创作所抱有的微妙态度,为我们深入理解中国古人的文学价值观念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

真我·破体·摆落姿态:徐渭散文的文体创格

徐渭在明代中后期散文文体的演变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在创作实践中不断地突破传统的文体规范,并创作了大量个性突出、风格特异的小品文。阳明心学影响下的"真我"观是其文体创新的理论基础,强烈的自我宣泄的创作动机是其内在的驱动力。其古文创作的"破体"现象,是明代中后期文体观念渐趋松动的重要标志。"摆落姿态"、独存"本色"是其小品文最核心的风格特征,也是他对晚明散文体貌最重要的贡献。

《文心雕龙》“杼轴献功”疑义辨析

《文心雕龙·神思》篇所探讨的文学构思,实则包括两种不同性质的创作活动,一是灵感支配下的文学想象,二是以文本为指向的理性运思。"博而能一"是文本运思的基本原则,包括"博见"与"贯一"两端。"若情数诡杂,体变迁贸,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是"贯一"的反例。"杼轴献功"与"贯一"紧密呼应,既不是指修饰润色,也不是指艺术想象,而是指选择文体、谋篇布局、组织语言的运思活动。刘勰极其重视灵感和想象,又格外强调"杼轴献功"的重要作用。他在两者之间的微妙态度,与其生命趣味和文化使命感之落差有很大的关系。

八股文文体形成考辨

八股文脱胎于宋、元经义,逐步消除论体古文、辞赋与骈文的影响,演变为一种更加纯粹的解经文体。"去古文化"是八股文脱离宋、元经义的第一步:消除论体文特征,强化解经功能,"大讲"成为文章的绝对重心。叙述方式的"程式化"是八股文建构自身文体特征的过程,"扇体"和"股体"的逐步完善标志着八股文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新文体。其中,"股体"八股文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意义单元与结构单元之间一一对应的组合关系,这是八股文区别于宋、元经义最突出的文体特征之一。语体的"排偶化"和文体的"去骈文化"并行不悖,是八股文形成过程中十分独特的文体现象。

孔子之“义”:“仁”与“礼”的承转与兼综

本文从探讨“义”与“仁”和“礼”的关系入手,细致分析了孔子之“义”的确切内涵。“仁”和“礼”分别从本然和验证的维度规定了“义”的基本内涵。“义”在对“仁”与“礼”的承转与兼综过程中得以确立,最终体现为由君子的人生素养自然而然地外化而形成的行为准则。“义”是一个实践范畴,却带有鲜明的主体性,体现于其形成方式及其对“仁”和“礼”的权衡与判断作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