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小圈子”外交的排他性本质和霸权逻辑

近年来,美国以同盟体系、伙伴关系为依托,积极推行“小圈子”外交。“小圈子”外交是指美国推动下的三个及以上国家为赢得大国竞争而进行的合作。美国“小圈子”外交的实质是美国维护其全球领导地位的工具,服务于美国界定的国家利益。美国推行的“小圈子”外交,对内控制盟友,对外打压竞争对手,以合作之名行对抗之实,危害全球治理,导致地区安全局势紧张、动荡。“小圈子”解决不了全球面临的“大挑战”,“小集团”适应不了当今世界的“大变局”。只有避免大国竞争的陷阱,跳出“国强必霸”的惯性思维,才能打破“小圈子”外交的桎梏,切实加强多边合作,走合作共赢之路。

美欧关系与欧盟对华军售解禁

欧盟自2003年起考虑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其主要推动力来自于法国和德国。法德等支持欧盟解禁的国家认为,该项禁令阻碍了欧中“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以及欧中更密切的经济关系的形成。美国坚决反对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它声称,解禁会破坏西方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施压的努力,也会危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利益,尤其是台海局势的稳定。欧盟对华军售解禁问题暴露了美欧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美国在欧盟解禁问题上施压并获成功的事实表明,现阶段,美国有能力阻止欧盟形成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因此,欧盟对华军售解禁的前景不容乐观。

“大国竞争”的美国叙事及其谬误

美国版“大国竞争”极尽歪曲之能事,其实质是“美国优先”。无论如何,美国的话语霸权都无法掩盖“大国竞争”的实质和真相。作为一种过时的观念,一种短视且危险的战略,“大国竞争”必将被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所抛弃。拜登政府只有摒弃“大国竞争”的思维和战略,才能推动中美关系尽快回到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

美国贫富差距呈不断加剧走势

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特别是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席卷全美,美国收入不平等问题逐渐成为各界热议的话题。当前,美国收入不平等问题愈益严重,占总人口1%的富人与其余99%人口间的贫富差距已经达到了上世纪20年代以来的最高点。

“美国优先”加剧了西方的安全忧虑

西方是一个历史概念,也是一个现实存在。通常意义上的西方尽管以北约为基石,但它并不乏安全上的担忧: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为视角,“看到了”一个“危险的世界”;欧洲也一直在关注并应对其所面临的种种安全威胁与挑战。一定意义上,现今“美国优先”外交政策已成为欧洲安全的一个挑战因素,加剧了欧洲的不安全。这一切将不可避免地对国际安全、跨大西洋关系及国际秩序产生深远影响。

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中美经济已深度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美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不仅会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也会危及第三方。解决中美贸易摩擦问题,中美两国必须进行有原则、有建设性、平等的谈判协商。

美国政商关系观察及借鉴

在美国的政商关系深受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两大经济思想学派的影响,由于前者的影响,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政商关系较为松散。后者强调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性,在其影响下美国的政商关系发生转变。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快发展、新兴经济体崛起,特别是受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互动合作得到加强。美国政商关系可资借鉴之处在于:政府要树立重视商业的观念;政府与企业之间要职责分明,各司其职;政府与企业应加强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协调;政府与企业应密切合作,共同谋求国际竞争力。

中国是世界经济的稳定器和贡献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对世界具有积极意义。中国目前仍是世界经济的"稳定器"和"贡献者";中国减贫事业取得卓著成效,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重大贡献;随着中国不断融入国际体系,中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中的作用也日益凸显;中国倡导共同发展理念,为推动全球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美国政府抗疫失误的表现及原因

特朗普政府应对疫情失误频频:在疫情发生前漠视专家预警;对于疫情的预测,情报界集体失声;疾控中心自行研制的试剂盒出错;淡化疫情风险以及非药物干预措施出台迟缓。主要原因在于:对于安全威胁的判断失误;独善其身的拦挡式抗疫策略难以奏效;经济与大选的考量束缚了特朗普政府的抗疫行动;白宫国安会内部应对卫生安全威胁的机制欠缺。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美欧关系的新发展

2009年1月20日，白宫易主，一度因伊拉克战争问题而惹恼欧洲人并使美欧关系陷入低谷的布什总统挥手告退，在大选期间就赢得欧洲民众普遍偏爱的非洲裔美国人奥巴马宣誓就职。美国政府更替使跨大西洋关系处于一个新的起点上，在此背景下，美欧关系如何变化引人关注．

英国“脱欧”公投引发的不确定性问题及冲击

2016年6月23日,英国脱欧公投以脱欧派获得51.9%的选票,从而赢得公投胜利的结果落下帷幕,似乎万众瞩目的英国脱欧公投终于尘埃落定。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当72.2%的英国选民为英国离开或留在欧洲投出自己的选票时,只是将公投活动付诸实施,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

实用主义哲学对美国外交的影响

作为一种在美国占主流地位的哲学流派,实用主义哲学强化了美国大众的务实传统和领导精英对务实作风的推崇,并以此作为影响美国外交的基本前提。在此基础上,实用主义给美国外交政策思想和外交战略、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在外交政策思想方面,它使现实主义居于主导地位;在外交战略、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方面,它使美国的外交战略与政策的制定以功利为目的、缺乏创新,而在外交战略与政策实施过程中急功近利、言行不一。

美欧在对华人权政策上的协调

2008年美欧峰会宣言首次涉及中国并抨击中国的人权状况,暴露出美欧在应对中国崛起,特别是中国人权问题上的协调不断加强。在对待中国人权问题上,美欧之间既有一致,也有差异。近年来,美欧不断拓展在中国人权问题上的协调渠道,加强在这个问题上的协调。美欧的协调必将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而中国对此作出明智的回应对于未来中美、中欧关系的发展至关重要。

增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中的战略定力

不确定性是当今世界的突出特点之一,这在中美关系中亦有相应体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扩散,对中美关系造成相当大的冲击。对中美关系认知负面概念化、研究局限化以及主动塑造意识不强等,是影响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主要原因。对此,我国应着力增强战略定力,全面提升在中美关系塑造中的主动性、开拓性、坚韧性,为积极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作出不懈努力。

美国霸道思维的虚伪和谬误

对内行民主,对外行霸权,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主义国家的一贯做法,但这并不能掩盖其霸道思维的荒谬性。以荒谬的霸道思维为导引,美国等西方国家必然会进行一次又一次冒险。在此背景下,国际秩序与大国关系必然会充斥着紧张与对抗,增加彼此误判的风险,从而危及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安全。

美国东亚战略调整及其对东亚一体化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末,东亚经济一体化在应对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挑战中艰难起步,并取得了长足发展。不过,东亚的一体化进程从来就不单纯是东亚国家的事情。美国作为东亚"特殊"的域外国家,其影响力不容低估。特别是奥巴马政府执政后,美国积极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对此,东亚国家的反应不一。双方之间的互动不可避免地对东亚的一体化进程造成深远影响。这种影响短期内来看,消极的成分较多;而从较长时期来看,其积极方面很可能增大。

美国对华战略误判历史考察

二战后期至20世纪60年代后期,从一定意义上说,由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误判,导致其先后不同程度上介入中国、朝鲜和越南的内战,从而造成了中美敌对,甚至冲突的局面。其结果,美国的上述干涉都以失败而告终。作为始作俑者,美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与此同时,这些干涉也给其他相关国家造成重大损失,使中美关系遭受严重破坏。考察这段历史,意在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和启示,以避免因一方或双方的战略误判而导致的中美关系悲剧重演。

美欧关系的变化与趋势

对于伊拉克战争的立场，使法德等传统盟友与美国的关系一度趋冷，但2005年以来，随着德、英、法等欧洲大国领导人的换届，美欧关系开始转暖，这种发展趋势值得关注；

2020年大选及其对美国内政外交的影响

2020年大选对美国内政外交各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美国国内政治角度来看,本次大选是对特朗普的全民公决。民主党虽然赢得了总统职位,但共和党也基本保住了参议院和州长的多数席位,并在众议院缩小了差距。从大选结果来看,没有哪个党派获得了明显优势。大选虽然基本结束,但民粹主义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美国国内的价值对抗和社会分裂仍会持续,两党内部和相互之间的博弈可能会更激烈。可以预计,即将执政的拜登政府将比较弱势,民主党的执政地位也不稳定,而“特朗普主义”仍将以各种方式对美国政治的运行发挥影响。从经济角度看,拜登政府的国内经济政策主张可概括为“三多”,即税收多、支出多和监管多;其国际经济政策主张可概括为“四重”,即重公平、重规则、重多边、重安全。总体来看,拜登的经济政策主张以经济民族主义为底色、以扩张性财政政策为特色,国家干预的成分较浓厚,其政策主张建立在民主党强调平等、公正、大政府和国际合作的理念基础之上,也是民主党更关注人权、劳工权利和环境保护等政策理念的反映。拜登政府将中国定位为合作有限的战略竞争对手,强调公平贸易,对中国仍然较为强硬。预计短期内不会取消“301”关税,中美两国的新一轮经贸谈判会适时开启;美中产业链转移和“脱钩”进程仍将继续,但速度会放缓;中美科技竞争将进一步升级,但会增加合作领域,竞争和冲突的可控性将得到提高;美国对华金融制裁会进入新阶段。在社会文化领域,2020年美国大选的结果表明,美国社会不仅向高度政治化的方向发展,而且选民群体在种族、意识形态、阶层、职业、地区、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性别等多个维度都处于高度撕裂之中。支持还是反对特朗普是影响本次大选的最重要因素,即使美国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且经济衰退严重,特朗普的支持者仍然人数众多并且立场坚定。拜登政府将面临社会多重撕裂持续恶化的现实挑战,这将使拜登政府试图在移民、医疗保险、同性恋、堕胎等敏感议题上的政策回归变得更为困难。在美国外交方面,拜登政府对外战略的目标仍然是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在本质上依然是追求“美国优先”。受民主党政治传统的限制,拜登政府在战略手段上将更多采用“间接路线”,奉行多边与综合的外交政策。在未来四年,拜登政府一方面会部分地继承特朗普政府的外交遗产;另一方面,也将按照自身的设想努力重塑美国的内外战略。拜登政府可能以“参与+遏制”这一“非特朗普方式”追求实现政策目标。此前的“接触”与“参与”的区别在于,前者期望从外部改造,后者谋求内部影响,注重在保持适度合作的基础上,从内部塑造对手的发展走向,从外部制约对手的发展空间。从中美关系的角度看,战略竞争依旧是未来中美两国互动的基调,一场美国大选难以改变美国对中国强硬施压的总体趋势。拜登政府大概率会继承特朗普政府的一些政策遗产,但由于战略重点、执政理念和行为方式的不同,拜登政府执政后可能会调整对外策略,这将使正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中的中美关系暂时得以缓和,并给两国关系的改善带来机会。两国应以负责任的态度加强对话与沟通,增进相互理解,争取重启中美关系。